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产生与“二次革命”的失败有关，也是他向苏俄学习的结果。“以党治国”思想内涵包括用党的主义治国，用党的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凝聚人心。“以党治国”思想对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孙中山思想/以党治国/形成/影响
【正 文】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政党对于国家的支配，以至于政党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党化国家建构，人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一是从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角度；一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角度。从这两个角度看，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建构都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政党与国家实质上合而为一的国家建构，与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密不可分。关于孙中山的政党思想，我在10多年前曾多次专门论述和分析过，近几年我还就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对政党体制的选择，做过进一步的探讨（注：王业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政党体制的选择》，《历史档案》2004年第3期。）。本文就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其产生的影响再做些论述和分析。
一
孙中山创建革命党之初，并没有产生“以党治国”的思想，只是在经历了以英美为蓝本的政党政治在中国实践的失败和革命党的重重挫折后，经过了一番政党体制的比较和选择，在苏俄的直接影响下，才开始把苏俄政党体制当作最先进的政治文化加以学习，最终“以俄为师”，提出“以党治国”的思想。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产生与“二次革命”的失败有关。“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其原因，乃“同党人心之涣散”。认为不服从、不统一，尤其是不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孙中山开始建立绝对服从他个人的中华革命党。为了建立领袖权威，孙中山提出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如有二心，甘受殛刑”（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62 页。）。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在入党的方式上还采取了每人按指模的方式。
“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向苏俄学习的结果。孙中山向苏俄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苏俄的建党和建军两方面的经验。孙中山之所以引进苏俄模式，是想解决中国两大问题：第一，消灭“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第二，通过借助苏联的党国政治模式，完成内部整合，进而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
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在详细阐述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内容时强调说：“以党治国”是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取向的政治模式，“夫以党建国者，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用政权之谓也。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与阶级专政之论，此大谬也。”胡汉民认为，“一党专政”以政权归于一党为归宿，而“以党建国”则是以政权属国民为归宿，这是二者的本质不同。
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改组期间，孙中山解释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97～99页。）孙中山还明确把建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主张“党在国上”，孙中山说：“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注：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1092页。）可见孙中山已经完全接受了苏俄体制。在孙中山主张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下，从1924年改组开始，国民党就完全仿照苏俄体制自下而上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党务组织系统。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辛亥革命虽然把中国的皇帝拉下了“龙椅”，但并没有彻底摧毁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建设民国的任务远未完成。孙中山不无感慨地说：“大皇帝倒之后，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97～99页。）在封建专制思想土壤十分深厚的中国，孙中山以党治国的主张，给一些力图升官发财的投机钻营分子混入党内以可乘之机。孙中山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为加入本党的目的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党的分子便非常复杂。”（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 281、280～281、281、284页。）为了克服“党员人人为了做官”的倾向，孙中山便对以党治国的内涵作了重新阐释。
二
仔细考察和分析，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是比较系统的，其内涵包括党的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等。
首先，孙中山认为，“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要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求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 280～281、281、284页。）为此，孙中山做了这样的阐释：“如果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281、284页。）“为党员者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注：《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9页。）“譬如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这些党员的心理，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281、 284页。）“要想振兴党务，讨论的事件当然是很多，照本总理看起来，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 281、284页。）“入党与受职，皆当宣誓，乃能振起本党精神。”（注：《批彭素民呈》(1923年2月上中旬)，《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09 页。）“淡然权利，一矢精诚，此为成功基础。”（注：《复翟汪电》(1920年10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54页。）
一个好的政党要有好的主义、好的理想。孙中山说：“本党党员固然不能说个个都好，但是相信本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的一个最完全的主义（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281、 284页。）。他坚信，全党若坚信此主义，并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都信服此主义，实行此主义，就能够“建设一个驾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查阅孙中山晚年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是反复申说三民主义的，他主张使党员都了解三民主义的精义，再通过党员的宣传，使全国人民了解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
其次，孙中山认为“以党治国”，仅有好的主义，还不够，有了好的主义，党员必须矢志遵信，奋斗实行。这就必须有坚强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二次革命失败既给孙中山很大的刺激，也给孙中山很多的反思。他认为很多党员不服从他的领导，党内一盘散沙导致了失败。因此，当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时，就特别强调严密的组织纪律，强调服从他的命令。但矫枉过正，势必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发现俄国共产党是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他说：“从前和议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有了模范，有了成功的先例，就是俄国共产党。“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注：《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6～437页。）这是他下决心改组国民党的思想基础。国民党的改组，主要是学俄国的经验，受共产党的影响。同时也是吸收前此的经验教训。孙中山强调党要能团结奋斗，要有坚强的组织力和严格的纪律性，并强调：“政党中最要紧的事是各位党员有一种精神结合。”（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8页。）孙中山认为，“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生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注：《与宋庆龄的谈话》(1924年1月上旬)，《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355页。）
与此同时，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党员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必须贡献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使党有自由，使党有能力。他说，从前的种种失败，皆因党员强调个人的自由，致使党涣散，无战斗力。今后要使党强大有力，完成革命，党员必须牺牲个人自由。不言而喻，孙中山强调革命党应当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强调党员服从组织，有时为了组织的需要，革命事业的需要，牺牲个人的自由，这些虽都是革命之必需，事业成功之需要，但如果绝对化，把党员的个人自由与党的事业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不允许党员个性有任何发展的余地，各个党员都没有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完全不会独立思考，那必定使这个党缺乏生机和活力，而失去战斗力。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中，也包括他以党建国的主张，因为以党建国是“以党治国”的前提。他说：“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所以革命党现在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8页。）。所谓建国，在当时它的主要涵义一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以谋国家的独立；二要打倒军阀以谋国家的统一。孙中山说：“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2页。）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系归本党负完全责任”（注：《中华民国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97页。）。从军政到宪政，政党起着非常关键的领导作用。
最后，“以党治国”，最终能否把政权完全交给人民，这是关键。如果不能，就存在着 “以党专政”的危险。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设计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早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就指出，民权主义“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标，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万不可少的。”（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6页。）意思就是说，革命党人本身不具备民权思想，那么革命成功，政权在握，就没有谁能保证他们愿意把政权交给人民。在国民党改组时期，孙中山指出，党要来训练人民，“然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至而能感化他人。”（注：《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3、430、431页。）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夫吾人之组织革命党也，乃以之为先天之国家者也。后果由革命党而建成民国”（注：《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 年，第213页。）。意思很明显，革命党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民治的国家，所以革命党本身必须奉行民治主义，否则不会造出一个民治的国家来。他还告诫党员们说，党员担负着教育普通人民学会建设民权的国家的责任。“所以自命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样专为自己打算，要预先替人民打算，把全国的政权交到人民。”（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4页。）“以党治国”，为什么最终把政权完全交给人民？因为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注：《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3、430、431页。）“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必如此方可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注：《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3、430、431页。）
三
实际上，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在于避免几亿人口的大国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以保证三民主义的实现。但“以党治国”的思想，对中国党化国家格局的形成却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到组建改建国民党的历史过程来看，孙中山党化国家思想的构成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孙中山的党化国家思想强调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一致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注：《致金一清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 323页。）。“党有力量，可以建国”（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而党的力量便来源于党的道德理想主义——诸如立党为立国，党无私利“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2 页。）。其二，以党治国的精髓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注：《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6～437页。）至于以党治国的政治举措则是完全的权力垄断。“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注：《中国国民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其三，以党治国具有政治排斥特性，这种排斥性既是针对“主义”这类政党意识形态的，也是针对政治人才任用的。在人才的选拔上，“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政党”（注：《与日本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页。），本党人才不够，可“借才于党外”（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在治理方式上，依靠人治，“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注：《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0页。）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在后来蒋介石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蒋介石有关。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蒋介石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首先认定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其次，国民党是一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而国民党中央展现于全党、全社会的是“导师”的姿态（注：参见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6～266页。）。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20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治军也产生了历史的影响。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思想取向，不可谓不鲜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8 页。）。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1～652、651页。）。所以，他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1～652、651页。）更加具体的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毛泽东在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定位，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但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在一起，更加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与“以党治国”的思想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党化国家的严密体系（注：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以及第四部分“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和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格局：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看，党又在国家之中。这种党化国家的理念，不仅是中国政治按照这一思维发展下去的必然，也可被理解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以党治国”思想，必然导致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即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这种权力结构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形成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合一。“ 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三者合一，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统一。二是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以党治国”的理念，难以阻止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以及一党专政的局面的出现。这是孙中山等贤良先哲们所未能完全料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