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天空，洁白的光芒洒向大地，仿佛给大地洒上一层银粉。清风吹来，池塘泛起阵阵涟漪，依依的柳枝被风轻轻地拂动着……乡村的夜色是多么宁静多么美丽啊!下面是小编给大家精选的在乡村散文集，供大家欣赏。
在乡村散文集精选：儿时贫穷的记忆
说起来很奇怪，明明小时候很贫穷，没有一样从商店购买的玩具，没有每天可以吃早餐的零花钱，甚至于，衣服都是穿的又旧又大哥哥或者某个亲戚的，内心却感觉不到贫穷的酸涩和苦痛，仿佛都不曾那么穷过。
春节里能有一套新衣服穿，那是件开心的事情。很多时候，小小的心里也会带着那么一种期盼，但如果期盼落空好像也不特别觉得伤感。因为大家都是那般的贫穷。江汉平原主要的农作物是棉花和水稻，棉花和水稻都是镇上的国营单位在收购，从家里用两轮板车拉到7.5公里外的镇上卖给他们的时候，并不能当场拿到全部现金。一部分货款直接抵掉了土地税(那个时候种田需要缴税)，另一部分可以兑换成油票(我们当地做菜主要的食用油是棉籽油，偶尔调料会使用芝麻油，就是香油)，剩余的部分才发放现金。能让老百姓靠种田就生活富足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所以结余其实并不多。况且我们一家五口，父母加上哥哥姐姐我，三个孩子都在读书，压力其实不小。
现代社会环境，有一种笑贫不笑娼的趋势，不知道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我们舍弃了人性深处的本真。事实上，我不觉得这两件事情值得取笑。前一件通过勤劳可以改善，后一件没有受害主体。社会主流媒体应该引导我们寻找生命的真相，人性的释放，真理的彰显。可惜的是，这一切没有发生，甚至有所扭曲。物质生活的丰富，并没有伴随着精神层次的提升。
通常春节的时候，大家都在休闲。秋天收割了小麦之后种下的油菜，整个冬天都不需要打理，所以农田可以撒手不管。那个时期，承包责任制单干还不太久，家家都不太富裕，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来临，下海这个词还没有诞生新的含义。农村人喜欢打麻将打扑克成为公开的秘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如果打麻将打扑克用来输赢人民币，算违法，被公安民警抓住了需要没收赌资，罚款甚至判刑。
可能是我血液里流淌着一种赌性。不好意思地说，如今，我深爱的一种扑克游戏：德州扑克，一段时间里，我曾幻想着它能成为未来的职业，每天能坐在电脑前面，通过互联网和世界各地的德州扑克玩家竞技赢钱，不断的计算胜率赔率隐含赔率，选择放弃或是跟注还是加注。国内好的职业德州扑克牌手年收入十分可观，10万美元不在话下。
春节那样的氛围里，我们当地会有一种赌博形式：色盅。色盅组织起来很快，道具也很简单，所以较为流行。就是使用两颗色子，色子是一个正立方体，有6个面，1点，2点，到6点。使用色盅，农村里没有正规的色盅，一般是使用大的酒杯或者碗来替代，倒扣在托盘上，托盘就是瓷的碟子，两颗色子就在碗下面，托盘上面。老爷(庄家在我们本地的叫法)上下左右摇动几次托盘里的色子后，所有闲家开始押注，分单双两边，两颗色子的点数加起来是单数的话，结果就是单，两颗色子的点数加起来是双数的话，结果就是双，闲家可以任意押一边。押注完毕之后，老爷就可以直接开，输的陪赢的拿走。这种博彩形式在我后来开始玩百家乐之后，仔细琢磨过，发现有个很大的漏洞。两颗色子，加起来点数的个数，一共是11个：2点到12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单和双的个数不一样，5个单，6个双。双的个数要多一个，百分比来算的话，接近10%的概率。
对于这些博彩形式，从小开始我就很好奇(不过现在想来蛮可惜，如果那个时候开始加紧锻炼，多加专研，配合上心灵手巧，搞不好早就勤劳致富了。^_^)。那个春节也是鬼使神差，特别想要去试一试。平时零花钱都不太富余，总是等最需要的时候，才向母亲开口，更别说向母亲要钱了去赌博。有个奇怪的现象，相信大家都有，就是要零花钱，我们总会比较固定找一个人要。比如我和母亲比较亲近一些，所以基本找母亲要零花钱。向父亲要零花钱的时机屈指可数，有，也是学校特别需要交费的时候，才能理直气壮地给父亲说。看起来人也挺能察言观色，父亲比较严厉，担心他会拒绝。
因为特别想去赌博一下，刚好那个春节，小姨妈从相隔12公里远的曹市镇来我们家走亲戚，于是抱着侥幸心理大着胆子，向小姨妈要钱说想去赌博。喜出望外的是，小姨妈居然答应，给了我一块钱。一块钱的定义是什么?那个时期的油条是一毛钱一根，一块钱可以买十根油条，如果用油条来衡量的话，相当于现在的十块钱。
记忆深刻的是，要到的那一块钱，最终没有拿去赌博。而是放在小小的裤子口袋里，暖了好几天的心，以备特别紧急的时候派上用场。感觉自己像个富翁一样地，大摇大摆地在村里到处溜达。后来换了好几次裤子，居然淡忘了这个事情，再次记起的时候，发现已经找不到这一块钱的纸币了。
在乡村散文集精选：尼龙长裤
可能贫穷需要分为主观贫穷与客观贫穷两种情况。主观贫穷是自己觉得贫穷，以心理的感受为主，客观贫穷就是物质的绝对匮乏。80年代基本上村里所有人家的贫穷程度相差不多。处于一种基本上可以吃饱，但是没有结余人民币的一种境况。感觉不到贫富差距，相对于现在，内心里也没有生出那么多的愤恨与不满。改革开放的思想还没有普及开来，除了夏天的时候，有卖冰棍的，农村串乡的小商小贩基本上没有。
归结起来，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物质上确实比较贫乏。听奶奶讲了挺多49年解放之后，搞集体时候的事情。早上起来，村里的干部统一安排上午做什么事情，比如插秧，那么，所有的人，能赚工分的，都去插秧。力气大一些的壮年，承担挑秧(用扁担，两头各勾一个篓子，把秧苗从育秧田里转运到插秧的田里)的事情。力气小一些的妇女或者身体不太好的人，就插秧。完成的事情按工分算，比如一个壮年一天9个工分，一个妇女一天6个工分，小点儿的孩子不能做重活但可以帮忙打下手的，4个工分。月末的时候，会统计，每人本月一共赚了多少个工分，等到年底的时候，才能算工分结算收入。
按道理来说，这是挺合理的一种协作集体制。大家各自分工，做自己能做和擅长做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中，总会存在那么一些，想要投机取巧或想要通过关系权利达到某种利益的人，而体制，恰好给予他们这种操作空间。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做的多，反而得到的少。而有些人做的少，反而得到的多的不公平现象。当做的多的人得到的反而少了，于是就会去反思，为什么我要做的多，得到的少呢，在一个大锅饭集体制里面，大家都是按天数来算工分的。所以，做的多的人，没有了积极性。慢慢地形成一种氛围就是，大家都玩玩打打，不去认真地做事情。可想而知的是，年底结算的时候，大家彼此都不会得到更多的结余。没有钱去购买消费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思想上贩卖经商，从小农经济慢慢转向商业经济的思想没有建立起来。刚刚开始从集体制转成单干，虽然很多人很积极地开始做事情，因为现在种的地是自己承包的，在地里长出的庄稼是自己的。自己做的多，就收获的多。但是，作为底层的老百姓，因为思维的惯性，以及眼界的问题，还有对于动荡社会的体制是否会改回去，存在疑虑。而且，没有可以参考的成功经商的例子，所以，能放开手脚开始经商的人，基本上没有。
社会思想的风暴中心，一般是来源于学校或者是政党。一方面是知识的力量，另一部是组织的力量。农村相对来说，因为现实硬件的缺失，往往是思想普及的最后阵地。相信80年底中期，中国的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向着商品经济社会迈步了。只是它的步伐还没有到达我所在的村庄。
想起一件事，这件事好像还有点儿心酸。
应该是三年级，1988年，10岁的样子。在柘(zhè)岭村(以前是河嘴村，后来分成了两个村：河嘴村和柘岭村，关于分村的经过，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没有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读于万全镇河嘴村完全小学。河嘴小学在离家西边700米，从家里出来，拐个湾，一条直路，向西走，步行大约7分钟。农村的小学，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本村的村民，偶尔会有一个外村的年轻老师，不过一般呆不了多久，就会被调走。乡村的老师工资不多，有家眷所以一般都有农田，自己种地至少吃的粮食不用开销去购买，在农忙时节需要回家打谷插秧割油菜收小麦。偶尔会和其他老师调换课时，本来课程表上是语文课的，临时改为数学课。
那天下午本来不是体育课的，结果，临时改成体育课。按理说这是很普通的一种临时调整，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不妥的地方在于，那天下午，我穿着一条尼龙布料的，且过长的裤子。要知道，正是因为没有体育课，我才穿的那条裤子。凭着模糊的记忆，这条裤子极可能是我三叔的，然后哥哥穿了一段时间，给我在穿。裤子有些长，裤脚需要卷几扁才不至于拖到地上。那个时期，好像没有改裤脚一说。平时上下学穿，慢慢走路，不觉得，一端走快了，卷起来的裤边就容易滑下来，滑下来之后，因为裤子长，就会被踩到脚下，容易摔跤，必须再卷一次裤边。
上体育课基本是先绕着那个小操场跑个10分钟。小学时候的自己，性格有着极为反差的两面性。在小伙伴面前基本属于孩子王的类型，指挥其他小伙伴爬树掏鸟窝，甚至打架，但自己一般不会出手。但是在有大人或其他人多的场合，却显得特别害羞。跑几步，裤边滑下来，踩在脚下，必须移到跑步圈外围，蹲下来，卷起裤边，继续跑，跑几步，裤边又滑下来，汗也下来了，不知道是热的，还是难堪的。在这样不断的循环中，让人体会到一种窒息的尴尬，要知道，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有了想要在异性面前留下好印象的自尊心。但是除了继续跑下去，好像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多么希望体育老师发点儿善心，说不要继续跑了啊。但老师就是不理解我渴求的眼神，我不禁有些恨他。
跑步终于停下来，世界终于没有那么尴尬了，红着的脸以缓慢的速度在恢复正常。那天晚上回家之后，以后就再也没穿过那条尼龙裤子，到现在也想不通，怎么用尼龙的料子去做裤子的呢。换上了一条以前穿过的，右膝盖处有个补丁的那条。
在乡村散文集精选：右膝盖上有个补丁的长裤
好像，在不同的时期，都还有着一到两个不错的朋友。无论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步入社会后，因为工作地点的不断变迁，朋友基本在结交中流失。如今反思起来，最初毕业之后就应该长期呆在一个一线城市，砸锅卖铁都要买房定居。不过又感觉那大约不太适合自己，在漂泊的旅程，不断变迁的工作与城市中，慢慢发现，或者这种流浪的工作与生活，才更加适合自己永远不会安分的那份躁动与狂热。
小学那个时期，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姓杨，挺抱歉在岁月的流逝中，同样也流失了他的联络方式，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上的大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历程中，虽然我们平凡人并没有站在时代的浪尖，但不可避免地，在翻滚的河水中，想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平衡，所以，随波浮沉，为了生计和小小的理想奋斗，失去的，有些是可贵的友谊，有些是可贵的亲情。地域经济差异在驱动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们。
杨同学比我们班所有人都年长，不包括老师。因为他家境比较贫困，读书比较晚，父母在隔壁的峰口镇上一个叫做范湖的村里养鱼。在我们万全镇河嘴村里，因为是外来人口，并没有什么田地，也没有人来耕种。平时和奶奶，妹妹和弟弟一起生活，种点儿菜地，粮食需要采购。他是老大，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家务。学习成绩不太好，常被老师批评。但因为偶尔学校班级有些什么活动，都需要一些大力气的劳力，这个时候，他就派上用场了。在班级里平时存在感比较低，很沉默。但有一个特点，居然特别喜欢习武。常常打一些拳法给我看，是书摊上类似小人书一样的拳法样式，我也看不懂，偶尔会假装说打的真不错。后来据说他在温州某个商场做上保安队长，还娶了老婆。这是N年后的某天，道听途说的，这是后话。
那条右膝盖上有个补丁的裤子就和他有关。(尘世流转，如果这些文字某天能进入杨同学的眼里，记得赔我一条崭新的裤子，小学那个甚得女生喜欢的小陆同学想你了。^_^)
记得是在学校门前的地里玩耍，绿绿的草地，散发着清香。油菜花刚刚开过，已经开始结果。长条形一串一串的油菜籽像躲迷藏的孩子，被油菜荚包裹着。田野总是空旷的，这种空旷从学校门前的那片油菜地开始延伸。我们下课后，常在田里的垄沟跑来跑去，一米左右的油菜杆，正好可以遮挡住我们躬下的身躯，嬉戏正好。
我和杨同学因为喜静，常会避开那些比较热闹的地方。躲到一个很少有人的田里去玩。油菜田与油菜田都会有田埂作为分隔，我们就在田埂上，外面的很难发现。偶尔看看他打拳，或者聊聊天，至于聊什么好像不太确定，不过那个时候确定的，偶尔讨论一个住在他家隔壁的女生(这个女生可以称的是班花，后来在五年级和她还有一些有趣的童年故事)。
有一次课后休息，他说新学了一套什么拳法，要演练给我看。练着练着，可能太集中精神，居然被他推到田埂下面的沟里去，雨后的田里一片湿漉，沟里还蓄着小水坑。连人带马地滚翻了下去，衣服沾上了黏黏的稀泥。赶紧爬起来，杨同学连忙道歉，正好也听到了上课的铃声，于是洗了下手掌，清理下明显的泥渍跑到教室去上课。
上着上着课，突然觉得右膝盖有些酸痛和麻木。低下头看吓了一跳，右膝盖的裤子上开了一个口子，齐整整的，口子周边的颜色暗红，结痂了硬硬的，用手捏了一下，发现黏黏的，是血。
下课后去田埂上找了下，发现滚落的沟里，还留存着那个玻璃瓶渣，瓶渣的尖端还留有鲜红的血迹。原来是被玻璃瓶渣给扎了一下，当时因为赶着去上课，所以没有觉察到，右膝盖处的肉被深深地挖掉了一块。
留在印象中的疼，居然一点儿都没有。就是特别可惜那条裤子。那条竖条纹的草绿色裤子，是母亲新给做的，而且还是唯一的一条新裤子，穿了还不到一个月。膝盖被扎之后，没敢告诉父母，一直穿着那条破裤子在上学放学。大约半个月之后，才第一次换下来清洗，被母亲发现了。
等到再次看到那条竖条纹的草绿色裤子的时候，右膝盖处已经贴上了一条斜斜的补丁。因为小小男生的自尊，于是自己翻箱倒柜，找到了一条特别长的尼龙裤子，寻摸着可以穿，于是就穿上了。卷起几扁裤边，好像也很还不错。大大的裤管，特别像那个时期流行的喇叭裤的下端。自己还暗自得意了好久。
为着一条补丁裤子感伤的年代，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有。当物质逐渐丰满，我们不愁吃穿，却偶尔会发现，快乐不再那么直接和纯粹。我很难评价哪种生活更好，但我知道，我常怀恋那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