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航班延误 论欧盟航班延误

法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特殊的科学，研究“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法学肯定法律对于社会的制约和调整。从而,法学成为教育全体人民遵纪守法，具有特殊的价值。

现代的法学，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学。但是关于法学与科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涉及价值论的研究是不是科学的问题。

摘 要：航班延误引发的纠纷一直困扰着各国的航空公司与立法机构。2004 年，欧共体颁布第 261/2004 号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航空公司应当为航班延误进行赔付。它标志着欧盟试图在《蒙特利尔公约》框架之外搭建一套更有利于保护航空旅客权益的制度。随后欧洲法院经历了 Sturgeon 等四个重要的相关案例，巩固并完善了该赔付制度。中国近期航班延误纠纷频发，亟需走出“闹事方可拿赔付”的恶性循环，建立妥善的纠纷解决机制。

关键词：民用航空法; 欧盟; 《蒙特利尔公约》; 航班延误。

在 Sturgeon 案中有一个主要的争议点： 比原计划晚 25 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是属于航班延误还是航班取消? 该案中，原告 Sturgeon 等人在被告 Condor 航空公司定票，计划2005 年7 月9 日下午4 点20 分从德国飞往加拿大。在办理登机手续以后，乘客得到的通知是航班取消( cancelled) ，之后行李被退回。第二天他们到其他航空公司值机柜办理登机手续，乘机座位亦不同于前一日。故此原告在德国当地Amtsgericht Russelsheim 法院主张，这并非延误，而是航班取消，Condor 航空公司应当据此赔偿每位乘客 600 欧元。但是该法院驳回了原告诉求，认为此非航班取消，而是航班延误，并非条例规定的赔偿事由。在之后的上诉中，地区法院维持了这一意见。此后，原告将此作为法律问题上诉到德国联邦法院，联邦法院暂缓了诉讼，将该问题提交到欧洲法院第四法庭请求初步裁决。

在 Bock 案当中，主要的法律争议点仍然是航班延误的界定。案件当中，原定航班由法国航空出票，2005 年 3 月 7 日晚上 9 点 30 分从奥地利途径法国到墨西哥。在登机手续办理之前，航空公司通知航班因为机械故障和机组人员休息时间的相关法律规定被取消。原告 Bock 等为了能够尽早到达目地的，接受了法国航空公司的提议，改乘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飞机，在 8 号中午 12 点 20 分乘坐另一趟航班。其他旅客则仍然乘坐由法国航空提供的原班机，在8 号下午 7 点 35 分起飞。由于仍比原计划迟延了22 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原告在奥地利地区商事法院起诉，要求法国航空公司基于第 261/2004 号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该航班的旅客每人 600 欧元的赔偿。地区商事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认为根据第 261/2004 号条例规定，该航班只是延误，而非被取消。此后，原告上诉至维也纳商事法院，案件被暂缓，同样也被提交到欧洲法院第四法庭请求初步裁决。此案的关键是在这种明显延误的情况下( 22 小时) ，如果大部分的旅客仍然乘坐原航班( 只有少数人改签) ，究竟构成航班延误还是航班取消。在采取合理措施后仍然无法避免的飞机机械故障是否属于条例中所规定的特殊情况。

针对飞机机械故障是否属于条例规定的“特殊情况”问题，法院认为除非该机械故障并非源于日常飞行活动，且超出控制范围，否则航空承运人不可依此对赔偿请求提出抗辩。

近期，欧洲法院大法庭做出关于 Nelson 案和R ( TUI) 案的裁定，进一步肯定了旅客可以根据第261 /2004 号条例就长时间的航班延误索赔。 在Nelson 案中，航空公司为旅客安排了住宿，在迟于24 小时以后为旅客安排了同一个航班号的飞机起飞。而 R ( TUI) 案则是多家航空公司对英国民航当局提起的诉讼，要求不予执行航班延误带来的赔偿。德国科隆地方法院和英国高等法院将其提交欧洲法院，请求得到初步裁定。大法庭重申，如果航空承运人无法证明是由于不可控的因素( 不可避免，且已采取合理措施) 造成延误，旅客则可以据此要求赔偿。

但该裁定所面对的情况不同，在 Nelson 案中，被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认为第 261/2004 号条例带有惩罚，非补偿性，其违背了《蒙特利尔公约》第 29条的规定。⑤R ( TUI) 案当中，英国高等法院对于条例和《蒙特利尔公约》的一致性也提出了疑问。两案被告均认为，如果只是在拒载和取消航班的情况下实施该条例，是不会僭越《蒙特利尔公约》的，但若航班延误下据此进行赔偿，则会违背《蒙特利尔公约》第 29 条的规定。

在初步裁决中，尽管对航班延误帮助措施的讨论有一定的限制范围，但欧洲法院并没有把公约以外的规定排除在外。对此，欧洲法院大法庭认为，条例项下延误导致的时间损失并非属于《蒙特利尔公约》第 19 条规定的“延误带来的损害”，而是一种不便，故未受到公约第 29 条约束，条例与公约并未产生 冲 突。 且 法 院 援 引 2011 年 Aurora SousaRodríguez and Others v Air France SA 案，认为条例第12 条规定，当旅客要求航空承运人赔偿其违约造成的全部损失( 即“进一步补偿”) ，允许其国内法院依据国内法和《蒙特利尔公约》做出支持判决，足以证明该条例对于延误的规定并未与欧盟的公约义务相违背。⑥。

Sturgeon 案开启了欧洲法院依据第 261 /2004号条例就航班延误支持旅客求偿的大门，在国际航空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作为旅客，人们认为似乎应当在各国民航业均确立“长时间延误应当得到补偿”的规则。欧洲法院认为，只要乘客和航班号都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便是超过 20 小时以上的延误，也不被视为航班取消。在完成延误的界定之后，欧洲法院继而认为，因为公约只规制个别损害( individual damage) ，而条例规制的是相同损害( identical damage) ，即延误带来的时间损失。对于旅客而言时间损失本身是相同损害，但时间损失会造成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才是公约所关注的个别损害，故而依据条例做出赔偿判决并不违背《蒙特利尔公约》第 29 条规定。

尽管在欧盟内部，各国法院在近期的司法实践中均援引 Sturgeon 案，依据第 261/2004 号条例判决航空公司因延误而赔偿旅客，但也导致了大量航空公司的反对，学术界也颇有争议。随后的 R ( TUI)案即是其代表，大量的航空公司进行诉讼，通过对英国民航管理当局的诉讼，希望能够停止法院援引条例判决其为航班延误负责。但是在案件最后，航空公司并未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更多站在条例的立法立场上，以求“给旅客权益以高水准的保护”。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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