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备受关注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下称《问责条例》)近日揭开面纱。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下面小编整理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ppt材料，欢迎阅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ppt一
(一)是哪一级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每一级党组织都要担起相应的责任
《条例》第三条对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进行了规定：“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
《条例》起草组有关同志指出，党的问责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实事求是是党的问责工作一贯坚持的原则。要坚持求真务实，是哪一级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应当问责的就决不能追究责任，做到宽严适度、不枉不纵。
2015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条例》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明确下来，是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细化、具体化，体现了我们党强化责任追究的坚定意志。但同时也要注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讲话中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就要真管真严。惩治，治是根本，惩是为了治。”在问责工作中，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通过强化问责，使干部真正扛起责任，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体现了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管党治党不能光有权力而无责任。每一级党组织都有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能替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支撑，按照管理权限，落实分级负责原则，层层传导压力。党中央从中央部委和省一级抓起，把责任让党委(党组)书记扛上;党委(党组)书记再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省委书记压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压给县委书记，一直压到基层，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ppt二
(二)不仅要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
《条例》第四条规定，“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绝大多数人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的追责应该是耳熟能详了，那么《条例》中新增的“领导责任”又是什么含义呢?
《条例》起草组有关同志解释，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三十六条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的规定，主体责任是党组织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承担的责任;而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八条以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第六条对领导责任的规定，领导责任是领导班子及领导班子成员等党员领导干部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承担的责任。简而言之，就是党组织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承担主体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承担领导责任。
而在《条例》第五条中，又提到了全面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等概念，这和第四条中的领导责任又是什么关系呢?《条例》起草组有关同志表示，从本质上讲，《条例》第四条、第五条关于领导责任的规定是一致的，都是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职责范围内对有关工作承担的责任。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条例》第四条中，领导责任与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是并列关系，规定的是上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承担的领导责任;而在《条例》第五条中，规定的是在追究集体责任时，被问责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承担的领导责任。
这位同志指出，《条例》规定不仅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体现了“权责对等”的精神，不管是党组织还是党的领导干部，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就得有多大的担当，否则就要被追究相应的责任。领导责任的提出，意味着不能只对下级问责，中央部委党组、省区市党委和其他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谨防“灯下黑”“手电筒”现象发生。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ppt三
(三)明确六种问责情形，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党章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这是党章对问责情形作出的重要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在监督执纪问责实践中深化了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认识。因此，此次《条例》将问责情形规定为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履责不力、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等6个方面。《条例》起草组有关同志表示，对问责情形的规定是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在现有的与问责相关的党内法规制度中，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已经不适应目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仍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责任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因此，《条例》首次聚焦党内问责，规定六种问责情形，旨在推动治党管党从宽松软不断走向严紧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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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条例逐条解读
第一条 为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解读：
本条规定了“目的和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而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目标方向，总结实践经验，健全问责机制，扎紧问责的制度笼子。颁布实施《条例》，就是要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释放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推动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把责任扛起来，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第二条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解读：
本条规定了“指导思想”。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开展党的问责工作，必须以此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明了党的问责工作的方向，必须贯彻到问责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四个全面”是我们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目的，加强党的建设是根本途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问责工作的核心思想。通过规范和强化问责工作，一方面要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另一方面要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第三条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原则”。
(一)依规依纪，实事求是。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依规依纪开展问责。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问责工作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是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未作重复，在实践中仍然依照这些法规执行。党的问责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实事求是是党的问责工作一贯坚持的原则。要坚持求真务实，是哪一级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应当问责的就决不能追究责任，做到宽严适度、不枉不纵。
(二)失责必问，问责必严。2015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条例》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明确下来，是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细化具体化，体现了我们党强化责任追究的坚定意志。在问责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问责的利剑生锈，形成“破窗效应”。
(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讲话中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就要真管真严。惩治，治是根本，惩是为了治。”在问责工作中，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通过强化问责，使干部真正扛起责任，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四)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管党治党不能有权力无责任。每一级党组织都有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能替代。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支撑，按照管理权限，落实分级负责原则，层层传导压力。党中央从中央部委和省一级抓起，把责任让党委(党组)书记扛上。省委书记再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压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压给县委书记，一直压到基层，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这是落实“两个责任”的成功经验，也是压实问责责任的必由之路。
第四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主体和对象”。根据本条规定，问责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追究的是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特别是对于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更是问责的重中之重。
第五条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解读：
本条规定了“责任划分”。在追究党组织领导班子集体责任时，必须分清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责任。根据《条例》规定，领导班子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体现了“权责对等”精神，不管是党组织还是党的领导干部，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就得有多大的担当，不担当、乱担当就要被追究相应的责任。
第六条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情形”。党章第42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这是党章对问责情形作出的重要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在监督执纪问责实践中深化了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认识，深刻体会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集中体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当前，人民群众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廉洁问题反映最突出，必须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党的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这一体会写入了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党中央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遵循党章规定，总结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在《条例》中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6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其中前5条是主体内容，第6条是兜底条款。
第七条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二)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重的，应当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应当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四)纪律处分。对失职失责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纪律责任。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方式”。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包括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规定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主要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
第八条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决定”。根据《条例》规定，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有权对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作出问责决定。明确规定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通报、诫勉的决定权，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权，这就把问责的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这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
第九条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解读：
本条规定了“问责执行”。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向该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对党的领导干部问责的，应当向该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为做好衔接，便于组织部门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并按要求报上级组织部门备案。
《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规定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写出书面检讨，在有关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这既体现了“严” 和“实”的精神，也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案例，发挥警示作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条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解读：
本条规定了“终身问责”。《条例》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原则，确立了“终身问责”制度，规定“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等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等要求的具体体现，也与《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已退休但按照本规定应当追究责任的，仍须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的精神一脉相承，是我们党作出的政治宣誓。
第十一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解读：
本条规定了“授权规定”。《条例》从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原则性、方向性要求，对其他党内法规中的问责内容不重复、不替代，为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贯彻执行留下空间，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只有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制定针对性强、便于操作的实施办法，把问责事项、方式、程序具体化，才能推动问责制度落地生根。
第十二条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解读：
本条规定了“解释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条例》的解释机关。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本条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解读：
本条规定了“施行日期和法规效力”。《条例》是关于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党内法规，囊括而不替代此前发布的其他有关问责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其他有关问责的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这是由《条例》在问责法规中的地位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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