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的道德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突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孔子的道德修养重要内容。
孔子的道德修养:仁爱
孔子从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出发,继承了崇德重礼的文化传统,在总结以往伦理道德学说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思想学说和道德理论体系,孔子的道德观主要反映在《论语》一书中,其中仁、义、礼是孔子道德观的主要内容。
仁,是孔子道德观的核心。什么是仁?樊迟问孔子,孔子回答“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仁”的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就是要拿自己作比,凡是自己不愿意的事,就不要加到别人的头上。所谓仁,就是自己要立足,也让别人立足;自己要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凡是自己希望能够有的,也要使别人能够有;自己所希望能够达到的,也要使别人达到。“仁”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关怀和爱护。
“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爱人”所涉及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社会民众的关注,孔子认为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就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不仅如此,孔子还把“仁”作为做人的最高原则和追求目标,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如果离开了仁道,凭什么成就他的名声?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脱离仁道这个人生正途,在匆忙急迫时坚持如此,在危险困顿时也坚持如此,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遵循仁道原则,这才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
孔子的道德修养:义
义,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并将“义”看作人们必不可少的道德品质,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义的含义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正直。孔子在“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时,回答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他把正直的品质作为达德之士的重要标志。二是后利,不做违背道义的事。孔子肯定人的本性,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主张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发财、做官,是人人所盼望的事情,不通过正当的方法、途径去取得它,就不接受。他也曾为自己能过上富裕生活而奔忙,“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但是,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不是片面地追求利,而是将利与义结合起来,先利而后义,主张在合乎道义的前提下,采取适宜的方法获取利益,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当自己得到利时,要扪心自问这种利是否“适宜”?是否符合“义”?如果符合义,就可大胆地取。如果不符合义,就不要拿。三是崇尚气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孔子虽然看重生命,却绝不苟且偷生,在陈国绝粮的时候,子路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子路认为君子是不会有困穷的时候。孔子对子路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君子是有操守的,在困穷的时候也坚持自己的操守,体现出个体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而这种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往往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和国家、为社会尽责、为百姓请命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许多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的英雄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孔子的道德修养:礼
如同对“仁”的态度一样,孔子也十分重视“礼”的功用与作用,认为礼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仁的外在规范,一个人要真正成为有学问、有道德修养的人,学习和运用“礼”都是一个根本条件,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是立人之本,甚至尖锐地指出“不学礼,无以立”,要求人的言行符合礼,每个人的视、听、言、动都要以礼为准绳,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合礼的现象不看,不合礼的声音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
孔子很注重礼,他希望礼不要仅停留在表面形式上,礼应该真诚地表达人们的情感,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仪有什么用?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礼乐又有什么用?礼的作用是要表达人的情感,要是没有爱人之心的话,这些礼仪活动就没有用了,没有生命力了。不仅如此,孔子还把 “礼”作为人们社会交往的原则,孔子认为,大家彼此尊重就是礼,爱人要通过礼表现出来,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是“礼”目的,他指出和是在礼的制约下的和,如果脱离了礼,而一味追求和,那就不是“和”,而是“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出了“和”与“同”的差别:“和”以礼为准绳,有原则性;“同”从以个人私利出发,毫无原则性,是无原则的“苟同”。
孔子的道德修养:孔子如何对待不仁
孔子固然痛恨不道德的人,破坏礼制的人,但是,孔子认为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认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公伯寮,被后人称之为“圣门蟊螣”。他竟然在孔子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季氏的身边说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的离鲁出走都有相当的责任。
鲁国有一个大夫叫子服景伯,对孔子说:“你的这个学生实在太坏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力量杀了他,让他暴尸大街。”孔子回答:“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那是命,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也是命。跟公伯寮没关系。” 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仁的人。
孔子的道德观最终都集聚、沉淀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就是孔子心目中君子的形象:即一个人过于质朴显得粗野,过于文饰流于虚浮,只有文质相济、恰到好处,才称得上是具有完全意义的君子。孔子此言“质”,指内在的仁德、操守;“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只有具备“仁”与“义”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
总之,孔子所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及其思想体系,对我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我们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