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军事科技发展进程中，其传统价值被广泛认为是不断增强武器的杀伤威力，增大其作用距离以及加速信息的传递。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不少有识之士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提出采用增强武器破坏力的方法以达到消灭战争的目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军事科技发展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军事科技发展论文篇一
《浅析军事科技文化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
摘要：军事科技文化是从总体上促进军事科技发展进步的文化因素，对军事科技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军事科技物化成果的武器装备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受到军事科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军事科技文化的人文性、创造性和社会性等因素对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军事科技文化;武器装备;发展
0引言
军事科技文化是促进军事科技发展的文化因素，对于军事科技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军事科技是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发展历史几乎与战争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而军事科技文化的产生则在近代以后才逐步出现，源于西方国家对军事文化认识程度的逐步提升，各国开始系统性、计划性的展开对军事科技文化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军事科技文化在军事领域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军事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日益凸显。前苏联基里扬中将认为，“军事技术进步是科学技术进步在军队的表现形式，它包含着武器装备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甚至变革，继而对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回顾武器装备的变革历史，军事科技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其人文性、创造性和社会性的因素对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从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热核兵器时代到机械化战争时代和信息化战争时代，无不受到军事科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1军事科技文化的人文性决定武器装备发展趋于人道化
在军事科技发展进程中，其传统价值被广泛认为是不断增强武器的杀伤威力，增大其作用距离以及加速信息的传递。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不少有识之士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提出采用增强武器破坏力的方法以达到消灭战争的目的。19世纪，西方不少科学家相信通过武器的破坏作用将最终消除战争制度，工业化进程会彻底将战争变为历史。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认为武器的完美化和对爆炸品的研究是达到全面和平最好、最可靠的手段。诺贝尔也在1892年写信给友人说：“让临头的危险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么你将会亲眼看到一个奇迹——如果武器是细菌性的，那么一切战争将立即停止。”[1]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却并未随着现代武器越来越大的杀伤力而变为现实。相反的，战争的残酷性却伴随武器杀伤力的升级而递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科技为战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高精度杀伤武器得以运用;飞行器的出现使得原本集中于郊区的战场转移到市区的上空，大量的平民在战争中丧生;“小男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人类深刻感受到大规模的不人道杀伤武器的恐怖，并像挥之不去的阴云笼罩在世人的心头。
军事学家和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必须以人文精神来校正其发展方向，失去人文精神的指引，军事科技的发展将是盲目的。爱因斯坦写给美国化学家、和平主义者莱纳斯的信中，承认自己一生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签署了一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主张研究原子弹的信，尽管他从未参与过研究工作。在他逝世前几天，还签署了当代反核战争和平运动的重要文献《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核冬天”后，人们对武器装备提出了人道化的要求，以国际公约和国际法的形式来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并抵制会对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的研制。各国的军事学家逐渐认识到，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常规武器，可减少对核武器依赖，提高战略威慑的灵活性与可信度，使战略武器的威慑与实战界限趋于模糊。军事科技的价值逐渐转变为借以有效的暴力使用达到有限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益。随着军事科技文化人文性的逐步增强，会进一步促进战争及武器的“人道化”，致使战争的地位衰落，直至消亡，而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方向恰恰是一致的。
2军事科技文化的创新性推动武器装备发展趋于革新化
科学技术最本质的精神便是创新。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用与别人不同的方式、别人忽略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一定要有创造性。”[2]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一大批新技术的兴起，人类迎来了一场全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其来势之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历次变革所无法比拟的。军事科技文化也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浪潮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创新的速度与规模也不断扩大，推动着武器装备迅猛发展，致使其更新换代速度明显加快，从研制、使用到升级，其周期越来越短。在工业时代，西方国家依靠技术创新能力获得了军事上的优势。现在，他们还在依靠技术创新能力，建造新型武器系统，企图继续保持军事优势。创新就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把新的“东西”和新的“途径”结合起来，即把武器装备的技术创新与编制和作战概念创新结合起来。武器装备的技术创新是未来部队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信息战武器系统、定向能武器系统(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非致命武器系统，甚至生物战系统将改变未来军事行动的方式和特点，大幅度提高作战效能。 武器装备作为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的发展一直被各国军队所重视。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将最新科技成果优先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其日益呈现出革新化的特点，大量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不断涌现，不仅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作战方式。如红外技术、遥感技术以及电子技术的应用，不仅改造了传统的侦察器材，而且为军队的侦察活动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使得部队对情报的获取能力和对战场主动权的争夺能力大大提高。制导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导弹等武器上的应用，使全程复合精确制导成为现实，不仅可以有效地排除敌方的干扰，而且可以对打击目标的种类和范围实施灵活的选择，大大提高了命中精度，从而有效提高部队的攻击能力。集微电子、信息处理、监视与侦察等多种技术于一体的C4ISR系统，能够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情报处理准确及时、作战行动灵活有序，从而大大提高军队的指挥能力和战斗保障能力，随着系统进一步发展，把武器装备纳入本级或上级的C4ISR系统，成为C4ISR系统的控制对象，不仅可充分发挥武器系统的作战效能，而且能使整个作战系统的效能大大提升。光电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应用，不仅开拓了电子战的新领域，而且使“软杀伤”成为与“硬打击”有着同样重要作用的作战手段，可以有效地提高军队的电子进攻和防御能力。定向能武器作为人类对核能技术的最新的研究和发展方向，更被各国的军事家和科学家看作是未来武器发展的新趋势。激光武器将用于干扰红外制导导弹，保护大型飞机，以及作为攻击武器，使人眩晕，甚至用于防御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攻击。高功率微波武器即将用于压制防空系统、作为非致命武器攻击人群、破坏车辆和舰艇运行等领域。
3军事科技文化的社会性促进武器装备发展趋于军地融合化
军事科技文化的社会性，表现在军事科技文化对社会的依赖与通融。军事科技文化从来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发展，而制造武器装备所需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必须由社会来提供。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武器装备发展对社会的依赖性。新的武器装备由于技术含量高，价格也极其昂贵。一架B-2隐形战略轰炸机售价高达22.5亿美元，美国生产B-2隐形战略轰炸机投资高达444亿美元。如此价格高昂的武器的研制并装备部队，必须以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作为依托，必须将现有技术、资源做到最优化组合，合理利用，军民共享。据世界银行2010年统计，发达国家的民用技术有42%来自于军用，美国更是达到51%。军方研发出的技术通过向民用领域扩散，由此产生出很多新兴产业，既节省了军队研发费用、又刺激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成果反过来又促进军事科技发展，为军事科技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足够资金。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实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制造到技术和产品采购的有机结合，形成军民高技术的共享和相互转移的良好格局。”[3]我军尖端的军用科技不仅要服务于国防和部队，还要服务于人民群众。2009年10月29日，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研制成功，这一科研成就就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在军民融合的平台上，围绕军地共同需求创造出来的。如今，“天河一号”已经在石油勘探数据处理、生物医药研究、航空航天装备研制、金融工程数据分析等领域承担重要的科研计算任务。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向民用领域已转移了数万项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技术引擎。据估算，仅“神舟”飞天一项，就衍生了上千亿元的相关产业链。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国防事业的发展，近些年我国国防开支的不断增长正是得益经济发展的成果，大批民用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军事融合走上了良性互动的轨迹。
现代社会，武器装备研发所用到的高技术几乎都是两用技术，具有通用性强的特点。激光技术、雷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既可支撑多类武器的研制与改造，又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具有鲜明的军民两用性。融合军民两用标准，实现军民通用化是当前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当前世界性潮流。在武器装备的预研、论证、立项、试验、定型的采办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相关民用部门的先进技术，以进一步缩短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周期和加快民用标准在武器装备系统中的应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化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军民兼容的高技术产业群，包括微航天技术产业群、电子技术产业群、光电子技术产业群、遥感技术产业群、舰船技术产业群、核技术产业群以及常规武器技术产业群等。这些产业群不仅构成各国的产业支柱，同时也构成世界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武器装备发展受益于民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武器装备发展带动的民用科技进步，更可以用千倍或万倍以上的效果来计算。据相关资料显示，军事核工业的三种主要产品核能、放射性同位素、辐射技术分别对能源领域、医学和农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带动了计算机、高真空、深冷、传感、微电子、遥控、遥测、离子交换、萃取、粉末冶金、自动化、机器人、特种加工等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电子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等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结构升级。军用航天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自动控制技术、遥测、遥感、遥控、温控、计算机、密封、精密加工、特种工艺、新材料、测试等技术的发展，导致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在地球引力下进行生产的状况，将产生许多新的产品和工艺，为人类生产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
[1]刘戟锋.武器与战争[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第195页.
[2]黄麟雏.高科技时代与思维方式[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第144页.
[3]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网，2006年1月10日.
军事科技发展论文篇二
《1960年代前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形势浅析》
【摘要】20世纪60年代前期，世界军事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导弹技术、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尖端科技的运用与发展，加速推动了尖端与常规武器装备水平的突飞猛进，这形成了当时中国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发展的外部依据。总结梳理1960年代前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形势，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当时中国国防建设的总体筹划与实践。
【关键词】1960年代前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形势
军事科技、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国防现代化和国防实力的主要物质基础。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对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从冷战开始到1960年代前期，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激烈军备竞赛以及数次局部战争的牵引，有力推动了以核武器技术、导弹技术、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世界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武器装备的突飞猛进。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纷纷亮相，陆海空战武器不断更新。世界军事科技、武器装备的这种迅猛发展势头，对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面临严峻国家安全形势，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形成了国防建设筹划与实践和国防科技工业筹划、决策与发展的外部推动力。
一、导弹、核武器发展迅速，军用航天技术不断实现突破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后，美国和苏联在纳粹德国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同时发展导弹，其他国家也先后开始研制导弹。随着推进、制导、新材料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不同的作战需要，导弹品种类别逐渐增多，性能越来越先进。至60年代初期，美国、苏联等发达国家已相继研制并装备了包括地地弹道导弹、潜射导弹、防空导弹、空地导弹、反坦克导弹、反舰导弹在内的多种类型、不同用途的导弹。
二战期间，美国就掌握了原子弹技术，随后苏联和英国也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60年代前后，世界强国已经把发展核武器当作一项基本国策，军用核技术研究出现了突破性进展。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成功研制并使用了原子弹，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此后，两国又先后在1952年和1953年进行了氢弹试验。1957年8月24日，苏联研制成功射程为8000公里的SS-6洲际弹道导弹，10月4日又率先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此后，美国紧接着在1958年2月1日发射了它的首颗人造卫星。到1960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已发射了二十多颗卫星，几乎全部用于军事实验目的。当1960年美国U-2高空侦察飞机被苏联用导弹击落以后，军用卫星的优越性更加明显了，第一颗侦察卫星“发现者-13”号随即出现。1961年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加加林驾驶“东方”号航天飞船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绕地球后返回地面。1962年11月1日苏联发射“火星-1”号自动行星际站于1963年6月19日第一次在火星附近飞过，这是人类首次取得第二宇宙速度的成果。
二、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加快，逐步实现系列化和标准化
在陆战武器装备方面，进一步向自动化、自行化和直升机列装以后出现的立体化方向发展。到60年代，主战坦克已发展到第二代，火力、防护力和机动性不断提高;各种用途的装甲车得到发展，形成系列化;机动发射的地地战术弹道导弹和多管火箭炮成为重要的压制兵器，传统的火炮则以发展自行火炮为主，弹药实现多样化，并应用制导技术研制成功制导炮弹、制导子母炮弹。反坦克武器以导弹为主，发展了便携式、车载式和直升机发射的反坦克导弹。轻武器在增大射程、提高杀伤力和减轻重量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光学瞄准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轻武器的射击精度。直升机于60年代列装后，逐步得到发展。
在海战武器装备方面。二战以后，一些国家在对少数二战时期建成的航母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同时，着手研制新型航母和舰载机，包括可携带核武器的喷气式飞机。反舰导弹、反潜导弹、潜射弹道导弹、舰空导弹的逐步发展与运用，增强了舰艇的远距离打击和防空能力。50年代初，核反应堆开始应用于舰艇，先后建成核潜艇、核动力巡洋舰和核动力航母。与此同时，常规动力装置也有新的发展。功率大、热效率高的燃气轮机于60年代初开始在水面舰艇上使用。
在空战武器装备方面。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已发展到第二代。代表机型有美国的F-104和苏联的米格-21，后来美、苏又分别发展出了F-4和米格-23，以及法国的“幻影”Ⅲ等。其中，美国空军和部分苏制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参加了越南战争。这代战斗机继续追求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其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马赫且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
三、电子对抗技术发展迅速，电子战装备配套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50年代，通信、导航和雷达技术已相继成熟。电子对抗技术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在雷达对抗方面，广泛应用了箔条和角反射器等无源干扰，以及噪声有源压制性干扰。50年代后期，由于功率行波管的出现，实现了欺骗性干扰。在通信对抗方面，研究了对调频电话、移频电报和单边带通信进行干扰的最佳干扰样式，出现了专门用于通信对抗的设备。在此阶段已有几十种电子对抗设备，使用了专用的电子对抗飞机，建立了电子对抗部队，同时又致力于研究有效的反干扰技术，以改进雷达、通信、导航和制导系统等。进入60年代后，电子对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导弹技术、电子技术等的突飞猛进，促进了电子对抗技术的全面发展，电子战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特别是在越南战争中，“硬摧毁”性电子战武器装备被运用于战场，从而引发了电磁领域的巨大变革。
50年代，中国通过进口、接收、仿制和自行研制武器装备，到1955年底，人民解放军共换装和新装备了106个步兵师，9个骑兵、守备和内卫师，17个地面炮兵师，17个高射炮兵师，4个坦克、机械化师，33个航空兵师，9个舰艇支队。至此，海空军装备已初具规模，陆军特种兵装备也迅速发展起来，步兵的旧杂式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被淘汰，基本上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制式化，全军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比新中国成立时大大提高了一步。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大量仿制的武器装备也相继装备部队。其中以军械、火炮、通信、工程、防化等武器装备进展最快，到1962年底，所需品种和数量基本上可由国内生产解决。但是，这种武器装备水平与现状，同世界军事科技飞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尖端与常规武器突飞猛进的形势相比较，差距甚大，尤其是60年代前期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势下，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因此，面对世界军事科技突飞猛进，尖端与常规武器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筹划和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任务就显得更加重要而艰巨了。
历史实践证明，半个世纪前，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对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形势以及国家安全形势等的分析和判断，对中国国防建设的总体筹划和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后来国家军事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对当前与今后国防建设战略运筹、战略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景维.20世纪武器装备发展的辉煌百年[J].现代军事，2001(1).
[2]顾伟.军事科技与新军事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汪致远，顾诵芬.空军武器装备[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2003.
[4]王培昆，孙大喜.第四维战争[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