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反侵略战争和全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无数的人才换来今天的和平。在抗日战争中，发生过什么事情呢?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国抗日战争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抗日战争故事篇1：抗日英雄谢传兴 为抗日当了3年情报交通员
谢传兴，1927年，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胡集区白云乡石岩村。在当地村里有座“石岩寺”，而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石岩寺里是一所保级(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行政机构是县、乡、保、甲制)学校，学堂的教书先生叫刘光植，别名“杜光梓”，还有一位先生姓邱。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成员，刘光植是党支部书记。
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谢传兴没能上学读书，每天放牛时，就偷偷到学校听先生们讲课。久而久之，谢传兴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书先生也渐渐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一天下午，刘先生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说‘我姓谢，母亲是在逃难时一个山洞里生下的我，所以我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他沉思片刻后说‘我给你取名叫谢传兴，好吗?’我当时高兴极了，又蹦又跳的。”谢传兴回忆说。
1942年，谢传兴15岁，刘先生见小伙子忠厚、老实，就让他帮忙送情报。由于好奇，谢传兴问是什么情报?刘先生严肃地说：“不该问的不要问，情报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只要安全送到对方就行了。”最后告知了相互的接头暗号：双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如胡字为古月，谢字为言身寸)对接。
谢传兴以卖柴作为掩护，把情报装在猪尿泡(一节洗干净的猪肠子)里，然后藏在一根粗柴的缝里。从石岩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程，要经过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守的黄土包、大浴口和胡集街头3道关卡。过黄土包关卡时，一鬼子用“三八大盖”顶住谢传兴的胸口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太军，我的卖柴的干活。”谢传兴机智地答道。“我那时面黄肌瘦、皮包骨，黑得像炭一样，身上穿得破烂，一双布鞋没有后跟，脚趾都露在外面。旁边一翻译见状，扒光我的脏衣服，进行检查。我人小胆子大，不惊不慌。那翻译在鬼子耳边嘀咕几句后说‘你快快的开路开路。’翻译还给我写了一张‘已检查’的纸条。此后，这纸条成了我每次过关卡的‘通行证’。”据谢传兴回忆说。
到了胡集街上，谢传兴问了好多家饮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们都摇头不要。谢传兴又来到一家做粑粑的门前问：“师傅，你要古月柴么?”店家说只要“言身寸”。在收柴时，谢传兴示意了一下眼色，店家老伴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给了谢传兴两个“粑粑”充饥。并说：“你等会，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店家老板把一张纸条塞给了谢传兴，再三嘱咐要安全交给刘先生。后来，谢传兴知道了做粑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他送的情报后，就马上转送到街上一开药铺的老板，而他们都是新四军抗日地下党单线联络的交通员和管胡集、王家集、转头湾3个镇的交通总站站长。
为了以防敌人的检查，谢传兴也是经常变换藏情报的方式。有时藏在鞋帮里，有时藏在打湿了的衣领里或斗笠里。敌人见谢传兴经常挑柴去赶集，也就放松了提防，检查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严了。
1943年，春节临近的一天，学堂的邱先生交给了谢传兴一项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位先生到王家集找一个人。先生是生意人模样的打扮，骑在驴子上，而谢传兴就牵着驴子前行。当走到夏家河日伪关卡时，敌人要检查，那先生就说：“太军、老总，我们是到宜城做生意进盐货去的。”并从身上拿出一张经商的手续，鬼子看后又搜查了两人的全身，没发现什么疑点就放行了。“我们刚跨进一农家大门，就听先生喊了对方一声‘王书记’。原来，我护送的先生叫许超，是北山区委书记，是专程去跟王全国(襄西特委书记)汇报工作的。”谢传兴激动地说，“第二天，我们没有走原路，而是改走大浴口，顺利回到了北山抗日根据地。”
从1942年一直到日寇投降，3年时间里，谢传兴护送新四军抗日情报人员和情报达35次之多，并且做到了“保密无误”，为抗日战争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抗日战争故事篇2：抗日英雄陈敏学 13岁卧底日军大本营当翻译
初次听到“陈敏学”、“铃木三郎”的名字时，不少人会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一个出生、生活在深圳老东门，13岁就到日军大本营卧底当翻译的东江纵队老战士。而这个平凡名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平凡的精彩人物故事。
13岁潜伏日军做翻译 投身抗日义不容辞
陈敏学，1929年生，是土生土长的广东省深圳市东门人，当时家在“深圳墟”，即今天的老东门一带。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分三路在大亚湾沿澳头至平海强行登陆，入侵后派一小股部队驻扎在“深圳墟”一带，并开设了一个学习班，逼迫小学生到那里学日语。陈敏学和四、五十个孩子都被拉去。
1943年，陈敏学13岁不到14岁，学了3年日语后出口流利。日军看中这个小鬼的聪明伶俐，将他招到司令部，强迫他给日本人做翻译。日军可谓费尽心机“培养”陈敏学，还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
1943年年底，一个寒冷的夜晚，陈敏学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东宝抗日游击队的。他向陈敏学问了一些他在宣抚班当翻译的情况后，很严肃地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知道你在给日军当翻译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也帮过不少老百姓，同情被日本仔迫害的人，你也曾经无意中解救过我们的游击队员，他们反映你有正义感，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想你为我们做点事情。”
陈敏学对游击队早有所闻，他们神出鬼没，炸桥梁、毁铁路、烧炮楼、袭击日军，有时岗田部队抬着伤员回来，陈敏学还暗中叫好呢!可他从来没见过游击队，今天他们竟然找上门来了，面对这个在黑暗中看不清面目的人，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与惊讶。
“你去帮我们了解日本鬼子的情况，譬如长官叫什么名字，部队叫什么番号，有多少人数，有什么武器，什么时候到哪里去;还有，如果有游击队员被抓，我们会设法通知你，你要想办法协助我们营救。记住!你做这些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兄弟!不然，会招杀身之祸。”来人口气带点命令式，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来人拍了拍他的脑袋，之后便消失在夜幕中。陈敏学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来找他的这个人是谁，是怎么样找到他的。陈敏学没提条件，也不讲报酬，自己都说不清当时为何一口就答应了人家。用现代的意识很难诠释往日的观念，陈敏学当时的举动，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民族灾难，对侵略者有切肤之恨的人才能理解!
14岁被迫从事“洋行翻译” 不畏严刑拷打
1944年，驻深日军调防，新来的日军取代了岗田部队，陈敏学在日军的临时“编外翻译”生涯也就此结束。15岁这年，他进入日本兵牟田退役后开的“安东洋行”，负责翻译工作。
陈敏学被“安东洋行”聘用不久，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便教育他参加抗日斗争，发展他为游击队的情报人员。
几次突击行动受挫，日军对陈敏学的身份产生怀疑。陈敏学被带到宪兵队的审讯室，这里是老百姓的鬼门关。很多群众都曾在这里被刑讯逼供，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压竹杠、吊飞机，拷问谁是共产党、游击队。
被审讯时，他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我一直在安东洋行当翻译，怎么成了游击队了。你如果不相信，那就杀了我吧!”说完，把头一扬，闭上眼睛。
中岛盯着陈敏学的表情，突然双手一挥，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好!你想死我就成全你，现在我倒数30下，如果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30、29、28……”
这时，陈敏学觉得地球好像停止了转动，眼前一片红色，身上直冒冷汗。可是“飕”的一阵凉风过后，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还在脖子上，赶忙用手捂着划出血痕的颈部。原来中岛下刀的瞬间，把刀刃反了过去，用刀背往下划的。
审讯一直延续到下午5点，中岛严刑拷问，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狠狠推了陈敏学一把，歇斯底里地吼着说：“八格牙鲁!开路!你马上滚蛋，我不想见到你，再让我见到你就立即杀了你!”
15岁见证抗日胜利 日军宣告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告投降。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在日军撤离后，立即进驻沙头角，并在东和小学举行了入城仪式。当地老百姓，沿街挂灯笼，点爆竹，夹道欢迎子弟兵，庆祝抗战胜利。当陈敏学挎着驳壳枪随部队出现在沙头角时，大家才知道“安东洋行”的小翻译原来是游击队员。
沙头角中队队长邓华率领几位游击队员，代表东江纵队接受日军投降。在接受了一个宪兵队士兵投降的返回途中，日军警备队设下埋伏，并叫嚣说“武器不能交给游击队。”邓华让陈敏学把他的交涉理由翻译给对方听，见到陈敏学，这群日本兵傻了眼：这不是铃木三郎嘛?原来是给游击队的干活!“我仰着头，理直气壮翻译给他们听，日军哑口无言，面面相觑。”时过境迁，提及当时的经过，老人一脸自豪。
中国抗日战争故事篇3：抗日英雄熊寿明 350名勇士血战高峰坳
熊寿明，生于1917年，193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军校六分校交辎科十四期。后在国军16集团军170师当少尉见习参谋，先后参加桂南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高峰坳战役。1942年调到云南，编入中国远征军当连长，参加滇西松山战役和龙陵战役。近日，记者一行来到熊寿明老人家中，聆听了熊老抗战中的那些峥嵘岁月。
1939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随即占领昆仑关和武鸣高峰坳两大要地，并派重兵把守，企图困守南宁。当时驻守在广西的中国军队奉命攻克昆仑关进而收复南宁，总攻前，第16集团军170师奉命攻击武鸣高峰坳牵制敌军主力，防止敌人支援昆仑关。
中国军队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攻下高峰坳就只有派出一支敢死队直接冲上峰顶摧毁掉日军的据点。战士们听到要组建敢死队攻击高峰坳，争先恐后的报名，很快350人的敢死队伍就满员成立。当时在腾翔指挥作战的白崇禧非常感动，他吩咐伙房做了一顿有鸡、鸭、鱼肉的饭菜，并将最好的酒端上了，让战士们好好吃，好好地喝。
敢死队队长冯和刚举起一碗酒对战士们说：“弟兄们，打下高峰坳，就是昆仑关的胜利，就是我军的胜利，让我们奋勇杀敌，为胜利干了”， 第二天，敢死队员每人领了两支手枪，6枚手榴弹后，便向高峰坳进发。
高峰坳地势高险复杂，从峰顶可直接看到山下，日军就是利用高峰坳地势高的优势，在坳顶及周边一带相连的重要山头挖战壕，建立碉堡群，并配上重炮机枪，企图以这样“坚不可摧”的防御阻击我军。
12月19日凌晨1时，敢死队穿山林、攀绝壁、越深涧慢慢地摸进大高峰坳顶日军堡垒的对面，在日军看不到的另一侧山头布置阵地。凌晨3时许，随着机关枪“达达达达”地声音响起，敢死队员们就像听到了冲锋号一样，迈着矫健的步伐，举起战刀，怒吼着冲向敌人前哨阵地。日军在梦中惊惶失措四处乱窜，趁着日军混乱，战士们的大刀狠狠地劈向敌人，经过近2个小时的血战、肉搏，战士们占领了高峰坳碉楼附近的山峰。
敢死队必须在峰顶日军反应过来并采取行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峰顶日军据点附近建立防线并与日军交战。19日拂晓，在没有挖掘战壕的情况下，敢死队与日军一部发生遭遇，双方随即交火。日军占据高地优势，在山上架起以几挺机枪为主的火力防线，压制我军前进。将士们冒着弹雨、顶着炮火不断地向敌军阵地发起一波波猛烈地进攻，战况十分激烈，迫击炮和山炮发出的响声震耳欲聋，双方冲锋近战的叫喊声响彻云霄。
很多战士负伤，满脸鲜血，但是依然紧绷着脸，举起手枪不停地向敌人射击。有的战士凭借着矫健的身体，在山林里来回穿梭，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手榴弹扔进敌军阵地。敌人始终不能往下走一步，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人尸体。
战士王乃英拿着手枪对着战士们说：“兄弟们，胜利就在前方，哪个有种的就和老子冲上去把山头夺回来，要死大家也死在一起好有个伴!”将士们的热血一下就被点燃，纷纷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终于撕开敌军的防线。战士们随即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前面的战士刚倒下，后面的战士马上补上。敢死队员个个视死如归、十分勇猛，敌人心生畏惧狼狈地逃离战场，敢死队成功占领了高峰坳。而此时敢死队仅剩27名战士站在峰上，而且个个带伤，峰上四周的沟壑坡坳里布满了尸体，有敢死队员的，也有日军的。看到昔日的战友永远的躺下，幸存下来的敢死队员相拥在一起，恸哭不已。
高峰坳战役结束后，当地军民到山上收殓尸体时，看到有的战士牺牲时依然目瞪敌方，有的战士手里还紧握住大刀欲做劈砍，有的战士还压在敌人身上，双手紧紧地掐住敌人的喉咙。收殓队伍忍住哭声，慢慢地把323名牺牲战士收殓起来。
高峰坳战役是我军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了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成功地牵制住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使日军借道武鸣支援昆仑关战役的希望破灭，为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