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象棋的弃子 中国象棋的智慧

象棋是中华文化长期发展与沉淀的产物,它代表了由他诞生那天起所经历过的各个阶段的大部分文化精髓;下面是有中国象棋的智慧,欢迎参阅。

一、公平竞争

(1)、(彼此)从象棋的开始布局来看,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红黑双方棋子数量相同,棋子分布也相同,各棋子的名称除了卒与兵,将与帅称呼不同主要是用来区分而已,双方相同棋子各自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

(2)、(内部)虽然各个棋子在作用上有差别,但是里面却也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特点,兵、卒由于单个的作用范围不广所以给他数量上的优势,这也恰恰体现了公平性。

(3)、作用力的相同也体现了公平竞争。虽然象棋中的各个棋子作用范围不同,可以作用的点不同但其作用力却是相同的,每颗棋子都可以进行有力的撕杀,车可以吃兵卒,兵卒照样也可以吃车,而且每颗棋子都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叫将从而达到取胜的目标,这难道不是公平的体现吗?

礼记礼运篇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处理欲的方法,是“因势利导,把它引向正当的途径上去”。他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的“欲”,是人人所该的可欲对象,都应该把它导向高尚的途径,使其充分发展,尽量获得满足的快乐。然而,孔子认为实现可欲的对象,亦应使用正当的手段,必须“以其道得之”。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象棋的游戏,应该是一种君子之争。下棋的人,没有不希望得胜的;除非他另有企图,存心利用棋戏来讨好对方,故意隐藏实力,以“不胜”为手段,真是可鄙的谄媚。不过,当说双方棋力悬殊,我们也不愿见一方屡胜,给另一方带来太多的挫折感。这时可以采用让子的方法,譬如让一车或一马,甚至双车或双马,以求彼此旗鼓相当,寓有公平竞争的用意。

管理上,我们也体认人有欲望,才有管理的可能;否则什么管理方案,都将得不到适切的反应。但是,人有欲望,组织也有目标,于是人与人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势必有所竞争。我们希望机构互助,却也不反对公平的竞争。因为正当的竞争,才是促成进步的良好动力。“对内竞争,彼此不断改善而获得进步;对外联营,以求得国际间竞争力的提升”,应该是中国式管理努力的目标之一。

中国象棋的弃子 中国象棋的智慧
二、重视集团性忽略个人英雄性

象棋的最大的特点恰恰体现在他的团队合作上,不论是彼此配合的进攻还是相互依赖的防守都体现了象棋的这一特点,象棋高手的走一看十就体现在这,正是因为每个棋子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才使的每个棋子都得以保全,将帅虽然身居要职但是从来没有和其他棋子争强斗胜,反而将更大的优势赋予其他棋子,而自己与士只身留在九宫之内,这也充分体现了象棋重视集团性而忽略个人英雄性。

每当棋局发展到最后的紧要关头,很多的棋子能够挺身而出,为保全局而牺牲自己,最后缓解或直接改变局势如:弃车保(将)帅,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将(帅)应该无为而治

“无为”道家所倡导的一种高境界的人生态度,但“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象象棋里的将、帅那样,自身并不具有多大的杀伤力,而是尽量把能量与作用赋予车、马、炮等自己从不争强斗狠,但是要是没有将、帅,棋局的存在就毫无意义。

无为而治,是无为思想在管理方面的应用。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只是一套理论,而且在汉初曾经实际施行过。传统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主张管理者无为,然后才能运用众智、众力;一是主张不扰民。无为很容易被误解为“什么都要否定”的虚无主义,所以老、庄又进一步说“无为而无不为”,用“无不为”来肯定“无为”的功效。孔子也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不过孔子宣导由有为而无为,在过程上与老、庄有所不同。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使中国人在领导上“集团性”更重于“英雄性”,到了“好象不见英雄性”的地步。例如楚汉之争,项羽显然带有英雄性,而刘邦像似没有英雄性,结果刘邦能得天下,项羽却自刎而亡。我们从民间普遍流传的西游记由唐三藏领导,不由孙悟空带头;三国演义刘备领导更具英雄性的关公、张飞、赵子龙;水浒传不以林冲、武松这些十足的英雄人物为首领,却推举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宋江来领导,便可以体会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心思了。

下棋的时候,经常有人警告:“当心他的马。”称赞“他的车十分厉害”,或者激赏“好威风的连环炮”。我们从来未曾听说:“他的老将好厉害。”当然也一直没有人赞美过“好能干的帅”。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的象棋,车、马、炮、士、相、兵,都各有各用,而车、马、炮又更有英雄性。但一最高将帅,独无用,让一切有用的来保护它这无用的,岂不即是一项游戏,亦十足表现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吗?”

在领导上,我们也希望管理者能够体认胡适先生,当年形容美国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无智,故能使众智;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的道理,尽量无为而治。吕氏春秋记载齐桓公在位时,遇有部属提出问题,他总是说:“去问管仲吧!”部属听得多了,打趣他说:“这样的国君,可真轻松啊!”桓公说:“我找到了有能力的管仲,而又能够信任他,所以才能如此轻松。”然后他又加强语气地说:“不然,我这个国君就难当了。”做一个有眼光、有担当、能容人、敢用人的管理者,难道不是使自己有时间得以从事“例外管理”,而部属也能够发挥潜力的最佳表现吗?

四、棋局千变万化

中国自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中国以中字为国名,可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特点,中的精义,在于过犹不及。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于中之外,又加以时义,所以孟子赞美他为“圣之时者也”。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杨亮功先生认为,中必须合乎时。在性质上,中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变的,不是执一的。在运用上,中是向上的,随着时代而进步的,不是保守或落后的。在功能上,中是本于理智的抉择,积极的力求圆满与完善,而非基于感情或一时利害,作消极的调和或妥协。但中虽然是动的、变的,却也有其不动和不变的道理,那就是中必须和时作适切的配合。如果中能合乎适时、适宜和中肯的要求,就成为此时此地不变不易的中道。中国先哲,自古即承认变是宇宙的一个根本事实。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惠施指出“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庄子则常说“万物之化”,肯定一切都在变动流转之中。因为我们的遭遇,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易经才主张“穷则变”,以期“变则通,通则久”。其实易学的精神,不穷也要变,务求与时俱进,随时随事的演进与发展,而不断求其至当。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有一“权”字,我们才可以权衡轻重,损有余而补不足,在千变万化之中权宜应变,而无不适当、合宜、恰到好处。荀子说:“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详察事情的利害,审慎比较以定取舍,此时当以“义之与比”,用“义”来作为衡量可否的最高标准,才能够“权之而得中”,亦即“权不离经”。

象棋规则简单明了,棋子不多,易于指挥、掌握。但是厮杀起来,千变万化,几乎没有一盘棋从头到尾都是一模一样的。下棋的人,面对时时都在变化的局势,每一着棋,都必须详察利害,审慎比较,然后才知所取舍。何况两人对奕,彼此都在运用心思,猜测对方的用意,预料情势的演变,加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更增加了变化的复杂性。然而千变万化之中,有其不易的“经”在,那就是通行的象棋规则,有形可见,有迹可象,再怎样变化,也要努力遵守,才有以“立”。

“经权之道”,应用在中国式管理上,成为根本的方法。管理者务须确立若干不可变易的“经”,向所有部属详为说明,使其切实了解,并紧记在心。然后分层负责,使其“持经达变”,按照这些“经”去应付千变万化的环境,自能恰到好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战略战术,从而使得中国象棋千变万化,同一个人与不同的对手对弈,其战略战术也千变万化,各个棋子的走法步骤千变万化,由此衍生出每个人个性的差异。

五、游戏规则明确

任何游戏都有规则,没有规则游戏的设置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中国象棋的规则明确,其实无形中给了所有的棋手定了一个无形的但又客观的平等环境,也真是在相同的客环境下,才能比出主观上思维方式的不同,才能体现中国象棋存在的意义,这里涉及到一个高深的话题,那就是有跟无的辨证关系问题,正是开始的“无”才衍生出 “有”。其中棋盘和棋子是实物是具体存在的物质是 “有”,而游戏规则和战略战术属于“无”,如果没有这些“无”那么棋盘棋子这些“有”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象棋的规则十分完备。两人对面而坐,一伸手都是去拿黑子,彼此客气地要对方持用红棋,这是礼让的开始。让不过的人,占用了红子,即宜秉持“占红不占先”的规矩,请黑棋先走。同时将、士、象、车、马、炮、卒等,各有各的走法,双方都要遵守规定。到了最后,胜负已经十分明显,胜方先说:“承让、承让。”败的人也不妨说一句:“毕竟棋高一着,佩服之至!”从头到尾,有其完整的制度,但如下棋的人不知或故意不予遵从,那也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难免争执,吵闹一番。如若引申到管理中可以看出,在管理中当然重视制度的确立,因为主观的意愿必须化为客观的组织制度,才能产生作用。但是,任何制度不论多么完善,终免不了有其漏洞。而且时日一久,流弊丛生。所以一方面要有合适的人来执行,一方面也需要贤明的人来批评反省。不断努力加以修正改善,绝不容许因循懈怠。

六、贯彻始终

君子是孔子理想中所建立的标准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君子应有坚毅不拔的意志,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一般人平日专门讲究小节小信,大节凛然还表现在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文官既不爱财,武官亦不惜死”,一切以义为行事的准则,凡是合乎义的,虽然毁身辱体、赴汤蹈火,也应该全力以赴,贯彻始终。

象棋中的将、帅,固然誓死不降,每次战役,总是有始有终,决不临阵脱逃。仕、相相依为命,顷刻不离左右,凡有危难,无不奋不顾身,乃至以身相殉,亦在所不惜。车、马、炮更是英雄本色,只见义之所当为,或深入敌地,以施诱敌之计;或步步为营,集结成阵,先求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无论如何,都不计较个人的富贵名利,虽己身受困,也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兵、卒安步当车,而又安分守纪,只知向前推进,从不落后。对于交付的任务,亦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贯彻始终,直至死而后已。将其引申到管理中不难看出,实施中国式管理中的“君君臣臣”,老板像老板,部属也像部属,彼此由陌生人的结合而滋生出家族式的情感。组织的目标,即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事业,都不是出自一人的领导、创作或主使,而是一集团的合作。虽然有组织,却给成员以最大的自由(从心所欲不踰矩);彼此有等级,却赋予真正的平等(孔子主张正名,即谓任何名义,必须名实相符,此种真正的平等,就是义)。在这种正常合理的工作环境中,所有成员,自然尽心尽力于分内的工作,并且贯彻始终,义无反顾。

除了各个棋子的持之以恒、贯彻始终外还表现为双方棋手不畏艰难坚持到底的优秀品格,同时也告戒我们在社会上,在生活中担当好自己的角色同时要有为了大家共同目标不怕困难艰险坚持到最后的决心,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七、竭心尽力

竭心尽力有两层含义:

首先是各棋子尽职尽责,在象棋的对弈过程中每颗棋子都应该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怕艰难、不怕困苦,迎难而上,竭尽心力以确保最后的胜利,因为工作勤劳乃是中华民族的本性之一。好逸恶劳,不肯工作的人,历来都被视为无可救药的人。中国向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为教,一般读书人都以手脑并用,“耕读传家”为荣。隋末王通慨然有忧国之志,抱经纶之怀,被其教泽者,多能蔚为国器。可是他躬耕不辍,不敢自逸。有人问他:这样不是太劳累了吗?他说:“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无职者罪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吾得逃乎?”中华民族勤劳成性,尤其是海外华侨刻苦自励,最为显著。中国人只要让他心安身乐,他就会竭尽心力,毫无保留地勤劳工作,而且“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象棋的三十二枚棋子,不论寒暑,不分昼夜,只要主客兴起,对面而坐,它们便随时待命,准备竭尽心力去作战。如果棋子代表劳方,下棋人即是资方,这劳资之间,实在是十分融洽的,既没有罢工的威胁,也从未出现工资、福利的争执。真正爱好下棋的人,无不爱护、保惜棋盘和棋子,把它们擦得干干净净。下完棋必定好好整理收存,更从不虐待它们或任意舍弃它们。如果将他引申到管理上可以看到,中国式管理由修己而安人,便是希望所有同仁,都能够肯定管理者的服务价值,因而产生良好的感应。这些“感应人”(员工)在“服务人”(管理者)民主而“无为”的领导之下,得以身安心乐,而又安居乐业。他们一方面“促成向心、增强同心、坚定信心、引发忠心”,由忠诚而表现为无比的团队精神;一方面“增加能力、提高羣力、产生合力、发挥潜力”,由能干、肯干而不断增进生产力。管理上最大的难题,即在如何促使员工竭尽心力,尽量发挥潜力,惟有从中国式管理的“安人之道”,才能获得有效的解决。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每个团队,每个家庭。

同样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对弈的双方应该内心公正,互不谦让,要赛出真才实学,赛出风格,以便相互学习,互相取长补短,最终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八、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哲学的基本信念之一。孟子首先指出天的根本性德,即含于人的心性之中;天道人道,实一以贯之。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在人的心性与天相通。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宋代道学,更进一步形成一个根本观念。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孔子虽然不明言天道,但亦表现出尊天、顺天的观念。敬天即所以爱人,爱民即所以尊天。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实包含了天定胜人与人定胜天两种看法。中国人思想,不偏于天定胜人,也不偏于人定胜天。象棋中的每一枚棋子,都有其特定的才能,也都有其尽心尽力的意向。但是否得遂所愿,端在下棋的人,如何布局与运行。假定棋子为人,则此下棋的人,即已扮演了天的角色。“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下棋的人,没有不谨慎细心,好好运用每枚棋子的;至少不会存心不良,把自己的任何一枚棋子拿来白白送死。然而外来因素的影响,内在心神的不安,乃至棋力稍逊,那就无可奈何,只好认命了。此所以孟子尽心章之后,立即承接莫非章,指出人生的吉、凶、祸、福,没有不是天命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应该按照中庸的道理,“居易以俟命”。

这种观念,表现在中国式管理上面,则为“人时时刻刻在为自己盘算,做各种的计划,但是天也同时在为每一个人做计划。必须人所做的计划,与天所做的密切吻合,才能够获致圆满的效果”。我们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启示中,发现任何计划,都应该顺天应人;所有目标,都必须光明正大。这样才有成效。天所做的计划,便是我们先天带来的命,可是说是与生俱来的生涯规划。而我们所做的计划,则是后天的人生规划,两者配合,即为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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