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相信有很多你欺骗人都会经常找一些当代励志名人事例故事来看，那么当代励志名人事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当代励志名人事例：知道我的人
作者:程刚
她被认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守护者，是奥巴马与外界联系的媒介，每当华盛顿高官在总统办公室开会时，她通常都坐在奥巴马的身后，更是仅有的几个可以称总统为巴拉克的人。
2008年1月25日，奥巴马在南卡罗来纳州选举遭受一连串打击，已经劳累一天的他无力地坐在房间里，心情十分沮丧。这时，竞选队伍中有人告知他，晚上还要参加一个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妇女社团举行的团体活动。奥巴马很无力地回绝了：“我已经参加过很多次这种活动了，可根本改变不了任何选民的想法。”庆祝活动就要开始了。她打开门径直走到奥巴马面前，直截了当地说：“巴拉克，你想获胜是吗?”奥巴马板着脸点了一下头。“那你就不得不去。”她说完直盯盯地看着他，奥巴马不作声，静静地站起来，出门坐上了竞选巴士。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活动不成功，奥巴马不仅没有赢得支持，而且出了丑，回来之后，他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她身上，大声责怪她没有安排好一切，最后让她“滚”。过后，奥巴马十分后悔，他几次想给她打电话，但又不好意思，他甚至怕她明天上班后递交辞呈。可当他们早上在门口相遇时，奥巴马尴尬地站在那里想道歉时，她却笑着对他说：“巴拉克，我又滚回来了。加油!你行的。”那一刻，奥巴马感动得差点落泪。
一次，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因为家庭的事情发生了激烈争吵，一些心怀不轨的政客立即找到奥巴马的高级顾问们，并承诺，谁能提供一些录音或是二人争吵的内容，他们将支付一笔不菲的报酬。结果，这件事被奥巴马知道了，他默默地关注着事情的进展，令他略感欣慰的是，没有人把他和夫人争吵的事提供给别人，但他也十分失落，因为，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向他报告这件事。
就在这时，她出差回来，听到了有反对派政客买奥巴马花边新闻的事，第二天早上，她便来到了奥巴马办公室，进门便问奥巴马：“巴拉克，你和米歇尔吵架了?拜托，以后能不能录下来，看来，能挣不少钱。”她的话一出，奥巴马立刻大笑起来，直到笑够了，奥巴马才深情地对她说：“知道我的人，只有你。”
她叫瓦莱丽·贾勒特，现任奥巴马政府间关系和公众联络事务高级顾问，奥巴马曾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瓦莱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毫无保留地信任她。因为，在我最鲁莽的时候，她用她的宽容包容了我;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他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我的天空。她是我生命中的挚友。”
当代励志名人事例：“纳粹总理”拒绝道歉
他生于德国的北部城市汉堡市，爷爷是个有着犹太血统的富商。15岁那年，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疯狂迫害犹太人的累累罪行，不禁为自己的犹太血统忧心忡忡。做教师的父母安慰他不要担心，他们会想办法帮他躲过这一劫。
父亲通过关系，悄悄为他伪造了一份出生证明，表明他是“纯粹的雅利安人血统”，叮咛他“一定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纯粹的雅利安人血统”帮他侥幸躲过了纳粹的迫害，但却在25岁时以“无条件为国家服务”的名义，被强征加入纳粹军队。但他时刻牢记父母的教诲：“你既要学会保护自己，更不能向无辜者开枪。无可奈何时，记住将枪口抬高一寸。”他后来说：“我每时每刻都处在可怕的噩梦中，虽然冲锋时我总是在最后，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随时让我窒息。我对那场战争充满了可怕的记忆，心灵无时无刻不在饱受煎熬。”
1941年，他被迫参加了入侵苏联的战役，“我那时就预感，德国要失败，希特勒要灭亡，我每天都在盼着战争能早一天结束。”因为长官对他的“胆小如鼠”极为不满，1944年调他到帝国航天培训部做“人民法庭记录员”，因他又经常装病缺席，半年后就被免职调往西线部队。
1945年4月他被英军俘虏，此时距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那一天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在战俘营里与外界完全隔绝，除了想下顿能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什么也不想。”
战后，他开始从政，并在维利?勃兰特辞去总理后，于1974年5月当选为德国政府总理。1980年，他与好友、时任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聊天时，忍不住道出了“那个秘密”，但是德斯坦却当作笑料说给了他人听，引起全球政坛一片哗然，更引起了以色列政府的警觉。1981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不断在国际政治场合公开嘲笑他曾当过纳粹士兵的历史，指责并要求他：“作为勃兰特总理的继任者，应该像他那样拿出勇气，为自己国家尤其自己做过的龌龊事向受害者下跪道歉，否则，你就是纳粹的忠实走狗。”
对于贝京言辞激烈的指责，他强硬地予以拒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下跪道歉?”但贝京却不依不饶，逮住机会就要指责他。倒是德斯坦看不下去了，在征得他的同意后，将他的身份真相原原本本第讲述给了世界主流媒体：“他这么多年遭受的心灵痛苦，常人难以想象。在那个特殊年代，如果不是他的父亲帮他伪造了出生证明，他是很难活到现在的，而他加入纳粹军队更是委曲求全，况且他并未做过任何坏事，更别说残害犹太人了。他没有犯错，有什么理由非要让他下跪道歉呢?”
贝京在了解他的不幸遭遇后深感震撼，也为自己的轻言给他造成的伤害而不安，当即给他写信致歉：“当知道了您的不幸遭遇后，我不仅被您身处困境时的求生智慧而折服，更对您‘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由衷敬佩。无论您作为一个人还是一国政府首脑，您无疑都是非常伟大，而这种伟大表现在您始终恪守着自己的原则，给您的高贵心灵筑建了一个美丽的住所。”
这个拒绝下跪道歉的“纳粹士兵”，就是德国现今最高龄的前总理——95岁的赫尔穆特?施密特。谈起这段往事时他很平静：“生命的价值不能依赖于表面现象，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当代励志名人事例：我的偶像李普曼
作者:吴晓波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3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时，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300多年来，那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到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想法。我在想，这条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位诺贝尔奖得主、7位美国总统，他们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都不过30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着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在18岁时的某个秋夜，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间掉进了我尚未翻耕过的心田中。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像李普曼那样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4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6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像李普曼那样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一本书。我还幻想像李普曼那样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30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缥缈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变得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财经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时会坐立不安。这个才华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成中文的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清楚地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生活的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到熟悉，渐渐地越来越刺耳。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生无法忘记。我常常会很认真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对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演变形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把自己的时间大半都投入中国企业史的梳理和写作中，我想在这个极其庞杂却并不辽阔的课题里寻找一些答案。我想静下心来做一点事，为后来者的反思和清算预留一些略成体系的素材。我还企图证明，这个社会的很多密码或潜流可能会淹没在中国经济和公司成长的长河中。
我倒是做过一件与李普曼最接近的事情。
2005年，我在一次版权交易中偶尔得悉，我当年在大学时读过的那本《李普曼传》，并没有得到作者罗纳德·斯蒂尔的授权，是一本盗版书。于是，我设法找到了翻译者，竟又得知斯蒂尔还活着，隐居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我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他，斯蒂尔对当年的盗版行为非常恼怒，得知我想得到授权，先是表示不信任，后又委派华人朋友到上海面谈确认。经历3年时间，到2008年11月，我终于购得中文版权，并出版了最新版的《李普曼传》。此事几经周折，结局却得偿所愿——我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向李普曼致敬。
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一些听上去很遥远，却会让人在某些时刻产生坚定信心的声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20多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