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红军长征中的故事代代传颂，历久弥新。今天，选取其中的8个故事呈现给大家，让我们在重温这些红色记忆的过程中，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关于长征的故事1：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
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关于长征的故事2：丰碑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丰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关于长征的故事3：电台的故事
1934年11月16日，红6军团在湖南永顺县附近的龙家寨附近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湘军陈渠珍部3个旅的大部。
被俘虏的敌人或蹲或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判决。正在俘虏中做教育工作的电台报务员龙振彪，发现有个俘虏手里拿着一块电台专用电池后非常兴奋：电台肯定在附近。
经指点，龙振彪在俘虏堆里找到了陈渠珍的电台队队长杨继昌。他走上前去，轻轻地冲着蹲在地上的杨继昌说：“杨先生!”
一句“杨先生”，让这位曾到德国深造的国民党无线电技术军官感动得两眼发红。接受短暂的教育后，他便主动带着红军来到后山，挖出了被埋藏起来的电台。
“抗战时，手下的一个连长曾悄悄告诉我，他曾经被红军俘虏过7次，每次都被释放了。”老红军刘月生始终认为优待俘虏是使很多敌人在关键时刻放弃抵抗的重要原因。
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过程中，刘月生随红6军团在南浔铁路附近活动。“我们攻占了一个敌军医院，缴获了很多奇缺的医药。”他回忆说，“但伤病员一个都没有伤害，还发了遣散费让他们回家。”
1935年5月8日，为策应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红6军团主动进攻，包围了湖南宣恩县城，准备消灭前来救援的敌军张振汉师。张振汉受过军校教育，在与红军作战中，多次叫嚷“活捉贺龙”，气焰非常嚣张。
88岁的老红军肖荣昌当年是红6军团的一名报务员，目睹了整个战斗场面。他回忆说：“敌人的师部设在一个大石头后边，用电台发着SOS的求救信号。”
请示了军团长后，肖荣昌用电台向敌人发了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诸位仁兄，你们已经没有希望突围了，希望你们不要破坏电台，完好地送给红军，才是你们的好出路，红军欢迎你们。”
张振汉师曾多次和红军交手，他们对红军的俘虏政策早有耳闻。当红军冲进敌师部后，他们果然把电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全体报务员都加入了红军。
关于长征的故事4：红军鞋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关于长征的故事5：金色的鱼钩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跟不上队伍，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
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但，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有一次，我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
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地说：“吃过了。”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
“老班长，你怎么……”
“小声点儿，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总该吃一点儿呀!”
“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
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
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老班长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
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
我们都着慌了。要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
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我赶紧掣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老班长，你吃啊!”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
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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