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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六年（201年）冬，“司空”曹操给22岁的司马懿下达了辟书（任命书）。司马懿借口患“风痹”半身不遂而蒙混过去。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晋升”丞相，再次辟司马懿为幕僚。也许事后曹操对司马懿七年前的表演有所耳闻，这次曹操一面公开送辟书，一面派员秘密前往探查。司马懿故技重演，再次高卧不起。然而，大雨骤降，仓猝中，他竟忘了自己是个不能自理的风痹病人，跳下床来奔向正在晾晒的书籍。这一幕恰巧被正在门外大树下避雨的便衣官吏目睹。曹操对司马懿的阳奉阴违十分恼火，决定再下辟书，并命令执行者：司马懿若再敢耍花招，立予逮捕。
众所周知，在曹魏政治史上，司马懿是个野心勃勃的夺权高手。而他在青年时代为了逃避仕途竟险些入狱，岂不令人费解？
从司马懿的家庭背景看，似乎不存在与曹操对立的因素。其父司马防早在熹平三年（174年）任尚书右丞时，便推荐了二十岁的“孝廉”曹操为洛阳北部尉，给了这位宦官子弟公开与宦官专权划清界限的机会――用五色棒击毙了一批横行京城的豪强，其中包括皇帝亲信宦官蹇硕的叔父。曹操对司马防的荐举一直怀着感激之情。四十二年后的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为魏王后，专门将司马防请到邺都叙旧。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踌躇满志，故意问：“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的回答亦不失尊严：“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开怀大笑。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自建安元年起便应辟为曹操掾属，后来官至兖州刺史，是建安时期曹操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加入曹操政治集团，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并非如此。《晋书・宣帝纪》以儒家的忠君思想予以解释：“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
的确，司马懿少年时代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长兄司马朗学术早熟，十二岁时便通过了国家的经学考试，成为正式的朝廷命官郎中。他深厚的经学根柢，对司马懿的成长也有重要影响。初平元年，司马防被迫随董卓迁都长安，年仅十九岁的司马朗率全家逃离洛阳，辗转于故乡河内温县与黎阳之间，与父亲中断联系达七年之久，独立担负起抚育诸弟的责任。司马氏兄弟在长兄的教育下，在流亡中完成了儒家文化启蒙，“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
建安初年，曹操面对周围强大的割据势力，对汉献帝的“朝廷”采取以拉拢为主的方针，重建朝仪，恢复了各种制度，并大规模地征天下名士到朝任职。出于共同需要，曹操集团与以汉献帝为旗帜的汉末名士这两种政治力量，在建安初期一度尚能和平共处，直到建安五年，双方的摩擦与冲突才趋于明朗化。
司马防追随汉献帝多年，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自然倾向献帝一派，这对其家人必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司马懿本人还没有从曹操集团得到实际利益时，儒家的正统观念、父辈的立场与青年人的“正义感”，使其一度同情汉王朝的悲惨命运。司马懿对父亲惟命是从，其拒辟行为显然不可能违背父意，恰恰是得到长辈的支持才对。值得注意的是，曹操两次征辟司马懿的前后，均发生了曹操集团打击献帝派的严重事件：其一，建安五年，国舅董承、长水校尉种辑等人推翻曹操的未遂政变遭到了严厉镇压。其二，曹操于建安十三年杀了汉末名士领袖孔融。这也应是导致司马懿坚卧不起的时代背景。
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青年时期司马懿有明显的避世倾向。据《高士传》记载，司马懿二十多岁时，曾与大隐士胡昭关系密切。然而，虽有做隐士的志向却奈何不了曹操的严刑峻法，最后只得就范。建安十三年夏秋之际，赤壁之战前夕，司马懿入丞相府，融入了建安名士群体。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而且是名法思潮的策源地。经过在丞相府长达十二年的熏陶磨炼，司马懿的政治立场与信仰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汉王朝的同情者转变为汉魏禅让的主要策划者，率直的青年儒生终于变成了“性深阻有若城府”的干练冷酷的名法派中年官僚，逐渐把儒学的“忠、信、仁、义”置诸脑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