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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是记忆青春，见证时代，感恩生活。---《幸福在哪里》
当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把欲望当作理想， 把世故当作成熟， 把麻木当作深沉，把怯懦当作稳健，把油嘴滑舌当作智慧，那只能说这个社会的底线已经被击穿，所以你们没有资格说我的勇敢是莽撞，执着是偏激，求真是无知，激情是幼稚。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幸福在哪里》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 ...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幸福在哪里》
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4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4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幸福在哪里》
该感谢男足的是，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幸福在哪里》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丢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过是说出了常识，却在颠覆真理的时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很幸运，那个时代过去了，可不意味着常识被轻松地捍卫。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您信佛吗?”我问。“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就算富人真的通过不公平不合理的手段致富了，那么我们要反对的也不应该是富人，而是法律和制度。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岸，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作为消费者，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应该举手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双手投降，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消费环境更健康、更规范。
一转眼，二字头的新千年匆匆过去十年。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变很多。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
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
生活中只有5%的比较精彩，也只有5%的比较痛苦，另外的90%都是在平淡中度过。而人都是被这5%的精彩勾引着，忍受着5%的痛苦，生活在这90%的平淡之中。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一直是一个永远本科文凭、在央视没有一张办公桌的普通群众，但是当群众不意味着没有责任，如同老记者艾丰对我所说：“小白，能够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十年前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我还有很多黑头发;十年前踢球很少受伤，现在经常受伤;十年前喝各种饮料，现在爱喝普洱;十年前绝对不会用手绢，现在二十几块轮流用。---《幸福在哪里》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假如并非如此呢?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幸福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