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推销不怕丢面子，创业不怕丢银子，大事可成也!看看那些名人创业的事迹，学习他们的方法，从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创业之路。那么下面是小编分享的有关名人创业就业的事迹，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有关名人创业就业的事迹一
35厘米长大馒头卖1元，8年不涨价，每年卖2000万元
只卖1元，8年从不涨价，在一块美食林立的土地，以及物价飞涨的今天，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食物，如何杀出重围并且持续盈利?围绕一个馒头，完成商业生态，升级商业模式，这样的产品你可能学不会!
馒头的营销学
在重庆洋人街，有很多怪事。
比如，世界最大最牛的厕所，没有收银员的小货摊，以及1元钱的美心馒头。
黄昕是洋人街美心馒头的负责人，在她眼中，馒头有一种朴实的情结。
个头饱满的美心馒头，长得像擀面杖，很多人叫它“擀子馒头”，每一个有35厘米左右，分量更是普通馒头的4倍。在游人如织的洋人街，总会看见排着的长长队伍，提着一大包馒头的人们。“跟重庆小面、陈麻花和合川桃片一样，美心馒头也成为重庆的美食名片。”在黄昕看来，看见自己的馒头如此受欢迎，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洋人街的美心“擀子馒头”
如今的美心馒头还是小小的网红，有一帮簇拥者，在微博上搜索洋人街，几乎一半的结果会提到它。和馒头来一张合影，比一比谁的脸小，或者分食馒头秀恩爱，层出不穷的新鲜玩法，让普普通通的馒头有了新的生命。
美心馒头的名声，渐渐地在当地家喻户晓，洋人街的人气也因此越来越大，“打的去洋人街买馒头”成为一时潮流。需求太大也成了一种烦恼，黄昕描述到：“一天卖两吨面粉，节假日还要翻倍，有时更是要24小时加工。”
一个馒头成就了整个洋人街，但背后的过程却是艰辛的。
早在2006年，彼时的洋人街刚刚开业，交通还很不方便，游客多，商家少，配套服务完全跟不上，甚至连最基本的餐饮都无法提供。
“解决这个问题，并打响市场，需要一款拳头产品来引导”。黄昕说，“大众都能接受的馒头成了第一选择。”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太表面，更不能为了做馒头而做馒头。于是从2008年开始，洋人街就着力打造“1元钱经济”，豆花、糍粑、面包和矿泉水等1元食品可谓五花八门，这些低价美食吸引了大量游客，每天销量超过8万件。
可馒头毕竟是北方的主食，南方人吃得少，市场本身不大，“前期经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黄昕经手以来，最难忘的一段时间。“最初美心馒头的知名度低，洋人街也是假日经济，平时人不多。”为了打开销路，引导顾客去洋人街消费，黄昕和团队做了很多努力，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跑遍了市区每个人多的地方，每天开车派人做地推宣传，直到天黑连路灯都关了，才收摊回家。坚持了半年，基本打开了销路，人们知道重庆有个洋人街，洋人街有个美心馒头。
美心馒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品牌，成为一种即食又便于携带的旅游小商品，风靡于洋人街的街头巷尾。
“1元馒头是招牌，是洋人街食品线的引导者，更是洋人街的缩影。”黄昕回答。
馒头的经济学
依靠“1元策略”，美心馒头的销量很好，但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却浮出水面。
随着原材料涨价，馒头的成本不断增加，1元的馒头很快出现亏损。“2008年50元一袋面粉，一个馒头还能盈利几角钱，现在涨到100元一袋，馒头的成本也达到1.5元。”摆在黄昕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馒头涨价，要么分量减少。
为了此事，美心集团董事长夏明宪专门组织开了一场会议，他甚至拍着桌子说道：“美心馒头打死也不涨价，不减量!”
同时，外界也不断发出质疑声。“打死不涨价的馒头到底能够撑多久?”“发生通货膨胀，老板能顶得住吗?”
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压力，黄昕意识到，没有商业化的逻辑，馒头根本不能持续地走下去。“卖得越多亏得越多，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有没有一个办法，既不用涨价减量，又能持续发展?黄昕慢慢发现，美心馒头其实带来了巨大的人流，但是却没有好好利用。“把顾客、馒头和其他食品捆绑在一起，通过馒头带来顾客，然后从其他食品上盈利。”黄昕说道，“虽然馒头卖一个亏一个，但是围绕馒头的衍生产品利润填补了一元馒头的亏损。”由于销量大，所以原材料消耗大，因此进货价格比市场低，再加上美心馒头周边，有了酸辣粉、香辣豆干以及各种伴饮的摊位，已经形成一个食品生态。在粉丝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招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方法，不仅让馒头生存下去，反而赚到更多的钱。
现在黄昕不担心馒头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反而是1元的馒头卖断货最让她头疼。“美心1元馒头的招牌不能砸，如果1元钱馒头断货了，只卖两元钱的面包，顾客会怀疑1元馒头只是噱头，我们是欺骗顾客。”
馒头卖得好，市场上也纷纷出现山寨品。有商家模仿美心馒头，外形上如出一辙，价格上也打出“只卖1元”，但是根本上没有洋人街美心馒头的生态模式，单一的产品很快承受不了持续的亏损，只好把分量减小一点。“减少了分量就明显不是美心馒头，还不如去洋人街卖。”销量小了，产品积压，造成口感很不新鲜，最后这些“山寨店”基本都关门了。
在在重庆涪陵区蔺市镇美心红酒小镇，美心集团也照搬洋人街的模式，在当地开发了美心馒头，因为比市场价格低，这里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人专门来批发美心馒头，然后把一个美心馒头切成几个，再转手以1元一个的价格卖出去。”这种倒卖的生意，让美心馒头的团队也很无奈，“这没有违反游戏规则，的确也是美心的馒头，打假怎么打。”美心馒头成了当地的馒头工厂，也成了一条美食风景线。
没有组合拳的产品和规模化的生态，美心馒头的特殊商业模式很难复制，这已经形成洋人街独有的馒头经济现象。
馒头的工匠学
最早的时候，美心馒头的生产线只有一条，还是在一个破旧的茅草房，由于供不应求，现在已经增加至三条生产线。站在重新装潢的店面外，通过透明的橱窗玻璃，可以看见整个馒头的加工过程。
从一把面粉到最后的成品，为了做好一个馒头，八年如一日，对于这份工作，黄昕和她的团队从未间断，也从不埋怨。
因为热爱，所以追求。经过不停地改良，美心馒头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科学。“同家里面的手工馒头相比，我们的讲究更多，比如和面精度就必须达到规定程度才行。”原材料和辅料都是标准化机器生产，而这整套机器也是通过美心馒头的实际情况组装改良的。
在不同的季节，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面粉在醒发的时候也会有差异。“有一次，供应商的面粉用手工做出来没有问题，但是用机器做出来，打开蒸炉的时候，本来看起很饱满的馒头瞬间就缩紧了。”对于这种不合格的产品，黄昕表示不会二次加工再卖给顾客。“洋人街有鱼塘，这种产品会做成喂鱼的饲料，馒头做不好是技术问题，缺斤少两是人品问题。”
因为馒头的特殊性，保质期不会很长，追求新鲜度的美心馒头，更不会委曲求全的添加防腐剂，甚至做成半成品，物流运输半径和范围的缩小，让它的电商化之路根本走不通。
现在，围绕美心馒头的洋人街食品线，员工已经超过一百人。“新员工需要组织专门的馒头培训，老员工也有定期考核，公司还派人去北上广和日本学习先进的食品机械和管理。”既是为了一个馒头，也是为了一份工匠精神。
“有时候你会看见开豪车来购买的人，也会看见很多社会底层只为填饱肚子的人，美心馒头在他们面前没有贫富之分。”这种善的商业逻辑和价值，也成就了一项民生工程。
在进驻洋人街之前，美心馒头在海峡路有过一个老店。提起这件往事，黄昕至今还很感慨：“经常可以看见一对做环卫工作的老夫妻，当时我们有两块钱免费劵的活动，你可以看见他们每天都来排队领受，一个馒头加一杯玉米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美心馒头除了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利之外，对于抑制洋人街的物价也有很大的作用。洋人街里面也有其他外来的经营户，但是都是捆绑在洋人街做生意，美心馒头起到了平抑价格的作用，欺客宰客，漫天要价，这种现象在洋人街几乎很少发生。“老百姓一提到洋人街，都是竖起大拇指。”
因为雇佣收银员的成本高，在每个美心馒头的售卖点，都安放得有一个一米多高的投币箱，顾客自己投币，因为零钱太多，每天还要安排人来数钱。“今年过年期间，6天卖了100万元，七十多袋装零钱的编织袋，堆了半间屋。”
2015年，美心馒头的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相比挣钱，更大的价值是带来了海量的人流量，把洋人街打造成了重庆著名景区。黄昕已经记不起来自己卖了多少馒头，摸了摸头笑着说：“1亿个肯定有了!”
有关名人创业就业的事迹二
两次创业都只用一年便用户量破千万的他 25岁就看够了权力斗争
1984 年10月，帕沃尔·瓦勒耶维奇·杜罗夫(Pavel Veleryevich Durov)出生于前苏联列宁格勒，现在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父母亲分别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他的父亲是苏联一位有名的拉丁语学家，家里还有一个大他四岁的哥哥尼克莱·杜罗夫。
小杜罗夫的大部分童年时光，在父亲任教的意大利城市都灵度过。后来，他遵从父亲的意志回到俄罗斯，并在 18 岁时考取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语言学专业。
在校期间，杜罗夫开始自学编程。和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的黑客经验几乎完全相同，他黑掉了学校网站之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首页换成自己最讨厌老师的照片，旁边配上“Must Die”的字样……尽管学校很快会更换管理员密码，但他每次都能再度破解掉。
在他的传记《杜罗夫密码》中曾经有这样的描述：在校期间，杜罗夫已经不满足于自己的专业和还凑合的编程/黑客技术，而是想成为像扎克伯格那样的“互联网偶像”(internet icon)。
2006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却没有延续父亲的事业，而是很快创立了社交网站 VKontakte(简称 VK)。
当时，还在德国波恩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的哥哥尼克莱·杜罗夫，每天都会抽时间给 VK 写代码，在国际长途电话上跟弟弟沟通 VK 的开发工作。很快，以俄语作为第一语言的 VK 获得了大量用户。不断走高的公司前景，显著增大的开发压力，促使尼克莱回到了圣彼得堡，开始担任 VK 的首席技术官。
VK 经常被质疑为对 Facebook 的抄袭，而杜罗夫一直借用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经验来解释：“苹果不也是抄袭索尼来的吗?”
经过早期的快速发展，2007 年2月 VK 的用户数就超过了 10 万，同年七月超过了 100 万，次年四月则暴增至 1000 万，很快就击败了本国的竞争对手 Odnoklassniki，成为了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
作为最主要创始人的杜罗夫，拥有 VK 20% 的股权。他中学同学的父亲，俄罗斯犹太人社群领袖米哈伊尔·米利拉什维利(Mikhail Mirilashivili)，以及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列夫·列维夫(Lev Leviev)等其他投资人，共同拥有剩下的 80%。但杜罗夫拥有绝大多数的投票权，这一设计和 Facebook 创立时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从创立 VK 开始，杜罗夫整个人的行事风格变得愈发神秘。他极少出现在公开场合，不接受采访，反倒是他的公司在俄罗斯高调到无以复加，租下了圣彼得堡最著名的胜家大楼(Singer House)的五层和六层，就在圣彼得堡最大的书店楼上。
VK 在俄罗斯的如日中天，让杜罗夫尝尽了甜头——然而好景不长，在创立 4 年之后，它终于“被盯上”了。
盯上 VK 的，是在俄罗斯半公开存在的“强力集团”(Siloviki)，一支主要由政府、军方和情报方面的高级官员、财阀的实际控制人组成的政治力量。随着俄罗斯政局的变换，VK 上开始出现了更多的反对声音。而杜罗夫对这些内容和活动的放任不管，加剧了由寡头统治的当局在互联网上面临的舆论压力。相信到了这里，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强力集团”需要加强对 VK 的控制了。
他们首先派出了钢铁大亨爱丽舍·乌斯马诺夫，他控制的 Mail.ru 是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最大的电子邮件服务商，类似“俄罗斯版雅虎”。(对了，Mail.ru 还是 Facebook 的投资方哟。)
2011 年，Mail.ru 成功收购了 VK 39.99% 的股份，稀释了杜罗夫所持的股份，并计划进行更多收购。而杜罗夫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张照片，作为对试图吞并 VK 行为的回应。现在，这张照片已经被删除了：
遗憾的是，杜罗夫一个人的坚定，无法逆转自己对 VK 控制权正在流失的现实。
2011 年 12 月，出于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遭人操纵的质疑，俄罗斯抗议者在 VK 上组织了一次活动。此事成为了克林姆林宫出面对杜罗夫实施打压的导火索。然而，面对删除账号和页面的命令，杜罗夫依旧没有执行，而是把自己的 VK 页面、Twitter 和 Instagram 账号变成了战场，用可笑的萌宠图片来表达自己的异见：
随着杜罗夫一次又一次反抗政府的审查要求，即便在俄罗斯国内已经如愿成为互联网偶像的他，也不再能够因为名声而免受责罚。就在他发布这张照片的当晚，一支身着迷彩军装的武装部队造访了他在圣彼得堡的家，敲门试图进入，但遭到了他的拒绝。这些人一个小时左右后离去。杜罗夫对传记作者表示，关于那天发生的事，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有个声音告诉他，要拒绝(政府的要求)。”
可能是由于察觉到，自己失去公司控制权的情况已经无法挽回，杜罗夫的心情反而更好了。2012 年有一天，他和公司的几位同事用 5000 卢布的纸币折成纸飞机，从位于圣彼得堡最繁华地区的胜家大楼办公室的窗口往下扔——当天，他们一共扔了超过 20 架纸飞机。
2013 年有一次，VK 公司被警察清查，杜罗夫本人被指控开车碾压了一名交警的脚，却因为“失联”而未遭逮捕——现实是，杜罗夫根本不会开车，连驾照都没有……
在他失联的这段时间里，“强力集团”完成了对 VK 的“接收工作”：
1)2013 年 4 月，基金公司 United Capital Partners 收购了 VK 的另外两名大股东米利拉什维利和列维夫所持有的 48% 的 VK 股权。UCP 的管理人是俄罗斯政商大亨伊利亚·谢尔波维奇，而他在情报机构克格勃工作时是伊戈尔·谢钦的下级。后者现在是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也是当时俄罗斯政府重要的商业亲信。
在这笔交易完成之前，杜罗夫一直不知情。早在失联之前，他和这两位公司创始股东的关系已经交恶，还一度删除了他们在 VK 的页面。
2)几个月后，杜罗夫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表示“刚刚和朋友度假回来”。这年十二月，他被迫出售自己所持的 12% VK 股份给俄罗斯电信运营商 MegaFon 的 CEO 伊万·塔弗林。塔弗林随后很快将这些股份又转手给了 Mail.ru。
3)加上刚拿到的 12%，Mail.ru 一共持有 VK 52% 的股份，实际控制了这家社交网站。在 2014 年 9 月，Mail.ru 从 UCP 手中收购了该基金持有的全部 VK 股份，相当于全资控股了 VK。
至此，VK 在两个大股东 Mail.ru 和 UCP 的运作下，正式完成了“国有化”。
曾几何时，习惯了对抗审查的杜罗夫，对扎克伯格配合俄罗斯政府的行为深恶痛绝。然而在 2014 年，VK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审查并删除亲伊斯兰国账号和页面的社交网站，远早于 2015、2016 年才开始行动的 Facebook 和 Twitter。截至 VK 数据的最新一次披露，它的用户数突破了 3.5 亿，比全世界讲俄语的人口的总数还要多;月活跃用户高达 4600 万，达到 Facebook 在俄罗斯的四倍水平;公司估值也突破 30 亿美元。杜罗夫缔造了 VK，但 VK 的成功已经不属于他。
别以为这位年少成名的创业者会被这点儿挫折影响。杜罗夫没有时间黯然神伤，还有新的机遇在等待着他。
你可能想知道，在 2013 年失联“度假”的那几个月里，帕沃尔·杜罗夫去哪儿了?
其实早在警察闯进 VK 办公室清查公司的几天前，消息灵通的杜罗夫就带着自己的哥哥，以及少数几个在公司里信任的同事，从圣彼得堡搭乘飞机离开了俄罗斯。他们来到美国东北部美加边境上的水牛城(Buffalo)。
就在这里，他们创立了 Telegram，一款用户增长速度之快与 VK 比肩，仅仅三年不到就火遍全球的加密聊天服务。
彼时的杜罗夫已经适应甚至开始享受四处漂泊的理想生活。他卖掉了自己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的固定资产，换得了一大笔钱。向塔弗林出售 12% VK 股份之后，杜罗夫已经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流放者——俄罗斯不再是欢迎他的祖国。
早在第一次被警察上门查水表时，杜罗夫已经开始察觉到自己的电话、电子邮件，甚至 VK 都有可能被监听。而这次的自我流放，给他带来了一次全新的机会。身为数学和计算机天才的哥哥尼克莱主导了 Telegram 加密协议、应用架构的设计。在回到俄罗斯之后，杜罗夫正式发布了 Telegram 的第一个版本。
就在 2013 年 8 月 Telegram 发布不久后，UCP 基金宣布由于该项目使用了 VK 的资产(开发人员)，项目应该属于 VK。结果，当然是没让 UCP 得逞了……
Telegram 跟欧美用户已经非常熟悉的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 没什么不同，可以发文字、语音，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表情贴纸进行聊天。Telegram 用户的账户名和手机号绑定，登录没有固定的密码而是完全依靠随机生成的短信密码登录。
2013 年10月，Telegram 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 10 万人。而次年1月 Facebook 收购 WhatsApp 的消息，让人们开始担心大型互联网公司最终会成为用户隐私的突破者，间接导致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 Telegram 用户暴增。在这一消息传出后的几天内，Telegram 就增加了超过 800 万的用户……
2014 年4月，杜罗夫通过一封搞笑的辞职信促使 VK 董事会解雇了他。他很快离开了俄罗斯，来到了大西洋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给该国的糖业协会捐了一笔钱，从而给自己搞到了一本新的护照……瑞士银行也提供了 3 亿美元的现金给他，现在，他终于可以全身心放在 Telegram 上了。
到了 2014 年底，Telegram 宣布它的活跃用户数已经超过了 5000 万，每天发送的信息数量超过了 10 亿条，每星期的新用户注册数超过 100 万——而且还在增加!在 VK 之后，杜罗夫再次创造了一个互联网神话……
充分理解了什么叫树大招风的杜罗夫，决定在 Telegram 上采用一种非常大胆的运作方式。Telegram 完全由杜罗夫(和他的亲人、亲信)私人拥有，不引入其他投资人，并且号称绝不出售。维持着 Telegram 软件日常运营的，是规模极为精简，但开发实力世界一流的一支技术团队。软件工程师，微信公众号“歪理邪说”的作者霍炬在读过尼克莱·杜罗夫给 Telegram 编写的代码后给出评价：“它的协议 MTProto 极其优秀，兼具数学和工程之美，它的加密基础非常完善，同时又在工程上很出色，Telegram 传递的消息实际是函数，可扩展性相当强。”
当然，杜罗夫用个人存款为Telegram运作所需的服务器资源买单，并且给背后的团队支付薪水。到今年二月时，Telegram 的月活跃用户已经突破了 1 亿，每天产生 150 亿条信息，每天有超过 35 万新用户注册到上面。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为了维持如此庞大而又成功的项目，杜罗夫每个月要支付 100 万美元。
依靠一群优秀的工程师和白花花的银子，Telegram 成为了好用的聊天软件里最安全的、安全的聊天软件当中最好用的那个——它在电子前线基金会对聊天软件安全性的评测中满足了所有的标准。
尽管黑客生涯并不长，也没有什么经典的案例，杜罗夫和这个世界上最知名的硬核黑客们，比如肖恩·帕克、亚伦·施沃茨等人之间仍然有很多共同点。
杜罗夫崇尚开放资源共享，曾经允许 VK 用户免费上传和下载音乐文件，把网站变成了继 Napster 和百度 MP3 之后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盗版音乐库。Telegram 也是市场上不多的代码完全开源的聊天软件，你可以在它的 GitHub 空间里看到它的全部代码。Telegram 的管理方还开放用户和开发者对软件进行不同程度定制的权力，小到自行添加的表情包，大到独立开发的第三方 Telegram 客户端等等都被允许。
对抗审查和监听就不详细说了，在《金融时报》邀请他“共进午餐”时，他还公开表达过对斯诺登。因为泄露美国海量重要情报，目前斯诺登被迫在俄罗斯避难。
根据报道和他的 Instagram 账号，杜罗夫和他四个最关键的同事每隔一段时间(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就会更换居住地址，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用 Airbnb 找房间。这让人们永远也找不到 Telegram 的办公地址在哪，徒增了这家公司的神秘性。最近一次杜罗夫发 Instagram 是在这个月初，当时他身处迪拜的海滩。
当然，他也是《黑客帝国》的死忠粉丝，像里面的男主人公尼奥(Neo)一样总是一袭黑衣，近年来几乎从来没有被人看见过别的颜色的衣服……
没有了祖国的杜罗夫，终于过上了他一直向往的自由散漫的数字游牧生活。在已经弃他而去的俄罗斯，杜罗夫却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式的人物。
这是因为，他创立的第一家公司让俄罗斯和更多俄语人口用上了社交网络，而他创立的第二家公司则冲出俄国，走向世界，让人们重获在这个社交网络时代早已丢失的隐私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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