爱华网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人讨伐一个叫做乌青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诗很奇怪，但是人们对于它的愤怒，超乎了我的想象，人们或激愤地觉得自己智力受到了贬低，或义正言辞觉得他是在骗钱，或老气横秋地哀叹我国文化走向了堕落。
我从前就看过乌青的诗，看过并且喜欢，有一首印象深刻的诗是《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傍晚，父亲说，兄弟们/来一个，于是/我父亲把我抛出去/我二叔把我接住/我二叔把我抛出去/我三叔把我接住/我三叔把我抛出去/我小叔把我接住/我小叔把我抛出去/我父亲把我接住/这是他们的一项常规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情感/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抛不动你了/父亲说”
当我把这首诗展示给激烈抨击乌青的人，有些人也会说：“如果他每首都是这样，就不会被骂得这么厉害了。人们觉得这首诗好，因为能够概括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表达了作者对于父爱深深的怀念之情。可是，当我们面对一篇文字，发现它超越了我们高中语文阅读理解训练的水平。随之而来的焦虑，就会让人们粗暴地拒绝，否定。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谈到物理数学化学计算机知识，遇到不懂的情况，人们会摆着双手带着崇拜和畏葸说：“我不懂。”甚至在遇到政治经济军事之类的人文学科时候，人们也会小心翼翼地说：“我不懂。”
可是，在看到晦涩的小说，不明就里的音乐，抽象的线条时，如果不是事先说明出自名家之手，人们就会嘲笑和轻视地说：“看不懂。”态度截然不同。我想，这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把文学当做一个学科，一个有历史和前景的学科。它和物理、数学一样，在不同的时期解决不同的问题，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比如卡夫卡解决了突破了托尔斯泰式的、现实主义的桎梏;而马尔克斯在看了《变形记》之后彻夜难眠，后来写了《百年孤独》，又把突破现实的界限，往前推了一步，这就是进步——写作作为一种学科的进步。而有追求的写作者，绝不会在《百年孤独》之后，重复一本《一百零一年的孤独》，而是去探索连马尔克斯也不曾企及的边界。
自然科学的学科，因为设置了门槛，而让人畏惧。而艺术，让所有有眼有耳的人都觉得自己具有评价的能力。1907年，毕加索画《亚威农少女》，五个裸女，没有远近，看不出背景，人是几何形体，正对观众的脸上，既有正面，又有这个角度下不可能被看到的侧面。
这幅画刚展出的时候，被视作一种嘲笑和暴行，艺术家怒不可遏，觉得这就像给一个活人吃猪饲料。毕加索就代表了一种进步——虽然被当时的大多数人看做退步。而乌青，也是一种进步，他突破了我们对于语言的认识。他在采访中说，要有一种“超越语言的语言”，于是就产生了“废话”，一种逻辑自洽却毫无意义的废话。
不是所有的野心，都是要做大江大海，万水千山，宇宙银河。一个罗马尼亚的大诗人索雷斯库说他的志向：“你内心必须具有某种使你难以入睡的东西，某种类似于细菌的东西。倘若真有所谓志向的话，那便是细菌的志向。”
索雷斯库有首诗叫做《雷雨》，是这样写的：“院子里/闪电在为母鸡/充电”你懂了吗?还有一类抨击“乌青体”的人，会说：这样的诗我一天能写一万首，有什么了不起?在所有的大白话中间换行就行了。可是，他们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写“蓝天真蓝”、“大海真大”这种简单而粗糙的模仿。
这正如马塞尔·杜尚的成名作，不过是在《蒙娜丽莎》的画作上，为她画上了山羊胡子，在下面写上“她的屁股热烘烘”。如果第二个人，在梵高的自画像上补上一只假耳朵，给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黏上腿毛——这看上去很杜尚，可是这样的模仿不仅毫无天分，而且毫无价值。
有一个坚定的废话体的反对者，在我给了他诸多理由之后，最后依然对一个问题耿耿于怀：到底写这样的诗，有什么意义?它不必有意义。“玫瑰即玫瑰，花香无意义。”这是博尔赫斯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