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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论文篇一
认识语言文化差异,提高语言交流能力
[摘要] 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会给交际造成一定的障碍。认识语言文化差异,克服语言交流障碍是英语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内容。
[关键词] 文化差异 文化教学 语言交流
文化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调节和决定着人类的行为。其中,包括语言行为。讲不同语言的人,其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也完全不同,而文化间的差异是语言交际中的一道屏障,使交际者不能沟通。笔者认为,英语教学不能局限于语言知识教学,还应包括文化教学,引导学生认识语言文化差异,克服语言交流障碍是英语教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文就文化差异在语言交际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及文化教学的必要性作一般性的阐述。
一、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1.问候语。在英美文化中,问候语的使用频率较高,一般是礼仪性的。问候的方式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正确理解礼貌用语或寒暄用语,在人际交往中至关重要。两种语言的礼貌用语很少会完全相同,往往一种语言用作礼貌用语的话在另一种语言里却只有实实在在的指称意义。例如,问候对方的健康,在美国仅仅是礼貌用语,而在中国却真的是关心对方的健康状况。就语言而言,一个词语使用的频率越高,它的意义就越少。礼貌用语因为使用的频率高,几乎都只具有社交意义,但如果直接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很可能被人按其全部的指称意义来理解,以至于造成交际中的误会。因此英语学习者必须能够分辨礼貌用语和非礼貌用语。
2.感谢和表扬。在表达感谢和接受感谢的方式中文化差异极为明显。西方人从早到晚总是谢不离口,通常对一件无足轻重和极为普通的事情表示谢意。比如,在商店购物时对售货员要说“谢谢!”在餐馆进餐或在咖啡厅喝咖啡时对服务员也要说声“谢谢”;在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在接受感谢时,西方人往往正面接受别人的谢意。当说英语母语者对我们表示感谢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尴尬,有时甚至会说“不”来拒绝其谢意,然而在类似的情况下,说英语者却会说“I’m glad to hear it.”等话语来接受谢意。同样,对于别人的赞美,中国人往往要谦虚一番,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不正面接受赞扬,表示谦逊,而西方人却会说“Thank you.”来给予肯定,以示尊重。
3.称呼语。在汉语中“同志”、“师傅”等称呼用得较广泛,无论是男性或女性,还是地位的高低。在类似的情况下,英语社会往往使用Mr.,Mrs.,Miss,Ms来称呼人。在两种不同的文化间,亲属称谓所受到的文化制约最为明显。亲属称谓的外延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特征,即对陌生年长者尊称为“uncle,aunt,grandpa,granny”,例如,“Uncle Li”和“Granny Wang”等。而在说英语国家,除家族成员外,人们相互之间不能这样称呼。否则,他们会觉得迷惑不解。
4.颜色词汇。由于注意或认知重点的不同,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来指称。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同一个所指都可能有几个不同字面意义的名称。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由于对颜色注意的重点和感知的方式不同,所以往往会采用不同字面意义的颜色词汇来指称同样的对象。例如,英语中的brown coal,汉语叫“褐煤”,但brown bread汉语却称“黑面包”,而brown sugar汉语又叫“红糖”。汉语就茶水颜色而言称“红茶”,而英语却就茶叶颜色而言称black tea。
5.隐私和禁忌语。虽然不同文化的人们在隐私和禁忌语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但仍有许多概念在中西方文化中是大不相同的。比如,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背景,收入,宗教信仰等问题,西方人认为属于隐私范畴,显然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谈论这类话题是不受欢迎的。在美国,千万不要问别人的年龄,尤其是女性,否则,她们会感到不高兴;此外,去询问某人的收入和私有财产都被认为是失礼的。如果美国朋友给你看她刚买来的衣物,你可以说:“That’s a nice dress.”或“That is a lovely hat!”等赞美的话语,但不能打听它的价钱。由此可见,在跨文化交际中应避免谈论上述话题。
二、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语言学家对语言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证明具备目的语文化知识使外语学习者能观察和分析本族语文化,同样,具备了本族语文化知识也能提高外语学习和交流的能力。
不同文化赋予同一种对象的联想意义完全不同。在英语里,鸡、绵羊、山羊、奶牛分别有“胆小懦弱”、“驯服腼腆”、“好色淫荡”和“粗壮邋遢”的含义。而在汉语里,除了绵羊有懦弱之外,这些动物并无什么特别的联想意义。在西方,人们把猫和狗看作人类的宠物、朋友和伙伴,于是英语中就出现了a lucky dog (幸运儿);Love me,love my dog. (爱屋及乌)等词语。然而,在汉语文化中,狗的含义通常是贬义的,汉语有“狗仗人势”、“狗头军师”等说法。这些例子中,不同联想意义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由于文化,而不是由于动物的本性。因此,我们在传授外国语言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去讲解与该语言相关的文化背景,由此看来,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结论
近年来,文化差异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界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有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文化因素的差异,并且具有成功地与他文化成员交流的真诚愿望,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这种看法差异制造的交流障碍。总而言之,在语言交际中,能说出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但违反了说话的规律和习惯,往往会造成误会,导致交际的失败。在人际交往中,有时候误会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用词的错误,而是因为表达方式和方法的错误。一般来说,说本族语的人比较容忍对方在语言、语法方面的错误,但对于违背社会交往习惯的话语则不能理解。因此,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不妨学学其文化,认识和了解语言文化差异,有利于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从而提高语言交流能力。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3]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大学学术论文篇二
语言的语言迷途
摘要：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当下以口语写作为中心的写作现象自然地保持了距离，通过语言对虚无性的深度体验与精神探索，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的可能，李心释所具有的语言学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书写有效地深入到诗的语言内核，对当代诗歌写作、诗歌史的诗学建构、以及诗歌突破文体边界走向当代社会与生命意识的建构，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话语启示。
关键词：诗歌语言;隐喻性;当代诗歌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1-0024-08
如何给李心释的诗歌命名，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他身为语言学教授，曾经出版《语言的语言迷途》等语言学著作;他熟悉解构主义哲学观，在生活观念与诗中均践行，均试图实现自我生命体验的双重在场;也是沉浸语言在虚无深处不断体验生命真谛的“空空和尚”(诗人曾经用过此笔名)。这份艺术简历，构成他进行生命省思的精神背景与艺术前提，远离通过诗歌获得世俗虚名之嫌。倘若没有此相关的精神领域与哲学态度，我们也自然无法考究他的诗歌动力、功力、活力、魅力。
在一部分读者看来，省察他的诗歌或许令许多读者感觉不知所云，间或以晦涩拒之。正如许多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一样，对读者提出较好的专业性、精神性的要求。“马拉美在法国创造了所谓艰深作者的概念。他明确地将必须付出的思想努力引入到艺术中来。正是这样，他提高了对读者的要求，并且他还带着一种真正光荣的令人钦佩的智慧，为自己选择了为数甚少的一群特殊爱好者，这些人一旦领略过他的作品，就再也不能忍受不纯粹、肤浅和毫不设防的诗歌。”[1]202李心释着重于语言的诗歌书写，也同时关顾生命意识与能动性的精神在场。李心释自然站在这个时代的高度上以世界性的眼光写作的，他深知汉语思维自身嵌带的问题及汉语发展的危机感，积极地通过语言不断修复汉语诗歌的信心，不断在形而上学的思索中试图抵达某种艺术可能。
一、在语言深处深究虚无
如果对诗人李心释的语言学的专业背景、延异哲学观、空空的生命意识这种种精神背景稍加考察，我们发现他的诗歌其实就是一个关于何谓真正的生命事实的“难题”的思索，而“语言”成为沟通以上三种精神背景的媒介，让他在自我的精神在场与终极性体验中切近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难题”，并展开形而上的思辨、探析。
近年来，他陆续完成了《致敬》、《冬天的苦念头》、《遭遇橡皮树》、《乡村邻居》、《路上的眩晕》、《逛书店晚归》、《灵塔》、《我在这里呆过》、《老茅》、《天空》等作品，他的诗歌取自日常的生活或者工作的语言，这里面的“致敬”、“苦念头”、“眩晕”却成为后现代心灵投射的支离图像，这个世界不再仅仅由日常支配，而是不断深处挖掘自我的潜意识，诗人更像一个历史学家在虚无之坟寻觅心灵的拓片、零散而寓意深刻的字符，这些组合成从日常导向形而上或者神性的精神语境，诗篇成为一个现实的场域供读者沉思、巡游、审视、辨析自我存在的空间。如他《致敬》中写道：
高原的公路沿线
一匹马静立，低着头
疾驰的车经过它
像一个轻浮的笑话
一匹黑色的马，公路唯一的高度
静止的速度
比所有速度都快
是因为我把眼睛留在了它的身上
作者要致敬的正如面对语言的沉默，因为自我的清醒而促成了致敬的时效、深刻，在生命奔走的匆忙旅途中，静下来想想生活、想想那类融留的沉默的客观生活，保持清醒的意识与态度也成为生命探索的另一种可能路径，“我把眼睛留在了它的身上”，再次强调主体对世界发现的必要性、必然性，如果自我是清晰的、秩序的，那么语言就试图反思、颠覆自我世界的平衡、秩序，唯有不断破除自我的幻象，认识你自己，方可抵达内心的隐秘、诗意与可能。
所有的写作都在写作中完成。在许多诗人看来，诗歌写作的经验就是多写、练笔，在多写中练就、发现某种诗体表意的经验与能力上的提升，不断深化、纯粹，直到形成自我的风格，这成为当代诗歌书写的重要经验。瓦雷里的学生梁宗岱曾有如下一段代表性的论述：“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配的宇宙。”[2]李心释的诗歌，是带着深刻的空观，在语言的通道不断触及、呈现思想的外壳，从他的诗歌更能触碰到的现代的语言意识及哲学观对当代生活的积极影响，更能从诗篇领略其对当下生活认知的启示、意义。“艺术是艰难的，而艺术家在这种艺术活动中经历着不确定……诗歌只是一种练习，但这练习是精神，是精神的纯洁性，是纯净之处――意识，这种可用以交换一切的空无的能力，在那里成了实际的能力，并在严格的范围内包藏着它的各种结合的无限性和它的动作的广阔性。”[3]73世界的认知是难的，这同样成为李心释语言、生命、思想、哲学的综合性的认知前提，他的诗篇展现了这种种语言观、生命观、哲学观、思想观，对读者不断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可能。诗歌成为对现实焦虑、虚无人生的某种积极有效的肯定性的书写，这种书写再次呈现了诗歌作为艺术的重要样式对生活信心的修复与理解的可能。
当代诗歌书写需要体验能力、想象能力，还有自觉的语言、诗体意识，才可能达到诗意、思辨形成较佳的审美、认知效果。头巾、菜刀、把手……成为他脑海深处的语象，不断从日常经验导入形而上的精神遐想与探索之中。他写道：
迎面一个中年妇女
包着头巾，过冬的暗花棉袄
手上动作深入本地
有黑色的血在她身旁循环
这样一直走着，可到黄泉
又一老者
男性是边上的树与房子的性别
干黑的皮肤褶皱
有无数生的厌烦的堆积 日复一日，毫无差别
惟一重大的变化就只剩一个了
曾是那大学教室里的青春
早早结在食物链上
等来的饕餮大餐却不是他自己
(李心释：《冬天里的苦念头》)
梯子不用于我们之间的通达
梯子是扭曲了的生活的精致化
融洽的关系
会像菜刀收集疼痛
菩萨坐在最高层
因为人们不让她有排泄
属泥土的才有心肠
为一只鸡的权利而斗争
我们同拥一枚巨大的青褐色丹药
取名曰天空
加入夕光的糖水
夜夜共享它的苦
(李心释《乡间邻居》)
我说这片土地
犹似说这一张纸
写满后注定要翻过去
翻过去了也许不再有纸
而决无空白
这片土地我呆过
当我被翻过去了
土地还在
我，一个临时钉在地球上的把手
过往的时光将通过我
转动她
(李心释《我在这里呆过》)
他不断捕捉日常的诗意经验通过语言的存在之思，试图理解生命的困惑、虚无，语言因而有了敞开的多义性、丰富性。“敞开，即诗歌。这空间，在那里所有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在那里在两个领域之间有着无限的过渡……诗人当然无法进入其中，诗人进入其中只是为了消亡，在这空间中，诗人只有保持一致才进入裂口的深处，这裂口把诗人变成一张无人理会的嘴，正像它对待聆听寂静的分量的人一样，这就是作品，是作为渊源的作品。”[3]139在语言的本体的质询与探索中，在诗的经验与幻象之间，他的诗歌进行语言/思想的平衡与裂生，生成多种生命、艺术的可能，不断走向澄明之境的存在之思。
法国文艺批评家保罗・瓦莱里在评价马拉美的诗歌时，指出语言(艺术)的不可完成的状态，“艺术的对象逐渐脱离低俗和普遍的幻象，他的品行促使他去从事无形而浩大的工程。这种无情的选择吞噬着他的岁月，完成这个词不再具有意义，因为思想自身是什么也不会完成的。”[1]194不断破除生活的幻象，深入语言的迷津，不断又通过语言呈现艺术与思想的通道，最终为生命意识提供某种精神理路与艺术可能。“它要求思想具有最全面的素质，它永远不会完成，因为严格说来它永远不可能发生，这个工作试图建立一个人的话语，这个人要比任何真实的人在思想上更纯粹、更有力和更深刻，在生活中更激烈，在言语上更高雅和巧妙。这种非凡的话语以支撑它的节奏与和谐为特征，节奏、和谐应当与话语的形成十分紧密甚至神秘地联系起来，使得声音与意义再也不能分离，并且在记忆中无限地相互应和。”[1]181这也自然成了李心释诗歌的写作理念与精神可能的探索动力与前提，在他的诗歌中除了获得一种语言的思辨的知性的审美性的感悟，同时，还获得一种思想认知的震颤感、共鸣意识，可见，他的日常的诗性观察维系了诗歌语言本体的严肃性、终极性的思考魅力，不断抵达诗歌的精神世界。“精神，在审美的意义上，就是指内心的鼓舞生动的原则。但这原则由此鼓动心灵的东西，即它用于这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把内心诸力量合目的地置于焕发状态，亦即置于这样一种自动维持自己、甚至为此而加强着这些力量的游戏之中的东西。”[4]158
当代诗歌书写所表现出来的语言本位意识很大程度上传承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中的解构一脉。李心释在生命、哲学的语言意识受惠于传统的佛学空观的潜在意识，他不断否定自我、破除幻象的诗歌写作的精神前提也自然受到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凡是钻研诗歌者就避开了作为确实性的那种存在，遭遇到了诸神的不在场，生活在这种不在场的深处，并为这不在场负责，担当其风险，承受其厚意。钻研诗歌者应当抛开一切偶像，应同一切决裂，应当不把真实作视野，把前途视为逗留之地，因为他没有丝毫期望的权利：相反，他应当绝望。钻研诗歌者死，遭遇死亡如深渊。”[3]19他走向了存在主义的存在之思，这一切自然与现代主义以来的“虚无”的探究产生了关联，或者说，这种虚无的精神前提，让他在执着书写与跳出窠臼并行的语言意识中不断深化、强化自我个体的思考与精神性认同。
当代诗歌书写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遮蔽了语言自身的生长态势力与发展可能，他们过度的意象与抒情、过度的形容词、语气词的使用、过度的叙事与口语写作，导致了诗歌愈加偏离诗歌追求的事实、真相。在美国学者奚密看来，哲学取向上的基本差异使现代的“纯诗”观念有别于中国的传统诗学。现代“纯诗”观念不仅导源于同质性读者群的消失，而且甚至在更多程度上导源于公认的整体价值系统的缺席。[5]李心释的诗歌始终坚持语言的可能为前提，不断表现出诗歌必然、本质的诗体意识，使得他的诗歌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精简主义的倾向，这种精简性走向了诗歌的减法、凝练的原则，同时提供了种种自我语言繁殖的能力，重新让诗歌恢复到生命这一立场与维度，驱除繁复的、过度的语词障碍，直达语言的表意现场、诗意生成的肌质与多向性、丰富性的这一精神层面。在澄明的自我与可能面前展开存在之思，精简、凝练的诗歌获得一种语言思辨与知性组合的审美性体悟，不断阅读产生思想认知上的震颤感，日常的诗性观察维系了诗歌本体的严肃性、终极性的思考魅力。他写道：
书店外面，夕照像头颅一样坠落
我出门的惊恐与悬空的文字
有节制地不毁坏日常生活
是胃里的黑暗催我起身
结账的服务员嫣然一笑
依旧如明码标价
一条狗准时来围剿我
是的，我总是被一条而非一条以上的狗
围剿。跑到校门才有安全
因为狗害怕比它大的狗
校门吃进吐出一拨拨人
它消化什么不得而知 今晚的我要消化五本书、黄花菜加五毛饭
(李心释《逛书店晚归》)
国内战争中死去的这些人
与一千年前的和尚共葬一处
想必亡灵自会去渡亡灵
灵魂和石像，对应于
早晨与太阳
回收现世的目光而成石像的光明
今年的梅花节上
一块墓碑无缘无故地裂了
对应于
一角升天了的塔檐
(李心释《灵塔》)
李心释面对当代再现、叙事为主的口语写作话语统领诗坛这一现象，不无警示地提出“隐喻是写给读者的情书”的常识与诗观，可见其清醒的语言意识与诗思指向，让他的诗歌获得了修辞的较佳文本效果，也让读者深入到生命之维的另一种可能观照之中。他写道：
月亮只亮一张熟人的脸
一侧煞白，刚刚经历过我的数落
门前橡皮树葱茏的叶子却以大音量
要求我的生活跪拜
枝干里的神灵
视线被拨得像跳绳
六十年后的我加入，绊倒
再也不能起身
给一次闭目命名为‘夜晚’吧
我明白
那些已逝的同类正在向我转述
别处的生活
(李心释《遭遇橡皮树》)
留意脚，自然就深入土地
凭一片硕大的枯叶
大致能判定站立的纬度
人群永远是细菌一样地分裂
腰带的视线比头上的可怕
只瞄准地图上的一个点
或是在哪里预订了位置
留在脑海里的面孔
仍需一一标上序号
(李心释《路上的眩晕》)
我是九月份来这里的
因为你
一年旋即榨成刚刚
却又匆匆把一生吞下慢慢化解
一个朋友
在语言里已经很老很老了
我用语言的历史
增进对他的感情
把他逼到死角
地图上的一个点
我的笔尖无数次在想象中落下
在他恰好于画架前
把墨抹上
(李心释《老茅》)
在直觉、灵感的牵引下，语言的灵性、神性盎然于笔端，一首首诗篇像精神食粮，让写作者有勇气写下去，也让读者阅读中找回生命的思维与信心，语言与思想形如“基督”，也神似“弟兄”，它又是“诗”，最终三者合一。其实其中的关系正是或此或彼，你我感染，相互扶持，共育诗华。阐释意义走向了体制，阐释的过程也许更切近诗的审美性、文学性。
二、语言：不可能的可能
当代诗歌语言的探索，表现出对汉语自身表述危机与自觉纠偏的文化意识，不断从日常的、经验的话语通过诗性的、文学性的话语的置换、书写去维护汉语自身的纯洁、隐喻的诗性结构。当代社会陷入种种话语的圈套的牢笼，对经验的、日常的、交流的、功能的语言也时刻应该保持警醒意识与辨别态度，“日常话语的机械化、自动化，语词造成虚假的修辞幻象或名实相离，语言总体上工具性、非人化的增强，等等。存在主义者认为这才是语言的危机，拯救之途是把诗与思的本质方式归还给语言，不断进行语言创新。”[6]
当代诗歌的语言的写作，时常滑入了语言的娱戏与一次性的消费行为，仅在语言的外部滑动、迁移，而真正走向文本效果的内部运动、探讨的话语实践，似乎还相差甚远。在李心释看来，有一类艺术作品观念先行，艺术家之创作就是要颠覆已有的或流行的艺术观念。那个被反抗的观念就像民歌手的动作做派一样，已程式化，几近化进艺术界大众中的无意识，令此类艺术越走越窄，缺乏生机。20世纪80年代中的诗歌观念的变迁似乎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反叛意识浓烈，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诗歌行为。参见李心释博客.http：//kkyuyanxue.blog.163.com/blog/static/7425795320130317320291/.他在《隐喻是写给读者的情书》写道：“修辞如果没有了直觉/不过是顾虑重重的代名词/不是废话连篇/却能判别隐喻的好坏/儒者教导不了别人/一个词语繁衍出另一些词语/这挑逗的本性谁都会感染”，“隐喻是写给读者的情书”，隐喻自然成为诗歌的常识与语言的本体追求，在直觉、灵感的内力作用下，语言裂变成诗的灵性、神性，“诗歌的话语不再是某个人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没有人在说话，而在说话的并非人，但是好像只有话语在自言自语。语言便显示出它的全部重要性;语言成为本质的东西;语言作为本质的东西在说话，因此，赋予诗人的话语可称为本质的话语。”[3]23语言让读者在阅读中与写作者的情思融合，并在语言的体味中切近生命意识、不断提升艺术思维的高度与难度，也在语言阅读中形成诗意的生命智慧，诗、思、精神三者之间的关系，或此或彼，彼此渗透、交汇、影响、融合，前提是语言，最终又回归语言，语言成为前提、媒介、效果的生成机制与可能。
在诗学与诗歌的传统之间的平衡，给当代诗歌书写提供可能。李心释的诗歌表现出语言本体的回归探索，不断试图识别世界被遮蔽的秘密。在他看来，“在日常观念的世界中我看不到任何人的希望，写诗是为了反抗日常语言，反抗虚无，感受意义的言说，确立真语言。”[7]他在《二手的我》写道：
金黄色的
光线
通过白墙壁
折到被午睡遗弃
的床前
目的是把一个人
变成
二手的我
再嫁祸给冬日
书架像个停车场
一本心仪的车
冲出堤坝
追踪我 诗歌依旧帮助我们破除自我幻象，语言本体的修辞对“二手的我”的堕落、迷津进行驱逐、去蔽，忍受黑夜的孤独、寂寞和语言的纠缠，让自我努力超越于现实之外，但是写完又要落入凡间，从日常经验的“床前”，展开现实自我的精神质询，“冬日”，富有意味，既可能指向诗人当下的生活语境，也可能传送冬日生活之遭遇的联想，于是诗歌经验之外的另一语义生成，至少“嫁祸”已把诗的情绪在字里行间不断进行暗示而铺展。“书架像个停车场”，同样源于日常生活，但又在强指、近似的联想与隐喻中，不断让我们体味到这两者之间的相似/非似带给文本的神奇效果，“一本心仪的车”，颠覆了语言的表达秩序，在“本”与“辆”之间把我从经验拉向幻象，在诗意的可能捕捉中，我们寻访诗人自我的可能秘密。“冲出坝外”，完成了诗歌的语言的表现可能，也强化诗歌走向语言本体的“幻想”色彩。诗的语义、情绪的错位、变形，让读者尝试对《二手的我》狠狠阅读、跟踪，从而，让生活的真相的自我慢慢浮现出经验的精神水面。“一个话语的形成不能完全占据它的对象、陈述、概念等诸种序列有权利提供的一切可能的空间，它基本上是空白的，而这个空白是由话语的策略选择的形成序列所造成。”[8]诗歌成为某种话语促成了这一切的转化与生成，从日常的经验空间不断抵达可能性的诗性、诗思凝聚的文学空间。
语言的不可能的可能状态推动了诗/思、诗人/读者之间的联系、相互理解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人都是语言的奴隶，诗人是不安分的奴隶，并随时希望由奴隶变成主人。自觉的语言意识是摆脱语义奴役的第一步。”[9]诗人离不开读者，正如诗歌离不开语言一样，在可能的语言中抵达艺术与思想所启示的生命之维，这就预设了语言不再是日常的交流功能，也非稳定语言结构的政治话语，而是让语言成为一种思维可能，诗歌写作颠覆了、赋予了、强化了、生成了语言的种种可能。“一首诗歌是否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 只能说相对自足，因为即使诗是封闭的，但理解却是个开放的过程，读者面对一首诗歌有两个权力，一是进入诗人创造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去体会其聚合的空间和组合的表现法，去体会语言的结构与张力;二是并不把这首诗读成一个整体即一首完整的诗，只取其中一词一句，把自己被激发的体验填充进去，而后读成的诗其实已是另外的一首诗了，不能归于作者，你也完全可以重写，那是你自己的诗。”[10]可见，诗篇的完成绝非单凭诗人的写作，还需要读者的有效介入，不可能的语言的可能性，让写作者与读者之间找到了对话的意义与可能，语言思维自身嵌带的复义、隐喻等功能，最终深化为语言/生命的某种思维、意识。
三、语言本体写作的当下话语启示
当代诗歌的发展经过朦胧诗对战歌、颂歌的语言置换，经过第三代标以先锋的语言、语感对朦胧诗意象与抒情的语言的替代，经过轰轰隆隆的下半身、垃圾派、废话写作等话语对上半身的语言解构，在李心释看来，“现代汉语诗歌还像个孩子，承认这一点，或许还能看到希望：我们的传统已经纵容了一个孩子的撒野，或许正在等待她的主动自我矫正与回归。”[11]40诗歌还是一个孩子，体现当代诗歌的年幼、稚嫩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语言存在的问题，以及诗体意识的回归、审视、认知、超越方面的缺失影响了语言凝聚的艺术观、生命观的自然形成与深度。
当代诗歌书写一直并未离开语言，但是语言在当代诗歌似乎又是剥离与单一、局限的，李心释的诗歌及观念的实践，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话语启示。
第一，语言的本体意识、可能意识对当代诗歌书写的积极影响。
当下语言状况相对受到来自西方翻译、网络语言、汉语拼音化等的影响，使得当代诗歌书写不自觉地滑入时代的语境中，语言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不是语言在表达，而是人为的声音在表达，语言的自我繁殖能力被限制，束缚了当代诗歌的语言发展与纯粹。“中国大陆新诗创作正出现在这个世界艺术诗歌的新起点时期。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探索，不再重复西方的脚印，在此以前我们总是追赶西方的实验，现在我们应当找回自己诗歌的过去，包括古典诗词、美学，综合西方现代的诗歌的种种尝试，取其可取者，寻求有东方特点的自己的诗学和诗格。”[12]
李心释的诗歌表现出某种难能可贵、独特清醒的生命意识与文化判断力，“判断力为了自己独特的运用必须假定这一点为先天原则，即在那些特殊的(经验性的)自然规律中对于人的见地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却在联结它们的多样性为一个本身可能的经验时仍包含有一种我们虽然不可探究、但毕竟可思维的合规律的统一性。”[4]18虽然有人将其放在“第三条道路”等诗派的写作类型中去认识，但他无疑保持了艺术的清醒与思想的独立，因而，他的话语一方面源于当代诗歌书写中吸取的营养，但也不断突出当代诗歌放逐语言、弱化语言认知水平的写作，不断滑入语言的常规与政治的话语圈套之中。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诗界和小说界吸收了现代哲学和语言学中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似乎真的把语言当语言看待，其背后仍然是文化与文学革命的思路……“语言”在80年代初不过是启蒙主义旗帜下的一个工具。之后，第三代诗歌里“反崇高”“反文化”“反英雄”等文化主张扎根在“语言”头上，“诗到语言为止”，“语言”的地位已被提升至不能再高的位置，但它仍然是工具而已。[13]
第二，当代诗歌史的情结编织与诗性建构的重新认知。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指向了诗歌写作的时间、历史的描述与梳理，而相对缺失了诗性、客观性的评价与鉴别。在他看来，“在无法辨别谎言与真理的时候有太多的人保持着沉默，因为说话只徒增混乱。当代诗的疯长完全来自符号说谎的力量。所谓诗人，已是盗用叙述真理的语法来装饰自己的怪物，有太多奇思妙想不是来自头脑而是来自语词的主宰，诗人坚决不当意识形态的奴隶，却把奴颜婢膝献给了语词。诗界曾倡导能指的滑动，而警惕语词的老化、板结，他们借以产生诗意的东西不外是一场歇斯底里的自我献祭的狂欢”[11]38
当代诗歌的批评与研究，远离语言本体意识上的书写，许多作品研究指向写了什么，而诗歌研究者、批评家也局限于诗歌写了什么的一般梳理与常识研究，相对缺少对语言境况的深度剖析。“没有任何‘文学史’(如果仍然要写这样的文学史的话)能够仍然是正当的，如果它像以往一样满足于把各种流派串连在一起而不指出它们彼此之间的鸿沟的话，这种鸿沟揭示了一种新的语言观：即写作的语言观。”[14]188在这样的学术体制化、认知理性化的常识牵制下，我们相反远离了诗歌的传统认知与语言意识的觉醒可能。“所谓的文学史资料几乎没有触及创造诗歌的秘密。一切都在艺术家的内心进行，似乎我们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一切事件，只对其中作品有着表面的影响。更重要的东西――缪斯女神的行为本身――与她的经历、生活方式、遭遇以及一切可以在一部传记中披露的事情无关。历史能够观察到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1]33 当代诗歌研究的历史意识应该注意诗歌这一文体的特殊性、差异性，美国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所指出诗性的修辞性的历史意识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常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15]1 “伟大的历史经典之所以从来不明确‘解决’某一历史问题，而总是向过去‘敞开’以激发更多的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比喻性。正是这个事实允许基本上把历史话语当作阐释，而非解释或描写，而最重要的则是将其当作一种书写，不是为平息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意志，而是刺激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生产更多的话语，更多的书写。”[15]299对当代诗歌史不断深入进行“情节编织”，从语言的差异性、丰富性中找出诗体意识上的经典作品，丰富与完善“当代诗歌史”的历史图景与理论研究。显然，“在古典时期，‘诗学’并不指任何领域，任何特殊情感内容，任何首尾一致性，任何分离的领域，而只是指一种语言技巧的改变，即按照比通常谈话则更富艺术性、因此更具有社会性的规则来改变自我表达方式，换言之，即把一种由于其惯习的显明性本身而被社会化了的言语，投射于来自心灵的内在思想之外。”[14]28
第三，诗歌跨越艺术边界，走向种种思想可能的思考，为当代社会观照自我提供了精神性的话语启示。
强烈的生命意识的灌注、积极的书写态度，有效地让诗歌成为抵达某种审美性、思想性的精神活动的形式之一，同时也回到了主体在生命―艺术异质同构这一文化意识。“在我写作的时候和直到我停止写作为止，我为之心折的不朽思想是一场白日梦。我认为不朽是存在的，但不是像这样的不朽。”[16]通过个体的书写，我们在日常/超验、生活/梦想、现实/艺术的对立中，不断融入、契合、感应、交汇。“写作就把人物的实际言语当成了他的思考场所。”[14]50诗歌提供了最好的艺术形式，实现了现实梦想的生命化指认，不断把人从现实的、物质的、欲望的、世故的经验世界，向超验的、灵性的、精神的、纯粹的现象界过渡。语言的诗艺化、思想化的可能性的探索与书写，成为李心释进入形而上学思考的媒介与基础，“面对世界准备(好)的身体，暴露给世界，承受感觉、情感、痛苦等，也就是说介入世界，交给并参与世界，在同样的情况下，身体可以对世界产生一种合适的反应，从而控制世界，掌握世界，将世界作为一种工具来利用(而不是辨别它)，这种工具(按照海德格尔的著名分析)是触手可及的，而且从来都是被照此看待的，被它许可完成的和它指向的任务看透，好象它是透明的一样。”[17]
诗歌的边界不断被打破，最终又回到生命这一最终的企及可能。“训练除了使我们了解、掌握各种写作技巧，最主要功能是使我们知晓诗歌的边界何在。万物皆有边界，何以诗歌独称无限?因此诗人在写作过程中必须清楚什么是应当抛弃的，什么是应当生发和完善的。但诗歌写作仅凭训练肯定不够，因为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题材上说，诗歌写作都是一种冒险。训练使我们获得冒险的资格，使我们在知晓了写作边界之后跨越边界，使我们的写作不至于僵死或永远停留在学徒期。”[18]诗歌变成书写，从现实切近了精神的在场，而灌注诗里的仍是一个诗人持久以来的参悟与修行的生命理念与终极价值，李心释尝试抵达语言的内核，不断探索一种不可能的可能的存在之思。“作诗并不是在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一种诗。存在之思乃是作诗的原始方式。在思想中，语言才首先达乎语言，也即才首先进入其本质……思想是原诗;它先于一切诗歌，却也先于艺术的诗意因素，因为艺术是在语言之领域的狭窄意义上，一切作诗在其根本处都是运思。思想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19]他不断向现实发出深究生命真实的声音，语言为他提供了走近诗意人生的生活可能，在日常生活经验中不断破除幻象，获得精神性、纯粹性的审美视域与生命关怀的融合与统一的可能，实现诗/哲学、诗/灵性等的相互增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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