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袁燮(1144—1224)，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人称絮斋先生，南宋时期浙东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为“明州淳熙四先生”(又称“甬上四先生”)之一，是陆九渊心学在东南的主要传人和重要代表人物，将心学向政治伦理化的方向作了极大的发展。他摒弃空谈，把治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他倡导做学问要经世致用，虽传承陆氏心学，但兼采诸家之长，不以门户之见而自闭耳目;他体察民生疾苦，关心社会实际，以兴邦济国为己任;他耿直清介，嫉恶如仇，终身以名节自期。
一、袁燮的哲学思想1.“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是袁燮哲学思想的基调和核心。他传承陆氏心学，以“心”将天地万物统一起来，以寻求至高境界的“天人合一”。袁燮以“心”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提出“心”与天地同本、与圣贤同类的思想，目的在于论证现实社会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的合理性与神圣性，赋予“心”以价值色彩，将人间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准则都视为“心”的体现。他说：“吾之本心，即古圣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万世之心圣人即我，我即圣人。”天、地、人和世间万物是相通的，统一的根据是“心”，“心”是超然存在的，没有天、地、人和万物的区别，“此心无天人之殊，天得此而为天，地得此而为地，人得此而为人”。“心”是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此外，袁燮还认为“心即理”，“此心此理，贯通融会，美在其中，不劳外索’’。
“心”在袁燮这里归根结蒂是指道德伦理的本源。他提出了“吾心即道”的观点，“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笃实，是为道本”，“道不远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谓不差矣”。这样，袁燮就通过赋予“心”以普遍存在、涵盖万物、超越万物的特性，确立了“心”至高上的本体地位。
2.“性情皆善”的人性论在人性论上，袁燮继承并融合了孟子的性善论、张载的气质之性论及陆九渊人性受之于天的思想，提出“性情皆善”。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孟子最早提出了性善论，然而对于现实世界中恶的萌生及存在根源却未能给出清晰的说明。北宋时期，理学家张载“气质之性”的提出，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及人性本善，同时又指明了恶的来源。陆九渊则认为人性乃天理之表现，人性受之于天。袁燮的人性理论，在基本沿袭孟子性善论的同时又吸收了张载和陆九渊的观点。他肯定人性是善的，“性情皆善”。他以孔子所讲的“诗无邪”为依据，认为在上古先王时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发而为诗，莫非性情之正”，“夫寂然不动之谓性，有感而发之为情，性无不善，则情亦无不善，厥名虽殊，其本则一”。_4_(哪舛’既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则情亦“可以为善矣”。《礼运》系“孔子之遗言”，认为喜怒哀乐爱恶欲，“是七情者，弗学而能，人之良能也，岂有不善者哉”。所以，诗人“咏吟情性”，“发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发无差，岂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异观耶”。人性本善，由此“发之为情”，也就是“人之良能”，当然也是“善”的。袁燮的人性论实际上是把孟子的性善论贯彻到底。
正由于“性情皆善”，袁燮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主张“顺乎人情”。如对于男女之情，他说：“男女相悦，亦人之情也。”‘胛’对于辛劳与安定，他亦有自己的见地：“好逸恶劳，人之常情也!”“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惮也。”‘当政者“为政”，更要“顺乎人情”，“合乎人心”。他说：“诗日：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夫人情之相安，则有和顺而无乖戾，有欢乐而无怨仇，岂不甚可贵哉。”又说：“《易》之《咸》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则风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
袁燮只肯定发之“本善之性”的人欲是合理的。但是人生活在群体环境之中，毕竟还会受到习俗和物欲的影响，使人的“本善之性”受到私利、私欲的熏染，使得人欲超出了义理的范围。“有己之心胜，则待物之意薄”，“朝思夕虑，求足其欲”，“何其不仁哉”“小人之心”，“朝思夕念，不过于爵位之崇，禄廪之厚，以足夫一己之欲”。对此，他认为，“由天理而行，则是心常明;为人欲所蔽，则是心必昏”‘胛’。这种背离“天理”的人欲当然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必须给予否定。
3.“本心即道，循而行之”的认识论在认识论上，与其他心学家一样，袁燮同样讲求以内省的方式提升道德修养。相对于陆九渊，袁燮讲求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趋于平实、具体，有调和朱、陆的倾向。与道学家所讲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万物以求天理”的方法不同，陆九渊讲求的是“易简功夫终久大”的修养方法，强调整体的彻悟，强调“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朱熹理学的出发点是格物致知、循序渐进，陆九渊心学的出发点是发明本心、洞悟整体。袁燮讲求的修养方法在承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基础上，也认同朱熹循序渐进、持敬渐修的原则和修养提升方法，认同他所讲的学者应该具有勤奋精神和虔敬态度。此外，袁燮同样很重视读书，认为博览群书是为学的一件大事，“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有一个勤，才不勤便有间断，才间断便有过失九仞之山欠了一篑，便不成这山，十分功夫欠了一分，岂能至于圣”这些论述已经渗透了朱学的一些意味。
二、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袁燮曾长期在基层为官，对民生疾苦和军国大事都有深刻的见地，作为心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渗透到其政治实践中，其心学指导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值得学界探究。
1.“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最突出的便是他的民本思想。袁燮强调统治者为政必须先“顺民心”、“得民心”，这也是他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絮斋毛诗经筵讲义》序说：“上以树君德，下以励臣节，穷源推本，尤在于顺人心。”关于“得民心”，袁燮说：“人之为政，悦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难。”“人纯乎天，发而为政，皆与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
“以民为本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为政者对待民的态度上，讲的是为政者要仁爱民众，理顺民心，赢得民心，实际上就是讲如何勤政爱民的问题。勤政爱民构成了民本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和操作过程中，勤政爱民最核心、最重要的伦理导向就是统治者常怀爱民之心，以民生为念。这在袁燮“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袁燮非常强调统治者“仁”的精神。他指出，统治者要顺应天心，人君爱民是顺应天道的表现，“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无不爱可也”。在袁燮的奏疏和文集中常常流露出对广大下层民众奔波劳顿、生计艰难的生存现状的深深体恤和忧虑。平和之年，袁燮提醒君主不要为京城周围物阜民丰的繁盛景象所迷惑，要想到远方还有无数的困顿民众需要救助，“都城之内，财货疏通，米价至平，闾阎熙熙，远过曩El，民生似已安矣。而远方之民，凋敝乎财赋之烦，愁苦乎刑戮之惨，虽当丰岁，犹不聊生，则难以谓之举安”。
饥荒之年，面对饥民的悲惨境况，他上书皇帝，指出赈济灾民为当前急务，是安定民心、施行仁政的重要措施。同时袁燮更深刻地体察到，赈济灾民也是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乱发生的重要措施，他以东晋末年流民李特李雄的动乱为例，“昔者东晋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过流民，寝盛空能据蜀，监观往事，可为寒心”指出赈济灾民、关心下层民众的疾苦至关重要。他对流民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问题深怀担忧，并对救灾物资的来源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规劝人君：“我朝内帑之储，本为凶荒之备，耗于侈用，诚为可惜，所宜特发睿断，申敕攸司，止绝他费，专以救荒为急，推广天心，大施仁政，则垂绝之命续，而作乱之萌折矣。”
在提及酷吏对民众的压迫时，袁燮规劝统治者要注意改善吏治：“吏贵乎廉，而贪浊者众;吏贵乎良，而残酷者繁，或催累年积欠，鞭篓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罗织无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尽知乎?”他在多篇奏疏中都提醒君主注意民生境况，大行仁政，可谓用心良苦。这些言论也构成了袁燮“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2.“以德、仁治天下”的君道观“德”和“仁”是袁燮君道观的核心。与历代儒者相似，为了规劝君主，袁燮在君主之上引入了“天”的概念，以“天”之精神为坐标，规正人君的行为。只是在袁燮的概念里，“天”是和“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上合“天心”也就是要下合“民意”。他说：“臣闻人君之德，莫大于敬天，尤莫大于法天。盖法天者敬天之实。宅天位之尊，精神运用，形见于天下者，无往而非天，是之谓敬天之实。徒日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犹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为。”君主最重要的品德就是顺应天意，仅仅心领神会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理念付诸具体的政治实践。“天”作为最高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在这里具有了绝对的价值评判意义。袁燮以“天”之精神作为政治伦理的最高坐标，在用人、纳谏、吏治和裕财等各个方面对君主谆谆善诱。
在德治方面，袁燮非常强调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认为君主“宅天位之尊”，必须注意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形成强大的感召力。他这样讲道：“明主精神在躬，运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也。岂非帝王之盛烈欤?”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君主在精神方面对民众的巨大感召作用。
袁燮非常看重人君广开言路、纳谏兼听的精神，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君主认识是非得失、了解臣下、区分贤佞、正确用人的重要途径。嘉定六年(1213年)后，袁燮开始在朝中为官，期间他屡次上疏宁宗，规劝君主纳谏兼听，了解世情：“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实，要在勤于好问。”“勤于好问，实帝王之盛德_(袁燮认为君主只有勤政好问，才能真正了解当前的时事形势、民生疾苦和吏治状况，也才能在了解实情的基础上采取有力的施政措施。正如其所言：“陛下诚能自今以往，有疑必问，咨访宰执，日益加详。至于从臣之献纳，一谏之奏陈，百官之疏对，监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访，究其所蕴，必将披沥肝胆，效其忠诚，而事无巨细，岂有所不知哉?”
3.“磨砺进取求统一”的军政观袁燮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始终进发着积极进取的奋发精神，他曾这样勉励君主：“臣愿陛下毋以宽裕温柔自安，而必以发强刚毅相济，朝夕警策，不敢荒宁，以磨厉其精神;监观往古，延访英髦，以发挥其精神。日进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则流行发现，无非精神矣”这种奋发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他期盼国家南北统一的政治观中。“独以振兴恢复之心望其君”是袁燮政治观的突出特点。袁燮曾这样感叹：“呜呼!处今之世，何可一时一刻，不以边事为念乎?”面对国家残破、金兵压境的危难局面，袁燮对国家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在奏疏中这样提醒宁宗：“陛下视今日之势，安耶危耶?强耶弱耶?如其安且强也，虽方盛之强邻，犹乡风而慕义。今者蕞尔残金，犹敢肆其恣凌，则中国之不安不强，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欹而不扶，将若之何?此臣所为夙夜懔懔，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他认为南宋君臣应该自强不息，以恢复国家统一为第一要务。他强调君主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有自强不息的“刚健”之心，呼吁南宋君臣“法天行健，磨砺精神，破庸人之论，以强中国之势”。
袁燮属于主战派，主战但不盲目，具体到边患的应敌策略上，袁燮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思路。他认为在边患问题上，充分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他提醒宁宗：“臣窃惟当今之务，备边为急，要当精讲而熟计之然则今之边防，岂可有一事不备乎?”2H首先，他指出内帑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国朝之有内帑，所以为军旅凶荒之先备也。””丰厚的军财储备是应敌最基本的保证，君主必须高度重视，加以爱惜，“此内帑之储，所以不可不爱惜也”。其次，在上疏宁宗的《谕边备札子》中，袁燮就边备中存在的重大疏漏作了充分的论证和翔实的提议，这些疏漏涉及到了作战时机的捕捉、君臣上下对边患问题意识的统一、对敌人优势劣势的把握，以及军纪严明的训练、士兵的培养等各个方面。缜密可行的对敌军事策略，从战略到战术的严密构架，都显示出袁燮有勇有谋的军事思想和“磨砺进取求统一”的军政观。
在斗志和思想上，袁燮这样勉励君主：“思天变之可畏，惧国势之将危。无一日不修攻战之具，无一日敢忘侵侮之耻，选择将帅，如恐不及，练习士卒，常若寇至，而绝口勿言通和，此则帝王之雄略也!”其言之切、情之深，字字句句无不浸染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磨砺进取”的忧患意识。
三、结语综而观之，袁燮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思想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哲学思想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心学指导，政治伦理思想则是其心学思想在人世时的实践表现。无论是袁燮的哲学思想，还是政治伦理思想，都渗透着浓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强烈的民族精神。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思想的精髓并没有为昏庸的当政者所领悟。但是，作为一代名儒，袁燮积极人世、关心时政的优秀品质依然值得我们称道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