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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常想找一些成功名人的经典励志小故事来看看，那么成功名人的经典励志小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成功名人的经典励志小故事：与生命博弈，更多靠自己
——杨孟衡
2014年l1月18曰，“互联网金融中国梦·创业梦”全国高校巡回公益讲座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一场《我与世界不一样》的主题演讲让到场的嘉宾潸然泪下，也让在座的“梦二代”热血沸腾。引起这场轰动的演讲人只是一个25岁的大男孩——杨孟衡。
杨孟衡出生在云南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但命运捉弄人，“不幸”这位不速之客，总是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造访。6岁的小孟衡在玩耍时，不小心触碰到十万伏的高压电，导致高位截肢。面对终日以泪洗面的母亲，懂事的杨孟衡这样安慰母亲：“我只是失去了双臂，但我还有双腿，只要心理健康身体就会健康。”这些掷地有声的誓言说出后，他就开始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
杨孟衡从失去双臂的痛苦中迅速恢复过来，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希望是火，失望是烟，生活总是一边点着火，一边冒着烟。很多人还在怀疑他生活是否能自理，需不需要专门的人来照顾的时候，他早已在妈妈的帮助下学会用双脚代替双手的功能，吃饭、穿衣，甚至自己洗衣服，应付了生活中的诸多困难，他坚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很小的时候，杨孟衡就有站上奥运会的冠军领奖台、目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14岁时开始进行艰苦的游泳项目训练，15岁那年，他入选云南省游泳队，为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行专业训练。不论严寒酷暑，他总是和游泳池为伴。体育锻炼总是以数据说话，他每天要练习10千米以上(50米的游泳池200个来回)，冬天戴着脚蹼练习，双脚被磨出水泡，游过的水面留下的鲜血和泳池的水融汇在一起，泳池的水都被染上淡淡的红色。
可命运总是不断和杨孟衡开玩笑，奥运会赛前一个月训练时他的软组织挫伤，比赛失利，他最终没有机会进国家队，也没有更好的发展前途了。没有耀眼的光芒来照亮杨孟衡，让他继续走体育立身这条路，世界冠军的梦想只能搁浅在那一方狭小的游泳池里。
然而勇者永远不会向命运低头，杨孟衡马上转而通过另外一条道路实现其他理想——通过高考上大学。将近三年时间完全离校，刚刚回到学校，他什么都不会，年级八百多个人，他的排名是倒数第一。他心想，让我在教室里面坐40分钟，不如叫我在游泳池里面游个5千米。同学都很聪明，反应都很快，基础都很好，而他只有一身力量，其他什么都没有。当时杨孟衡很清楚，这是他唯一的出路，一定要考上大学。霞光初暖时起床，暮色沉沉时睡去，大脑里每天都要存储很大的知识量，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像呼吸一样学习。
因为有一颗勇敢的心，他坚持总比其他人多努力一点点，不断攻克学习中的各种难题，一路风雨兼程。天道酬勤，在2010年的高考中他终于以总分594分一举夺得云南省宜良县文科状元的桂冠，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大学四年，他去过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做过四百多场演讲，尝试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生活也终于不再辜负他的一路拼搏，毕业后他被中山大学保研云南大学;回到家乡后他又很快成立了梦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教育培训。从个人工作室开始，以演讲为载体，边读研边创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高大俊朗的外形、谦虚有礼的谈吐，如今从杨孟衡身上找不到丝毫弱者的特质。“如果你们能在我的脸上看到阳光，那是因为有人把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杨孟衡一直心怀感恩，也用亲身经历鼓励着后来者，鼓励更多比他身体条件还要健康、健全的人们：与命运的博弈，更多的是靠自己，只要坚持，梦想就不会是高不可攀的幻影。
成功名人的经典励志小故事：政敌亦有情
一生好友，却是一对政敌，苏轼与章惇不愧为北宋新旧党争的上佳缩影。
苏轼和章惇是好友，早年章惇对苏轼极为推崇，曾致书苏轼劝诫他慎言。有一次，两人一起出游，走到一根独木桥前，木桥下面是万丈深渊。章惇提议一起走过去，在壁上题字。苏轼感到恐惧，不敢过去。章惇笑着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的字样，然后从容走回来。苏轼说，老兄以后可以杀人。章惇问何出此言。苏轼笑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更何况是别人的。但苏、章的友谊，随着政见的不同，慢慢变得疏远。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中，苏轼属于旧派，而章惇则属于新派。由于苏轼屡次陈言新法的过失，被新派视为眼中钉，拼命从其诗文中寻找“罪证”，一意将他置于死地。
当时新派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以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四个多月，受尽屈辱，在狱中写下“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悲愤诗句。
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章惇站了出来。章惇在神宗面前与新党同僚据理力争，说诸葛亮号“卧龙”，但谁能说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以此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所言，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方势力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伤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
尽管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但这位20岁就名满天下的士子，往后的人生路却越走越坎坷。在新党得势之日，他不受重用。而旧党起用之时，他又因批评旧党的措施而不受待见。这位真正恪守中庸之道的君子，完美体现出儒家的中立不偏精神，却依然不见容于赵宋这个文明朝代。他的命运，可谓耐人寻味。后人读到苏轼貌似超旷的诗词，背后潜藏多少悲凉，或者只有那些早岁得志然而人生路却每况愈下的人，才能品咂得出。
苏轼后来被贬至岭南时，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轻松自适的诗句。当时章惇主持朝政，读到这些诗，认为苏轼过得还不错，于是将他贬谪到比惠州更荒凉的海南儋州——岭南地僻且多瘴气，在那个年代，将人贬谪岭南已等同于死刑，何况是更偏远的海南。
有意思的是，章惇的一个儿子，居然是苏轼的门生，当初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获得功名。苏轼晚年受诏北返中原，即将获得重任，其时章惇已失势。在苏轼北归途中，章惇的儿子前来拜访老师。还没有见面的时候，章生很惶恐，不知道老师是否会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于是先写了一封信给苏轼。苏轼很快回信告诉他，自己与丞相章惇相交数十年，虽然主张不同，但都是君子之争，叫他不要过多顾虑流俗人所言。但这个时候，苏轼也已到了风烛残年，他病逝在北归路上。
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实质上是北宋新旧党争的一个上佳缩影。近世史家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柳先生的这番议论，精辟洞见了北宋新旧党争的性质。那些年的那些名士君子，身上总有一种凛然的气质，让人不能轻慢。
成功名人的经典励志小故事：民国趣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来华行医的日本医生矢原谦吉，以诊病为媒，结识了不少当时中国的显要人物，他与一些人甚至成为至交，如《大公报》记者张季鸾、文学名家张恨水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矢原谦吉移居德国，后又移居美国，闲暇之余，写下《谦庐随笔》。今天的读者可以将其看作“民国之趣事，正史之补充”。
段祺瑞生气
段祺瑞
段祺瑞两眼炯炯有神，鼻梁有些歪斜。在我看来，他的言谈举止，似乎要胜过“吴玉帅”那样的人，人们当面都称他为“执政”。而他这个人的气场，则有一种似有似无的感觉。我听张季鸾这样说过：自从退隐之后，段祺瑞对外界的气度，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只是对他的儿子，既十分关爱，又非常严厉。有一天，段祺瑞和儿子下棋，儿子输了。段祺瑞生气地说：“下棋不过是小儿科的东西，而你在这上面都不能取胜，简直像猪狗一样笨。”
第二天，两人又下棋，这次儿子取胜了。段祺瑞又生气地说：“像你这样没有大胸怀、真才学的人，也只能在这种消遣的东西上胜过旁人了。”
张恨水笑解“凯旋餐”
张恨水
那一年，日本驻军在华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二十九军也进行了一次野外演习，作为对日本的回应。后来，张恨水邀请我出去游玩，对我说：“有没有空到海淀去尝一道新菜?我告诉你什么是‘凯旋餐’。”
张恨水说：“演习的这段时间，海淀的官吏都聚集在一起。北京一家大饭店就派出十多个厨师和招待，在凉棚下面卖他们特制的‘凯旋餐’。一些官吏认为吃‘凯旋餐’大吉大利，就都去那里吃。这种餐的配制很特别，把韭黄、韭菜、肉丝，还有少量的花生米放在一起炒，然后放在荷包蛋上，味道也不错。”
张恨水看四下没人，就笑着对我说：“你知道饭店主人制作这道菜的用心吗?假如贵国的特工知道了里面的含义，这家饭店的主人恐怕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根据张恨水所说，所谓的“凯旋餐”，意思就是二十九军必胜，日本必败。韭黄和韭菜是“二韭”，和“二九”谐音，用来象征二十九军。花生米又叫长生果，“长生”和“常胜”发音相似。荷包蛋象征着太阳旗。把蛋放在“二韭”和花生米下面，表示日本一定会被常胜的二十九军打败。
冯玉祥羞辱军人
冯玉祥
冯玉祥对待西北军中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厚待文人，而对军人很严格，但是又重用军人，把文人搁置起来。冯玉祥对韩复榘、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那些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还不如对一个下人。他们的地位越高，冯玉祥对他们的羞辱就越厉害。那些被羞辱之后还脸不变色、不发牢骚的人，立马就会有升官的希望。据说，冯玉祥曾经洋洋自得，认为只有自己得到了当年李鸿章用人的诀窍。在李鸿章手下的人，不被他骂作“贼娘儿”的人，就没有升官的希望。
“现世报”和“眼前报”
报人管翼贤讲了一则笑话：纨绔子弟一直受到社会的嘲讽，被认为没有丝毫用处，于是集体商量办一份日报，专门夸耀纨绔子弟。办报的钱都筹好了，社址也已经选好了，只是报纸的名字还没有确定。纨绔子弟中的一个人对众人说：“报纸成功最要紧的条件就是新闻要迅速，我们这份报纸的名字，一定要体现‘新闻迅速的程度’。”众人都说是。随即有一个人说：“我们的报纸何不以‘现世报’为名字，以体现新闻报道的速度?”另一个人突然大叫道：“我已经找到更合适的报纸名字了，不如就取名为‘眼前报’!”
管翼贤的话刚说完，在座的人就全都笑喷了。
孙传芳不说日语
孙传芳
这个人身材瘦高，眼神中流露出杀气，而脸上还有几分清秀。他手腕上戴着一串佛珠，笑容温和，说话的时候，不是说“有缘”就是说“善哉”，这就是当初的五省联帅孙传芳。
我听说孙传芳曾经到东京读了几年书，很奇怪他在说话的时候一点日文也不用。我悄悄跟松本说：“孙大帅的日语不是说得很流利吗?”
当时，孙传芳突然笑着用已经不太熟练的日语说：“自从日本人都把我当成朝鲜人那样对待之后，我就渐渐把日语忘了。”
我听了之后感觉非常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