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茶馆》是老舍建国后戏剧的巅峰之作,老舍仅用三幕近三万字洋洋洒洒表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迁和人情冷暖。这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茶馆的主题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茶馆的主题学术论文篇一
《茶馆》语言的艺术特色
摘要:我国当代“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在语言运用上有多方面的贡献,运用活生生的北京口语是其突出而独特的贡献之一。话剧《茶馆》正是以对话的形式,生动的运用了大量北京口语词,完美地与人物的性格相结合,用自然流畅、纯净漂亮的现代白话语言,将作品表达得生动、传神。
关键词:口语形式艺术特色
话剧《茶馆》的选词择句是以平易朴实为标准的,基本上都直接选用有生命的、活在口语中的词语以对话的形式出现,没有什么古雅深奥、晦涩难懂的词语。《茶馆》中北京口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动词重叠式在《茶馆》中的使用
动词重叠“AA”式和“A一A”式是人们在日常口语对话中经常使用的形式,《茶馆》中这两种形式的使用情况也比较有特色。本文对《茶馆》中动词重叠“AA”式和“A一A”式的词例使用情况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发现“AA”式动词重叠词为40个,用例为99例,使用频率为892%,是使用面最宽的动词重叠形式;“A一A”式动词重叠词为2个,用例为2例,使用频率为1.8%,使用面较窄。在具有口语特色的《茶馆》中,“AA”式无论是词例数量还是用词数量都远远大于“A一A”式,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语言现象。
比较“A一A”和“AA”格式时发现,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用上,认为在语用价值上,“A一A”和“AA”的区别在于“AA”是自由式,有随意性,而“A一A”是郑重式,不具有随意性。
如:王利发唐先生,你外边踏踏吧!
句中使用“踏踏”显得很自由、随意,比使用“踏一踏”适合当时的语境,这说明在人物对话中要求受话人做某事时,用“AA”式比用“A一A”式更能显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融洽、和睦。《茶馆》正是一部通过描写老百姓日常生活展现当时社会的话剧,运用口语对话这一形式是其特色,口语中词语的表达应该自然、随意、亲切,因此,“AA”式的使用频率会比“A一A”式高得多。
“A一A”式礼貌性更强些,用于下对上或卑对尊,表委婉的请求,显示对位高者、尊长者的尊重。
二、儿化词在《茶馆》中的使用
儿化是北京话中特有的一种合音现象,具有很强的口语色彩。一般来说,只有实词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极个别量词可以儿化,大多数是单音节词语和双音节词语,多音节词语比较少。这与《茶馆》中的儿化词现象基本相符,《茶馆》中的儿化词语词例共有52个,其中名词儿化后形成的儿化词数量最多,为36例,动词、形容词和量词也可以儿化;数词儿化后形成的儿化词数量最少,为例;与一般情况不同,《茶馆》中还有代词、量词儿化的现象;名词儿化后形成的儿化词产生新色彩意义的词例数目最多,为19例;动词、形容词和量词儿化后形成的儿化词无法产牛新的色彩意义;数词和代词儿化后形成的儿化词只能是既不改变理性意义也不能产生新的色彩意义的儿化词。
儿化词主要有以下一些作用:
(1)儿化后具有比喻义
比喻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方式,部分词语儿化后的比喻义和非儿化时的本义或基本义之间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似性。
(2)儿化后具有了借代义,不仅可以区分词义,还区分词性。
借代也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它的认知基础是事物的相关性。《茶馆》中充分利用“儿化”这一语音资源,使某个动词获得和它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相关的意义。
(3)表具体事物词语儿化后,意义抽象化
一些表具体事物的词语儿化后具有了意义抽象化的意义类型。但要明确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有事物的虚化,后有用来指称它的儿化词。
三、量词在《茶馆》中的使用
汉语方言里的量词,大都可以视为其所在方言的特征词,体现不同方言之间词汇上的区别特征。北京话也有自己的量词系统,北京话里的量词能为探究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提供材料和线索。
《茶馆》中使用的物量词数目明显多于动量词,物量词的使用频率为84%,动量词的使用频率为16%。其中专用物量词数目明显多于专用动量词,其使用频率为84%;借用物量词数目明显多于借用动量词,其使用频率为83%。其次,《茶馆》中量词借用现象比较突出。《茶馆》中,量词使用次数共计138次,使用量词词例61个,其中借用量词29个,占总词例的47.5%。量词的借用主要是借自名词,总共为23例,其次是借自动词,总共为6例。
(1)借自名词的:家、号、路、身、步、样、眼、壶、气、口、口儿、袋(子)、挑子、碗、桌、拳、刀、床、笔、膀子、声、仗、盅儿
(2)借自动词的:套、等、回、出、带
如:常四爷铁杆庄稼没有啦,还不卖膀子力气吗?
“膀子”是一个名词,指身体的某个部位。这里用作量词,让人感性地认识到力量发出的部位和力量之大。借用量词除了表不计量意义之外,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词汇意义又能精确生动地描绘事物,所以借用量词还有描绘作用。
《茶馆》中由于量词的特殊作用,使原本抽象的东西变得具体了,增加了名词的表现力,使语言更加生动,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总结
《茶馆》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他戏剧创作的高峰,受到国内外广大专家的赞誉。《茶馆》中使用了大量具有北京口语色彩的词语,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量词和熟语,尤其是儿化词的使用充分体现了《茶馆》的词语使用的北京口语风格。本文重点分析了动词重叠式、儿化词和量词在《茶馆》中的使用,虽然不能穷尽老舍先生的语言魅力,但可使广大读者初步领略《茶馆》的语言特色,加深对《茶馆》深邃的思想、精巧的写作技巧以其成功的语言艺术的理解。
【参考文献】:
[1]易瑛.在矛盾中把握平衡:论老舍《茶馆》的艺术追求[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6,(09).
[2]孙延荣,陈宁宁.一曲小人物的悲歌――老舍《茶馆》再解读[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
[3]陈黎明,胡艳玲.京味文化的一面镜子――对老舍《茶馆》的一种文化解读[J].洛阳大学学报,2002,(01).
[4]张少莉.论老舍《茶馆》的结构艺术[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14).
茶馆的主题学术论文篇二
论《茶馆》的文化符号
摘 要：话剧《茶馆》我国最优秀的喜剧创作之一，文章对《茶馆》这部经典剧作的内容和创作中的文化符号进行了分析，力图透析其中的文化现象和内涵，为现代戏剧创作提供启示。
关键词：《茶馆》;文化符号;话剧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005-02
一、《茶馆》的创作
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一部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
二、《茶馆》表现出的社会文化符号
《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
《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骗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
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 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三、《茶馆》创作的启示
《茶馆》的文化蕴涵还体现在剧作达到了高度的风俗化。戏剧的事件发生地是北京，这里有封建帝都文化、传统礼仪文化、旗人习尚文化、北中国市井文化、半殖民地病态文化等多重文化积淀。不同文化成分，在特定时代被搅合成了既矛盾又协调、既开阔又具体的习俗氛围，散发出浓重而特别的“京味儿”。作家老舍让戏里的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透出京味儿习俗特点。 《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总的来说，《茶馆》集中展示了老舍的多重艺术天赋，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它是作者将满足艺术经验中华艺术经验和世界艺术经验融会贯通的出色尝试他是严格遵守现实艺术原则的，也是在艺术上敢为天下先。
参考文献：
[1]张慧敏.中国现代戏剧中的日常生活研究[D].兰州大学， 2012年.
[2]胡桂红.茶馆――老舍两种身份意识的矛盾[J].电影文学， 2007年12期.
[3]何思玉，母华敏.政治判词与文化底蕴――从老舍的茶馆谈起[J].四川戏剧，2001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