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为难我,但我被伤到了:我这辈子不可以做一个捡别人残羹冷炙的走狗。
原因之二便是凌一尧考研了,我想多赚钱,争取在她研究生毕业时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她读的是本校的研究生,于是我去南京找了工作,三年的同居生活开始了
房子是凌一尧找的,四十平,月租六百。我们一起购置许多东西,比如简易折叠衣橱,厨具,餐具,以及被褥。
凌一尧把两副餐具摆好,脸上满是小妻子般的认真,我躺在床上看着她忙这个忙那个,突然觉得不可思议:我十六七岁时得有多幸运才会得到这样一个小家伙的青睐!
凌一尧有时很像一个孩子,某个周末我去上班,她一个人在家睡到黄昏。我下班回来时她还抱着枕头睡着,我换拖鞋时她睁开眼睛,说:“吕钦扬,我最喜欢看你回家。”
我说“噢”
“那你什么时候最喜欢我?”
我没回答上来,她有些不高兴,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告诉她“我们并肩站在镜子前一起刷牙的时候我最爱你”
我们那段时间的生活条件很简单,早餐是熬一小锅米粥,一小碟肉松,还有两个煮鸡蛋。我们约定谁先醒谁先去做,但每次都是她先醒,我百思不得其解,她不是那么容易自然醒的人,可是我又从来听不到闹铃声。
后来我才知道,她把闹铃调成震动,把手机垫在枕头边缘,这样她就可以早起做饭又不把我吵醒。
“白痴,手机会有辐射的啊!”我埋怨道。
她说:“我就是喜欢喊你起床吃早饭呀!”
她那得瑟的模样,就像幼儿园里得了小红花等待表扬的小朋友
当时她的手机是大学室友淘汰下来送给她的,摩托罗拉的,开合时都会吱呀吱呀地响,外面的漆都掉了。我工作三个月,她的生日那天,我买了一只小的儿童蛋糕,两个人一起做了几道菜,这个生日就这样勉勉强强过掉了。
晚上,她裹着被子躺在我怀里看电视,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只盒子递给她,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我攒钱买的一部夏普翻盖手机。
她盯着那手机看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我有些纳闷,把她掰过来时才看见她的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我问道:“不喜欢?”
她还是什么话都没讲,直接搂住我的脖子,眼泪直接往我肩膀上擦,后来我才知道,前两天她同学嘲笑她的手机老土,“五十块钱卖给我都不要”,她怕我听了难过,就一直没敢告诉我。
哪怕已经相恋那么多年,凌一尧在我眼里依然是一个雅典娜,集性感,可爱,聪慧,与善良于一身。她穿着睡裙抬起胳膊晾晒衣裳;把我的脸假想成镜子左照右瞧的时候最可爱;她坐在台灯下一边写作业,一边与我讨论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她明知道行乞的人是骗子,但路过那些人面前时还是忍不住丢一枚硬币,以求自己良心的安宁。
天气转凉的时候,她开始向同学学习针织,买了毛线照着图册开始鼓捣起来,并且不允许我偷窥她的杰作。然而当作品终于完成,试穿时她才悲催地发现毛衣小了一圈,即使穿上也像猪八戒中了三个菩萨的套索似的。
我被勒得喘不过气,非常无助地看着她,她却气呼呼地拍我的肚子,说:“都怪你!养这么胖!浪费我的心血!”
为了穿上她这件开山之作,我决定努力减肥,当我觉得自己可以穿上那件毛衣,却又错过穿毛衣的季节。再后来,那件毛衣也找不着了,如今,那个为傻逼织毛衣的女孩也不见了。
大乔在镇江工作,而子石在宁波,有一次他们俩一起来南京玩,我们四人一起去吃傣妹。聊天时大乔说漏嘴了,说到当年他们俩和我打赌的事情,凌一尧的脸色顿时一沉,问我:“你追我就只是因为一个赌?”
我吓得脸都白了,因为我记得一些影视剧里这样的事情会导致女生彻底翻脸,大乔和子石也愣住了。
但凌一尧马上又笑起来,对大乔和子石说:“那你们俩说话算数,什么时候裸奔?”
子石赶紧辩解说:“等你们俩结婚了,我们就在婚礼上裸奔,好吧?”
“行。”凌一尧愉快地答应。
我觉得非常欣慰,我们家尧尧是一个开得起玩笑的好孩子,但晚上回到家里,她终于收起笑脸,要我好好解释一下那个赌到底什么意思———原来她只是不想在别人面前丢我的面子,但该清算的账一个都跑不掉。
我很遗憾当时没有趁机要大乔和子石兑现诺言,现在他们再也不需要裸奔了。
有时我觉得凌一尧挺难揣摩的,还是一次情人节的早上,我们在南京地铁站外面看到一个男人捧着一束花向一个女孩单膝下跪,当众表达爱意。凌一尧一脸艳羡地旁观着,一口气一直提着,直到围观结束才舒畅地吐出来,啧啧地回味无穷。她看得太认真,以至于不知不觉地将嘴里的豆浆吸管咬扁了,有点郁闷,我只得去便利店买了一瓶爽歪歪,因为可以拿吸管。
我以为她喜欢这种浪漫的玩意儿,于是下午下班后也买了一束花,准备找个地方让她开心一下,不料见面后我刚把花拿出来,她吓得赶紧往旁边走,低声说:“快收起来,丢人死了!”
我有些受挫,垂头丧气地跟她一起回家,不料关门以后她一边埋怨我乱花钱,一边得瑟地把花夺过去闻了又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问她为什么看别人送花表白时那么开心,她说:“喜欢看戏又不等于喜欢演戏,被人围观的时候好难为情啊,像个白痴似的。”
“那我们结婚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多人围观。。。”我问。
凌一尧想了想,居然露出紧张的神色:“是啊,还真是一道坎儿,我现在就得开始做心理准备了。”
凌一尧读研三的时候,她家里开始给她介绍对象,反复几次之后她终于交代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而且交往很久了。她家问我的具体状况,凌一尧怕被反对,于是给我虚报一些内容,尤其在收入方面,她说我的职务是部门经理,月薪八千,但事实上,但是我当时只有三千五。
“你家很在乎这个吗?”我非常脑残地问。
凌一尧白了我一眼:“在乎了又怎么样?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当时有种尊严遭到践踏,尤其是她虚报我的收入状况,觉得她瞧不起我当时的经济状况,于是自个儿生了闷气。但凌一尧也被她家里催得紧,加上做课题和找工作的压力,她的心情也非常糟糕,于是和我第一次吵开了。
我们彼此说了很伤对方的话,她说我没出息不长进,我叫她去找个小老板,不用跟着我受穷罪。最后,她气得躲在阳台上哭。我坐在房间里,看着她用了一年多的旧包,空空如也的梳妆台,还有那只我送给她的,使用两年仍然干干净净的手机,突然心酸得疼。
我走到阳台,把她拥在怀里,说了一声对不起。她没有顺从,也没有抗拒,只是望着眼前这个城市的一隅,目光里满是迷茫。我渐渐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无忧无虑的高中,也不是温饱与快乐即可安生的大学,我若是化不开她的忧虑,兴许可能永远地失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