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的思维是在对现象充分关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属于中国人思维特点，希望对您有帮助哦。
中国人思维特点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人反映哲学思考的语言也往往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传统哲学经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这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它为铸就有修养的“人”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为目标，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常常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
维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产生科学。概而言之，中国之专制和愚昧，以及今日之种种异端，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因此，再说中国人是全世界的异类之前，先要搞清，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具有科学精神的西方人比较，有什么特点。即：中国人有怎样的思维特征。
根据我的思考，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可归结为四点：1，类比;2，联系;3，大局观;4，循环论证。不是说，这就是中式思维的全部了。而是，和别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复了。
例如，季羡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是综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已有很多人引用，并加以论述了。本文，就不再引述了，但这不说明我不认同这种观点，相反，对季老这一发现，我是完全支持的。季老的其他言论，我可不同意，否则，就犯了中国人“联系”的毛病。
一.类比
如果说，思维方式是分析问题、探究真理的工具，那么，中国人最多运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无疑是类比。类比之多，随处可见。但，为了严谨，本文采用西方的归纳法，来列举并证实类比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
第一位是孟子。所以如此，一者，因为孟子亚圣的地位;二者，儒学后生认为，孟子善辩，也有人说，孟子像愤青，对当世不满，爱发牢骚;三者，孟子“证明”的问题，是社会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即：性善与性恶。
孟子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果然，这个“证明”也就作为儒学理论的基石，历千年而不倒。
孟子的“证明”毫无根据，本经不住推敲。水性与人性，有何关联?如孟子的“证明”是成立的，则“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也成立。如此，人性之善恶，依然是一个悬案，而不是宣判为“性善”的定案。但儒学体系恰恰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上的，“性善”之论证，却如此草草。“性善”立不住，古往今来的儒学家，苦心经营的儒学大厦，岂不是千疮百孔的“烂尾楼”吗?
声明：此发现，是从王小波那里，学的。王小波是否第一发现者，没考证过。
第二位是庄子。庄子很逍遥，在他看来，最逍遥的莫过于天上的鲲鹏，“大鹏展翅，不知其几万里也”，和孙猴子一样，无法无天，无边无际。次一等，是水里的鱼。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和名家惠施在濠水岸边散步。庄子说：“你看，河里那些鯈鱼，舒鳍摆尾，多高兴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鱼，本来也不了解鱼。”
孟子是一个人的独白，庄子和惠施则是两个人的舞蹈。当然，庄子和惠施之辩，远比孟子高明。孟子将“人性善”与“水就下”捆在一起，也不论行还是不行。惠施则反驳庄子：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鱼?换言之，人和鱼是不可类比的。进一步，类比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可用，何处可用，值得研究。
有一段关于汤武革命的辩论，异常精彩。《汉书儒林传 辕固生传》记载：
辕固，齐人也。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译为白话，如下：
辕固生是齐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人。山东乃孔孟之乡、儒学发源地，所以，辕固是儒家一派的。辕固对《诗经》很有研究，汉景帝时期，在朝廷当博士。
一天，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上了。
黄生说：“商汤和周武，并不是奉什么天命，而是杀害夏桀和商纣的凶手。”
辕固说：“不对。夏桀和商纣，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祸乱天下，坏事做绝，人心失尽。民心皆归汤武，汤武替天行道，顺应民心而杀掉桀纣;人民不用强迫，自动归顺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为帝王，不是受命是什么?”
黄生说：“破帽子，也该戴在头上;新鞋子，也只能穿在脚上——为什么?这是规矩。夏桀和商纣，虽不仁义，可毕竟是帝王;汤武再贤明，也是臣下。现在，人主有过错，臣下不是帮助他改正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过错杀死他，并取代他的位置面南而立，不是杀戮是什么?”
辕固说：“照你这么说，本朝高祖皇帝取代暴秦，反倒是错的了。”
本来，汉景帝在一边听着，眼见自己的祖宗高祖刘邦，也被扯上了。只好加进来，发表总结陈词。汉景帝说：“没吃过马肝，不算没吃过肉;研究学术，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是笨蛋。”就此打住吧。
这是类比最为成功的思辨案例之一。也是最早对儒家所倡导的“革命”提出质疑的、颇具创见的思考。可惜，汉景帝之干涉，使之突然死亡，并且，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本文不关注讨论的问题，只关心讨论的思辨方式。不难看出，正方与反方，都极为巧妙地运用了类比，或者说“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换位思考方式。
黄生以帽子和鞋子作比，说明社会秩序之先验性、规定性和不可动摇。如果动摇，就是头上穿鞋子、脚上戴帽子，滑稽可笑。至此，辕固生被逼到了死角。不料，辕固生反戈一击，说：照你这么说，汉武帝倒是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了?杀了一个回马枪。这杆枪，不是别的，也是类比。
“革命”之辩，因汉景帝而终止。有兴趣的，可以Step By Step，继续下去。
以上，算是第三位。
下一个，是董仲舒。都知道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创者，实际上，董仲舒还有一个很有新意的想法，借老天爷的势力来对抗皇权，此谓“天人合一”。当代人，把“天人合一”理解成环保主义，驴唇不对马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董仲舒的想法是，一方面，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间的秩序联系起来，证明天子是“天上最亮的星一颗”，而且，是恒星。另一方面，也借天象有异来规劝天子，既然你是天上的星星，那么，你的举止不当，就会引发天象的混乱，比如天狗蚀日、比如五星凌犯、比如流星坠落、比如彗星弥天等等。
“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本文关心的;本文旨在说明，“天人合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类比。古人认为：人和人构成的社会，与星体以及星体排列而成的天象，有一种严格和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某人，文章写得好，是文曲星;要在古代，我可能就是文曲星。旁人见了，会另眼相看。某人当了皇帝，是紫微星下凡。
“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写的。他继续写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如此，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九天之上，有一个现实社会的克隆版。所谓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天上是人间的翻版，人间是天界的下凡。
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对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间的风吹草动，都能从星象上看出来。反之，天界的异动，也一定是人世有了非分之举。要想天象正规，人们必须有所作为。
《后汉书·严光传》记了一个故事：刘秀当了皇帝，把少年同伴严子陵接到宫里，谈了一天。晚上，留严子陵同榻而眠。严子陵熟睡之后，把一只脚搭到刘秀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我和严子陵睡在一张床上，罢了。
汉光武帝和严子陵，是两个星座;两个星座之间的联系，是一只脚搭在另一个星座的肚子上。汉光武帝坐镇紫苑，星光灿烂;严子陵在皇帝肚子上动作，正应了客星凌犯。
李约瑟说：“天文与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不过，这种学术，并不是要观察星系和宇宙，也不是关注时间和空间，而是，以简单的类比思维，由天变推演人事。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天人合一”所反映之类比思维，并不是董仲舒一个人的，也不是只在汉代。秦汉隋唐，两宋明清，以儒学为看家学问的士大夫阶层，已将类比固化为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士大夫阶级关于自然、社会、人伦道德和制度法律的思考和判断，无处不显现着“类比”的影子。
沿袭这一思维模式的下一个大人物是朱熹。朱熹的“理论”并无高明之处，思维模式也是类比。只是，朱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这个“理”，不是人世的，而是上天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不是多元的，而是唯一的;不是变化的，而是宇宙间唯一不变的根本。
在儒家学派看来，朱熹绝对是集大成者，对儒学之发扬光大立下大功一件。其实呢，朱熹之前的前辈们，在天和人之间，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欠缺的，是一个更高级、更空虚、不可证伪、更不可证实的概念，把“天人合一”的说辞装进去。这个容器就是“理”。
天上有“理”，人间有“礼”;“理”是上天、自然、自古以来的大道，“礼”是人、社会、迄今为止的规矩。“理”统御一切，“礼”覆盖众生;朱熹说：万物莫不是一个理字;《论语》有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朱熹说：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上天之“理”，是先于一切、统御一切、压倒一切的绝对真理。以此推理，社会之“礼”，不也应具有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吗?朱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把“礼”的基础做扎实了吗?朱熹的用心，不过如此;以自然比附社会，由万物延伸至人类，人伦模拟物理，“礼”制模仿天“理”，其中心，不就是一个反复使用的类比吗?
如果说，“天人合一”有一点神秘性、高端、仅限于为儒学寻找理论基础、为皇权树立规矩的话，“家国同构”、小家大国、“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则是儒家学说组织上的保障，是深入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影响每一个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观念。也是儒家学说虽然简陋不堪、错漏百出、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唯一原因。可以说，“家国同构”的观念不破，儒家学说将永远不败。
国，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家国家国，有了家才有国;国家国家，国，是我们共同的家。齐家治国，治家的理念和方法，也一并拿来，用于管理国家。家，是未来政治的试验场和人才培训基地;家之孝子，国之忠臣;家之栋梁，国之良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如此看，“家国同构”，像是无可置疑。
家国同构的表面一致性，迷惑了所有人，使得我们轻易放弃了思考和追问，就信了。实际上，“家国同构”根本经不起推敲。略作分析，其大不同就露馅了。
家，是小规模的;国，是大规模的。一个组织，当规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管理模式，必然随之变化。否则，管理就失效，组织将崩溃。此其一。
家，是基于血缘的，是封闭型社会组织;国，是非血缘的，是开放性社会组织。家，是熟人社会;国，则是一个陌生人构成的社会。熟人之间的交易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规则，能类比吗?
家，是利益共同体;国，是非利益共同体。家，由于规模小，彼此血缘紧密，使得家庭和家族，往往也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便如此，当家庭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难免出现利益纷争，如《红楼梦》里的容宁二府，利益显然是不一致的。国，则不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阶层和地域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利益冲突。利益一致性组织和利益不一致的组织，能类比吗?
最关键的，是家之权力制衡是隐含的、内置的;国，没有与家类似的制衡机制。没有内在制衡机制，却要实行“家”之管理，“家天下”岂不总是左支右绌、矛盾丛生吗?
家之内在制衡机制是什么?是血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显然，家的决策者是家长一人。传统家庭之家长，是很独裁的，说一不二，不容置疑和辩解。《红楼梦》里的贾政，对贾宝玉也是痛下狠手的，但是，再狠，贾宝玉也是他儿子;再狠，贾政也是有底线的，也不能真把贾宝玉打坏了、打残了，更不要说打死了。在此，贾政是独裁者，对抗独裁的，是贾宝玉身上流淌的贾家的血液。这是内在的、隐含的，无可更改的，同时，它也能最有效地制衡独裁家长。打死儿子的，不是没有，但要是和杀戮大臣如割草芥相比，则不可同时而语了。
国之独裁者，是皇帝。皇权至上，拿什么制衡皇权呢?除了大臣的屁股，就是脑袋了。秦始皇以来，无数大臣死在皇帝的权杖之下。所以，伴君如虎。仅朱元璋，就成万地屠杀大臣。他还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清君侧”——不但为自己清，还为将来即位的建文帝清。有一次，建文帝劝他少干那些缺德事儿吧。朱元璋就把一个花椒树枝，扔地下，叫建文帝捡;建文帝一拿，刺儿扎手，缩手不捡了。朱元璋哈哈一笑说：孙子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杀那么多大臣了吗?那是剔刺儿啊!为你，也为我。
家和国，看着很像，实际上，却有本质不同。“家国同构”是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基石，是类比思维最广泛的应用之一，在我看来，也是谬误最大、遗毒最深的。家和国，是人作为家庭和社会分子须臾不可离的中心环节;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中国人深受儒家之影响，以“家国同构”为依据，试图由家及国构建一个人人满意的大同世界。结果是几度奋斗，几度失败;努力得越多，失败得越快;投入的越大，损失得越多。反思再三，难道不是“家国同构”这个根基有问题吗?要是“家国同构”立不住脚，难道不是类比思维有缺陷吗?
下一个问题更基本、更常见。
死，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一个人逃得过，没有一个人不得不随时面对它。中国人如何看待死亡呢?将生比死。一个人是如何活着的，他也将如何死着;生前享受什么，死后也享受什么。生前享受不到的，死后也要补上。
秦始皇兵马俑，最有代表。秦始皇几乎“把一切都带走”，地下所有，是其生前生活的再版。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必然是，秦始皇认为：死后，人将过和阳间一样的生活。他在阳间退位了，但还要在阴间上任。阴间的山川道路、宫殿车马、风花雪月和衣食住行，一样也不能少。阴阳映照，互相对称，只是隔着一层黄土。
秦始皇并非始作俑者，更早的曾侯乙墓葬，九鼎八簋，整整齐齐，和五星酒店自助餐的食器排列，一样。估计生前，曾侯也这么摆，也这么吃罢。形制巨大的青铜食器，无一不显摆着曾侯的霸气——通吃天下，是也。秦始皇之后，每一代帝王，也都是如此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地下寝宫的。
帝王如此，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老百姓没有皇帝的财力，不能来真的，就弄虚作假。房子、车马、细软、钱财珠宝，都是纸糊的。如今，有了创新。宝马汽车、别墅洋房、电视冰箱洗衣机，iphone、ipad、平板电脑，也都化作一股青烟，向阴间报到。阴间的生活，与时俱进，和人间等量齐观、并驾齐驱。
这是否源于中国人，生死类比的思维方式呢?!
还要提到中医学中的“以形补形”。对中医及其理论，我没研究过;请教过人，但可能没找对人，也可能高人不愿意教我。所以，一直含糊着，不敢下结论。肯定有这么一回事，如人参长得有人形，就大补。至于，其思维逻辑是不是类比，我不能肯定。也许是，也许不是。像是，但不能妄断。
最后，必须说一说谐音。中国人有一种特异功能，变坏事为好事;所有的坏事，都能变成好事。比如，杯子碎了，说“岁岁(碎碎)平安”。其实，只碎了一个杯子，不是两个。碎了两个杯子，才好说“碎碎平安”。以后，要是打了杯子，再有人那么说，我就再打碎一个杯子：碎碎平安，好事成双。
蝙蝠有“蝠”气，所以，常常出现在各种吉祥图案中。私下里，没一个中国人喜欢蝙蝠。有的，估计都没见过蝙蝠;见了，必然吓得半死——蝙蝠的长相，可不是那么喜庆地。棺材，是升官发财。近年，有一种木雕非常流行：荷花上爬着一只螃蟹。初不解风景，经人指点，原来是“荷蟹”之谐音。荷花和螃蟹，和谐嘛!
以上，罗列了类比的几种表现。下面，做个小结。
据我看，类比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思维方式，但其科学性，大可质疑。换言之，类比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基本是不可靠的。如孟子以水论性善，儒家之“家国同构”、“天人合一”，朱熹以“理”证“礼”，中国人将生比死等，都是经不起推敲，甚至是愚不可及的。辕固黄生之辩和庄子的知鱼之乐，也显示，类比很难证实或证伪某个问题。两个对辩，都是平手。
这不是说，类比完全不可用。在施加较为严格的条件下，类比是可用的。但是，条件是什么?如何拟定条件?严格的界限在哪儿，都是未定的。搞清了这些问题，类比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这也是本文的另一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说明：类比是中国人最频繁使用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