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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大补”这种观念，似乎是人人都知道的公理。其实，这种说法是从清代才忽然流行起来的，明代时人参并非是一种日常消费药品，而医者为了成本考虑，较少以人参来治病，甚至有人参不可以随便服用的观念。到了清代，不仅是医生喜欢专门开立人参的药方，就连病家也深信唯有补药才能救急，即使最后无效，病家也不会因此怪罪医者。
自乾隆以来，清代医书中出现相当多讨论人参的医论，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代名医徐灵胎的一篇《人参论》相当详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好用人参的风气。他指出，当时民众普遍有个观念是价钱贵的药就是良药，价钱低的药为劣药。社会大众普遍喜欢补药，而不喜攻剂，所以即使是服人参而死，病家都会认为医者已经尽职，人子已经尽孝，这是命中注定， 所以不会有遗憾。假若是服用攻剂而死，即使是用药无误，病家反而会责怪医者。在此风气下，一般医家为了要躲避刑责，通常会开立人参当作药方。其次，一般民众都认为人参是药中之王，有特殊的药效，又因为相当贵重，所以深信必定能挽回性命。
清代的富贵人家以人参祛病的风气相当鼎盛，当时有所谓“富贵之家，病至莫救，无不服参者，奈十难救一” 的说法。医书中常见有富贵之药与贫者之药的区别，举凡富贵人家所用的药方大多是上等的人参，而无力购买人参的中下家庭就以较为次等的党参或沙参代替。由于人参价格昂贵，负担不起的病家往往会找寻替代的药品，这些药材有的是与人参同科的劣等参，也有的是伪称是人参的别科药材。
康熙年间每两人参才一二两银，多的不过需费三四两而已。因为这种风气的盛行，到乾隆年间，人参的价格飙涨了十多倍，小康之家服用个人参二三两，就会耗尽家产。服人参进补的风气轻者造成家庭经济情况恶化，重者则是棺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