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一)道德本位的价值标准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三)血亲拟制的价值模式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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