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有何意义?小时候为了追求文字的优美我说,也许生命是椴木,需要不断被磨砺才会光滑成型,但其实我连椴木究竟什么样都不知道。我用这个字眼仅仅因为它看起来好看,以及“椴”字看上去很适合被磨练、锻造。
苦难分为两种,一种来自内心,一种来自境遇。来自内心的苦难,很可能世间无人能逃,越是敏感的心灵越会磨得鲜血淋漓;来自境遇的苦难,一旦降临,世人也无处可逃,只是每个人要面对的,可能本来就不一样多。
苦难值得赞美吗?我想,至少我不愿意赞美它。它就像挡在公路上的巨大坑洞,巨大到你绕无可绕,只能一头栽进去,再慢慢想办法爬出来,有的人甚至就此爬不出来了。这样的事有什么好赞美的呢?只是因为不可避免,所以不能不接受事实,面对它,挺过去。
也许它唯一的价值只在于,逼着你跟你自己更近更紧地贴在一起,短兵相接,无处可逃。
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苦难,在我看来周围的一切都是充满惊奇的。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同情,因为我还不懂得什么是痛,什么是悲伤,为什么生命不可戕害,所以我任意地扯掉蚂蚁的肚子,只为了尝尝它是不是酸味的,随便就去地里抓一串蝗虫拿它们喂鸡,站着看人们宰羊剥羊皮而毫无畏惧。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起,我忽然有了心,懂得了敬畏,开始害怕。
也许从我渐渐知道了父母的故事开始。
父亲的故事开始于1946年,那时候他还不到一岁。他有一个勤劳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爷爷)。这位老人家白手打天下,种地,卖饭,买地,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把我们村一半多的田地变成了自己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城里读书,一个在乡下管理田地。他本来可以做个老太爷,安心终老的。
(爱华阅读配图)
在乡下种地的,是我父亲的父亲。那年他三十多岁,刚得到一个儿子,之前已经有一个女儿,现在正好儿女双全。爷爷雄心勃勃,计划着把家里的房子拆掉,重新盖一座转楼。
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关于这场飞来横祸,我听说过两个版本的开头,至今没能确认哪个是真的。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当时家乡闹土匪。
两个开头之一并不传奇:因为家里的钱太多,没有地方可以放,太爷爷便在院中水井壁上凿了个洞,藏了一些钱进去。小孩子们淘气,下井掏鸟蛋,竟抓了一把银元出来,全村都轰动了——只说这老头有钱,没想到竟这么有钱!
另一个开头更戏剧化一些:某天,太爷爷挎了搭着大手巾的篮子,穿过本村的集市进城看儿子。有熟人凑过来问:看儿子去?带了啥好吃的?并极快地拉下了手巾。于是,太爷爷傻了,那人也傻了,全集的人都傻了——
手巾下,是满满满满一篮子钱啊。
就这样,过了没几天,我爷爷便“失踪”了。
为了赎回他,据说,家里的钱是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出去的。
最后,家完全空了,人却永远没有回来。
我无法想象太爷爷如何面对这一切,也不能知道奶奶和姑姑的心情。
过了几年,因为重病,我奶奶也去世了。当时,父亲五岁。他开始跟着太爷爷生活,他十二岁那年,太爷爷也去世了。他便依附于自己的二叔,也从此不再上学,开始跟着别人去山西拉煤。那时全国已经划定了成分,父亲的头衔是“富农子弟”。直到二十五岁学木匠手艺、跟二叔分了家之后,他所有的财产,都不过是分来的那间小屋子。直到三十二岁,他才跟母亲结了婚。
母亲的故事没有这么复杂。她出生在一个贫困但人口众多的家庭,姥爷姥姥有七个儿女,她排行第五。姥爷性情乖张,脾气暴虐,孩子若闹了,劈头盖脸便是一顿打。母亲性格倔强执拗,便是挨打也从来都硬挺着,平生只有一次看见姥爷提起棍子要打自己,于是撒腿就跑,姥爷竟然开心地扔了棍子,以为闺女终于开了窍。他的暴虐一直持续到晚年,去世那天正是大年初二,也是我们这边闺女回门探望父母的日子。姥姥骂他说,他是唯恐孩子们不记得祭拜他,选好了日子才死的。姥姥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人,勤劳沉默,吃尽了生活的苦头,年老后又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渐至卧病在床,不能走路。几年前,也悄悄去世了。
在多愁善感的少女时代,我不敢认真去想父母的命运,只要想到就会哭。但当事人对这些事都保持缄默,父亲基本很少说起过去,即使说起,也从不自哀;母亲有一种不管年纪多大都保有的孩子般的天真,她说起姥爷打自己的事儿,更像是讲一个好玩的故事,也并不怎样抱怨或咒骂。
可能,苦难对旁观者来言,比承受者更难接受。虚拟的代入,比真实的承受更让人无法承担。因为没有参与,反而更能看到境遇里的残酷之处:当事者毫无过错,只是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命运丢入到某一个残忍的状态中,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从中跳脱,唯有抱着不可知的乐观心态忍受,等待时间带来的改变。其中有些强者,会在苦难中积蓄力量,待命运一旦出现转机,立刻跳起抓住,扭转人生。
父亲给我讲过邻村一个男人的故事。那人的命运前期像是父亲的一个投映。在遥远的当年,那人是地主的儿子,也属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后代。他的父母也早早死去,跟姐姐相依为命长大。二十多岁时,他的姐姐为了让他早日成家,跟人换亲——就是姐姐嫁给另外一个家庭里的一个男人,而对方则把自己的姐妹嫁给他。婚后不久,添了个儿子。早年间这人吃尽苦头,跟人学了一些车工手艺,此时便偷偷摸摸私下干点这样的活儿来养家。改革开放来了,他瞅准时机,从倒卖零件开始,到开办自己的机械加工厂,五年之间,身价百万(那时候的身价百万与现在的身价千万差不多),又接连添了三个儿子。——父亲感叹说,只要时机对了,发家其实很快。是这样的吧,若你像冬日的种子,已经储备好了足够的营养,有可能只需要一个契机,短时间内一切就都改变了。
但是,故事攀上烈火烹油的高峰时,危机也出现了。他的厂子越做越大,家里的四个儿子开始内讧。市场开始变化,毫无现代化经营与管理观念的家族不仅没有发现,还在忙着争权夺利。三年后,家里开的四个厂子全部破产,他们跌回原点,甚至比原点更穷。骨子里的要强和机敏在时机来临时帮助了他,而成长经验中的缺陷和性格中的缺点又在极盛时代颠覆了他。跌落比攀升更为迅速彻底。失败来临时,他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不久后,便恹恹地咽了气。
这不是一个对抗苦难的好例子,因为主人公最终被命运击溃。如果要举个好例子,我更愿意心怀崇敬地说出我另外一个亲人的故事,那就是我姑姑。
姑姑比父亲大八岁。她的命运,其实只有几年跟父亲重叠。她两三岁时,就由爷爷做主定了娃娃亲,注定会嫁给离我村只有几里地远的我姑父。十六七岁时,她离开只有七八岁的弟弟,嫁了过去。姑父家原来也是大家,毫不意外地跟我们家一样败落下去。从我记事起,姑姑家的家境也并不好,但我喜欢去姑姑家玩。她家门庭干净,院子里有很多花,月季、夹竹桃、指甲花、死不了……连厨房屋顶都放着几盆花,高高低低,粉紫艳红。我有三个表姐和一个表哥。姐姐们都很要强,表哥是年纪最小的,初中读完就不读了,夏天的时候自己骑着自行车,带一个保温箱走街串巷卖冰棍。那时候我刚上初一,有一次放学后在校门口遇见他,他还送我一支。
表哥十八岁那年,在我们村口,出了车祸。那天,他本来是要到我们村弹点棉花,好准备新的冬衣和棉被。家里已经有人给他说了媒,快要“小见面”(相亲时第一次见面)了。表哥的去世,让姑姑家和我家都陷入了长久的痛苦之中。姑姑一家和我父亲,都经历了长久的追凶过程,却在找到肇事者后,原谅了对方。
我一点也不想渲染这件事对姑姑造成的打击程度。只是姑姑的头发,半年间忽然白了一半多,就连才二十多岁的二表姐,额前也长出了一绺白发。但从那时到现在,偶尔提到表哥,姑姑从未在人前哭过。她家还是像以前一样干净,花还是一样开着,除了白发,你几乎看不到悲伤在她身上留下的其他任何痕迹。
后来,二表姐在家里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这几年又开了小超市,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姑父前两年也过世了。姑姑的头发全都白了,腰也越来越弯,但去年秋天,大表姐还曾带她来北京游玩,据说,她爬长城的速度,比姐姐都快。
贴满金箔的快乐王子最后因悲伤而死去,千寻却会凭着自己的双手,带父母走出神隐世界。娇贵的兰花多浇了一点水都会死掉,野草被又踩又踏,却还想要蓬勃地活下去。如果你不愿意,苦难就不能夺走你的意志力和微笑。而只要还能微笑,幸福就不是闭门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