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素质低下 中国人为什么素质低下

为什么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中国人为什么素质低下?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中国人为什么素质低下吧!

中国人为什么素质低下?

1、“无为”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

中国一崛起,世界都害怕。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崛起将世界文明的整体水平拉低了。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然而,由于精神因素的先天不足(形式化的知识、个人权利、理性、价值等付之阙如),加上,中国长期拒绝异质文明的输入,故无法和世界文明同步转型,因此,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什么都没改变。实际上,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变,因为其外围都是异常活跃的异质文明。中国文明的自闭性,并不能阻挡住异质文明“侵吞”中国文明的历史潮流。说中国传统文明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无异于痴人说梦。

真实的情况是:中国传统文明中,那些“原生态”的、较有价值的因子,都被异质文明(尤其是西方)进行了敲膏吸髓般的创造性的利用,然后被弃之如敝履。这就像一截新鲜的甘蔗,其甜蜜的汁液被人吸光之后,剩余的都是渣滓。然而,甘蔗的生命由此转化为别人的养分。

例如,让西方近代文明不断扩张到全球的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就与中国古典思想有着渊源关系。亚当•斯密(1723~1790)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部分受益于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的魁奈(1694~1774),其所提出的重农主义(physiocracy,本义是“让自由主导”)中的“自由放任”准则,源自中国的老子。英国学者J.M.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一书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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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无为”!在西方,被进行了抽象化、超越性的处理,最终完成了创造性的转换,从而获得了一种新鲜的生命。而在它的发源地,中国人却将“无为”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玄学、一种袖手旁观的处世之道、一种原始崇拜或者身体迷恋(例如,“道教”中的“采阴补阳”等巫术思想)。

几千年了,“无为”仍然永远地停留于它的源始处,“无所作为”,始终无法投胎转世。“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让中国人如获至宝,但就算抓破脑壳、转昏了头

,也想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只需敲破熟鸡蛋,就可以让它立起来了!如果没有“实践理性”,“无为”就仅仅只能是某种玄思!而如果没有西方式的超越性思维,就看不清楚“无为而无不为”的落脚点并非真的“无为”,而是一种“应当”: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其中,“应当”就是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则不可能仅仅通过某位“个人”的“无为”而得到。所以,“无为”究竟有无“价值”,根本不是你一个人的意念说了就算的,而应该将其放进一个更加广阔、不断开放的世界背景当中,进行持续性的理性考量。

2、中国是一个漠视“价值”的社会

“无为”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中西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在于价值!中国人对于“价值”的糟蹋,其他种族无出其右。这一点,全世界都害怕中国人。近日的一篇博文《中国人为什么会遭人嫌》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我相信它肯定属实:“H说,那次在巴黎机场,一个傻X突然跑到我面前,请我帮他做一下翻译,他要买几瓶酒,人家不卖他。好像那傻X是某资源大省环保局的干部。我去帮他一问情况,原来那人看上一种名贵酒,要买5瓶,那酒是壹万八千欧元一瓶,按当时汇价折合人民币是十八万元一瓶,而且那傻X还要求打开一瓶,在飞机上喝。店里的法国老头就是不卖给他。我一听是这样,马上回头就溜走,回头看时,那傻X还在跟那老头掰哧。”

没钱的时候被人歧视,有钱的时候被人鄙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中国人不懂“价值”这个东西,其背后,是对每一个的个体生命(包括自然的物品、人造的商品)的不尊重。这在中国人的“酒文化”中有着格外“生动”的写照。首先是灌酒,人与人之间虚情假意、阳奉阴违、彼此折腾,拼完感情再拼身体,严重的以致当场喝死。其次是“喝”酒,很少品酒的人,再好的酒,在中国人这里都是“一口干”。人家要几年甚至一辈子才能品尝完的几千上万元一瓶的好酒,中国人往往几分钟就喝完了,而且很多时候还要到厕所里抠出来吐掉。一年几千亿的公款吃喝,大部分都花在了酒上。过年过节给领导送礼、走亲戚,还是酒。所以,一年到头,中国的男人都是昏头昏脑的,有谁去创造什么“价值”啊?于是大肆炒作,将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国学”)说得天花乱坠,或者将市场的价值规律搞得一团糟,例如以满世界“炒楼”著称的温州人,去年开始炒作红酒。有关资料认为,温州人投资葡萄酒与近年来法国葡萄酒拉菲价格飞涨有关。2006年,一瓶拉菲售价为2万元,如今已经翻倍至4万元。

在中国的“酒文化”中,尽管非常讲究喝酒时的席位安排和尊卑秩序,但有一点却是“平等”的:一起糟蹋粮食和酒水,好像大家在共同度过世界末日似的。所以,酒桌上总是热闹非凡,一个个人模狗样,平常黯淡无光的面孔,此刻血脉喷张、流光溢彩。为什么那么兴高采烈?因为世界被糟蹋了,人也舒坦了。当然,最终的结果也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大家都难受,回家之后被老婆赶下床,呕吐去吧,垃圾!因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酒文化”,但其实中国人是不会喝酒的:什么牌子的酒,都是一个鸟样。所以,人家就拿工业酒精或者劣质酒来对付我们。我们哪有西方人那样精致、优雅的文明?丁学良教授曾经教导过中国人该怎样饮酒,他说:“酒是有个性的”,“葡萄酒是艺术,一定不能功利,要慢慢体会”,“葡萄酒的最高境界就是音乐的境界,连绘画都不能比。酒是有生命的,而且生命之丰富、细腻,只能跟音乐比”,“对酒怀一种敬意,就像对音乐一样,不能台上在演奏古典音乐,你在下面打喷嚏、打手机、擦鼻涕。好酒是艺术品,人们可以各有所好,但对你不欣赏的酒,也不能去糟蹋它。艺术品是千差万别的,你得有基本的敬意。”

一个对酒本身都如此珍惜、懂得欣赏的文明,必然会极其重视每个“人”的价值。每个人在价值上独特而又不同,这保证了西方文明的平等、多元的品格。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西方人的平等是价值的,而中国人的平等则是经验的。前者注重过程,后者只在乎结果。例如,对于中国人来说,“富”只意味着一点:大把大把的钞票;“享福”就是身体好,女人玩得多,活它十万八千年;“公平”就是“皇帝轮流当”、“老子天下第一”。这种只有结果而无过程的“追求”,其实是毫无“价值”与“意义”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平等”意识,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扼杀了中国人的精神,“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除了毫无生命的“中庸之道”得到尊奉之外,一切独特的个性、品质和价值都被漠视、打压直至抹杀,之后才有“人间太平”。难怪易中天说“不弱智就当不了领导”。所以,中国人没有超越性、多样性、差异性的思维,也不敢有“超凡脱俗”的气质和行为,一切都得按照老祖宗、“老大哥”的吩咐去做。没有了勇敢,德性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反,懦弱、服从、奴相,反而成了“有道德”的标志。

3、中国历史由于“平等”而停滞不前

漠视“价值”,追求一种不需要过程、不分贵贱的“平等”,是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中国有决定性的历史大事件,都与追求这种结果性“平等”的社会思想有关。首先,古代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与中国式“平等”相关。“三皇五帝”的尧舜禹们共同开创的所谓“禅让制”,本质上是一人、一家之治。尧舜倡导的“禅让制”与禹开启的“世袭制”,在一个大范围内是共生共存的,它们处于一种社会框架的建制之内,共同服务于“家天下”的政治模式。这是“家——国”同构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政治模式是世界文明最为“源始”的,东方文明都经历过这种历史阶段,不过,惟有中国,通过原始儒家以及孔子将其固化成了一种常态。

表面上看来,儒家是尚古的,实际上,儒家是最注重“今生今世”的,而不注重过去或者未来。在儒家看来,“过去”是现在的生活标本,所以“人皆可为尧舜”;而“未来”则不需要去管它,所以“未知生焉知死”。很显然,这是一种“无所谓”、没有价值考量的处世哲学。儒家以自己为中心,并以自己的眼光去同等地看待他人,因此,儒家没有超越性的思维。儒家鼓吹“性本善”,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抹杀人与人的差异性,“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表现。以自己为中心,导致了这样一种“小家子气”的“家”哲学:讲求自给自足,“内圣外王”,走不出自身的局限性,看不到更加广阔的世界。这种低级的麻痹神经的思维,必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哲学,它至少能够让你“苟全性命于乱世”。当这种庸俗哲学成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思想之后,强权就会对其进行精心的驾驭。所以,在儒家之后,专制集权的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大一统中国—前210年)横空出世。此后,历代皆行秦政,开始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等级制”。然而,这种权力分配上的“等级制”并没有破坏掉深藏于中国人原初观念中的、注重结果的“平等”。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号召起义时说:“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中国反反复复的农民起义的样板。每一次由于农民起义导致的改朝换代,都是以“平等”(所谓“均平思想”)为幌子的。唐宋以后的农民起义大都把“均平”作为旗号,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杨么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主张,开始把均平思想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制定了完整的平等、平均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该纲领明确宣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绝对平等、平均的理想蓝图。很显然,这些“平等”都无关“权利”,是一种人治的、结果性的“均平”。

实际上,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其根源仍在尧舜禹、儒家、秦始皇那里:既然“人皆可为尧舜”,你能当皇帝,老子就一样能行!并且,这不需要过程,也不需要论证,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儒家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主张的,不过,这是一种“自然平等”,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身体上的平等”,而不是“精神上的平等”,它与“权利”、“人格”等西方的概念性范畴毫无关联!主张“自然平等”,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在西方,人们是不承认这种平等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在西方人眼中,追求“自然平等”是毫无必要的。他们需要的是“价值平等”,每一个人尽管都不一样,然而,都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基督教的信条。而儒家则主张对人进行道德评判,“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这无疑为特权思想准备好了伦理基础:“小人”就应该被“君子”统治。因此,中西方在平等问题上的相反特质,导致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自然平等”导致“胜者为王”的专制暴力,而“价值平等”不能赋予任何人特权,所以必须依靠契约来让渡私人权利、产生公共权力。

中国历史的停滞不前,表现在社会思想上,就是利用这种子虚乌有的“自然平等”来拒绝或者取舍、改造异质文明。例如,印度佛教就经历了中国式的改造,某些重要思想在改造中销声匿迹。起源于5世纪的“唯识”派佛教,由玄奘(594——664)引进中国,之所以很快消失了,是因为这一派主张有些人是永远不能摆脱轮回而实现涅槃的。所以,能够兴盛不衰的中国式佛教派别是天台宗和禅宗,因为它们都强调人人生而具有“佛性”,个个都能涅槃。这下,大家都舒服了,怎么干坏事都不怕了。这和“皇帝轮流当”,以及农民起义时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阿Q喜滋滋地说“和尚摸得,我也摸得”的傻二劲头和流氓逻辑是高度一致的。同理,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它宣称资产阶级是无耻肮脏的,所以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对其进行顺利改造,也与中国式的“平等”观直接相关。此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也有着同样的社会思想背景。王朔好像说过,毛泽东的了不起是让中国人“平等”了,此说当然大谬!新中国成立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没有走上“价值平等”的道路。

4、价值虚无是中国的第一号难题

价值虚无的后果,是令人痛苦的。首先,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漂泊无根的。“人是什么?”“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这些问题必然涉及到“价值”。然而,中国人对于“价值”,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懵懂无知、极其漠视的!中国人的低贱,潜意识中的自卑,日常面孔中的灰暗,亦源于此。无视价值,也导致了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保守和迟钝,以及心智上的呆滞。追求价值,比体力劳动劳神费力得多!因为一种事物的“价值”,需要不断地进行考量与重估,它没有尽头!这就像一个人那样,他(她)死之前是不应该“盖棺定论”的。卡西尔说过,人没有本性,人有的不过是其历史。所以,“价值”是永不枯竭的社会资源,它始终处于“有待完成而无法最终完成”的状态之中,这个开放性的过程,构成了事物(包括“人生”)的“意义”。

中国人之所以觉得活着没意义,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对于价值的肯定与认同。社会个体的萎靡不振,使得整个中国掉入了一种“创造性枯竭”的陷阱之内。知识、道德,作为无形的价值财富,在中国几乎寸草不生了。然而,生命作为一种原始的本能、冲动和欲望,却是不可遏制的。没有了超越性的追求,没有了勇敢、道德与创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就只能表现为原始欲望的爆发性畸长。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就是“私人”,“私”是“禾”(嘴巴吃的)与“厶”(鸡巴用的)的物质性的结合,它和西方的抽象化的、具有价值、权利内涵的individual(个人)与private(私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中国人走不出自己,所以只好用儒家鼓吹的“内圣外王”来进行“内在超越”,一直“超越”到自己黑暗的身体之内,不能自拔,同时,又漠视他人的存在,任何他人都成了一个可以消费掉的对象。

其次,价值虚无导致了中国始终无法实现现代化转型。正如教诲年轻人“仰望头顶的天空,审视内心的道德”的温总理所担忧的那样,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至少还需要100年以上的时间。中国的国家领导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的确十分了不起!其实,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转型,就必须承认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哪怕你是反对普世价值的,你也应该看到“价值”的客观存在,否则,你就应该一头撞死,因为你没有价值嘛。没有“个人”以及“价值”,现代社会就不可能诞生。是价值,在左右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社会认同、权力结构、经济模式,等等等等。一个无视价值及其规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紊乱的、沙粒化的社会,一个暴殄天物的社会,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敌视、彼此贬损、你争我抢直至谋财害命的“人吃人”的社会。价值虚无,与生命意志、道德理想这些安身立命的品质是抵触的。

中国难以改变最直接的体现是“人心”难变。也就是大家相互之间无法认同,所以无法达成“必须变”、“该怎样变”的“社会共识”。这就是一个价值认同的问题。不要说没有接受过价值启蒙的老百姓,就连中国几千万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也看不到这一点。于是,社会变革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而在我们的外面,别人正在开创无限可能的生活方式。但13亿只知道物质消费的“类人孩”,肯定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中国积累的问题,终将影响到全世界。如果精神、价值、制度的因素不变的话,“中国模式”就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所写的那样:“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其实,在今天看来,说“中国人素质低下”固然是一个事实,然而,法律制度不允许中国人有素质才是问题的关键性所在。这是一个相互纠结的问题:法律制度的改变,又必须依赖于价值观念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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