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多名人写过很多著名的文章，着其中关于母爱的就有很多，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母爱的著名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母爱的著名文章：回忆我的母亲(朱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 “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关于母爱的著名文章：慈母情深(梁晓声)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一台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们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于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懦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
一个用竹蔑子拍打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热量烤着我的脸。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
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竞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
“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人了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竞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15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吗?!……”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关于母爱的著名文章：母亲(徐懋庸)
母亲去世，已满一个月了。
近日想起，悲哀已像一块冷却的铁，虽然还压在心头，但失去灼痛的热度了。因此，能够沉重地、但冷静地想想她的命运。
小的孩子们没有见过祖母，要知道祖母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要知道的，主要是音容笑貌。但关于音容笑貌，我无法加以描写。遗憾的是，母亲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相。但照相怎么能够传达母亲的形象呢?我的母亲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妇，她的从二十六到四十六岁的二十年间的形容，对我是极具体的，但又极抽象。有谁注意过自己的母亲的美观的呢!对于儿女，母亲就只是母亲，只觉得她的崇高，只关心她的脸庞的消瘦或丰腴、愁苦或愉快的变化。
孩子们问我怎样爱母亲的，我也说不出。对于母亲，是不像对于别人，可以爱可以不爱的，对于母亲的爱，不会依什么情况为转移而有所增减的。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母亲总是母亲。
我能够说的，只有母亲的痛苦。
生在贫家，嫁在贫家，物质生活的辛苦，是不必说了。精神上，从也被贫困刺激得性情粗暴的丈夫，是没有得到安慰的。至于儿女，夭亡的夭亡了，离散的离散了。在十二、三年的战争期间，千难万难地养大了一个孙女，是她膝下唯一的承欢的人。但是，解放以后，先是我派了人要从她身边把她的孙女带走;这没有成，却反而突然被死神带走了……
解放以后，她的桑榆晚景，本来也不算坏。知道我没有在战争中死掉，还给她添了一大群的孙儿，这“福气”，就不小;我寄的钱，也够她和我的父亲温饱地度日的;经过改革的社会，对她也尊重起来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然而，她是不满足的，非常痛苦的，她是在痛苦中死去的。
她晚年的痛苦，是我所给她的。
我是她唯一可以指靠的儿子。指靠也算指靠到了，我供给了她的生活费用。但她所指望的，只是这么?她还有别的要求的。但是我，解放以后，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孙儿一大群，对她也不过是想象中的存在。“福气”不小，可是虚的。二十多年不见，她该有多少话想同我说说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我要把她们接出来，她不愿意，说是过不来异乡的生活。她也知道同我们没有多的话可讲，而在家乡，可以同别的老太太们念念八仙佛(八个人一桌共同念佛)，讲讲家常，热闹些。她叫我回去看看，我总是说，要去的，但终于没有去。我为什么不回去，原因很多，对她，却总是说工作忙。在她，以为我在欺骗，是不会的，但她总觉得莫名其妙。对我这个儿子，她养到我十二、三岁以后，就开始莫名其妙了，一直到最后还是莫名其妙。这情形，在做母亲的，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所以，在瞑目以前的一年中，已经神经错乱了!
但是，据家信说，她在弥留之际，却极清醒地说了极达观的话，一句也没有责怪我。这是处于伟大的母爱的原谅，但也是处于伟大的母爱的坚忍!
我不但使他莫名其妙，而且使她对我有一种自卑感，这是我忏悔不尽的地方。
母亲赋予我生命。但这个生命，是在穷困的家庭和黑暗的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它像什么一株野生植物，营养的不足，使它畸形地发展，它没有色和香与周围的百卉竟艳，它只长出刺来保护自--往往在它自身和它所植根的土地受到侵犯的时候，它的刺就紧张起来了。
因此，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怪僻的性格，这性格使得我连对于父母，也很少说话。父亲对这，是一味的责骂，母亲却只是用了茫然的眼光看我。她看我总是在读书，正正经经地用着功，以为我一定有道理，而这些道理是她所不能懂的。所以，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她对我绝不表示意见，只以整个母亲的心，不得要领地探测着，无能为力的保护着我!
例如，十四岁的时候，我闹起恋爱来了。我的家乡，是同族聚居的，我所爱的是本宗的姑娘。这是非法的，也不会有结果的。母亲知道了这事，有一天，背着人问我：“人家在说你，你同××姑娘相好呢?……有这事么?……”
我没有做声。母亲等了好一会，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一九二六年，闹大革命，我也追随了。第二年四月，国民党清党，在我们县里，要铺捉八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逃到了上海，混进了个学校里半工半读地过日子。过了两年，案子冷下去了，我曾偷偷地回家去了一次。母亲见了我，细细地把当时警察去抓人、搜查的情况叙述了一番。她说：“那时候，惊吓是不小的，我急得病了一场，不知道你在外面怎么样了。后来接到你的信，说是到了上海，才放了心。他们，那时尽要搜你的书，把一间破屋搜遍的。好在我先得了风声，藏过了，如今还在呢!……”说着后面的一句话的时候，她脸上露出骄傲的微笑。接着，她问了一句：“你如今还在做那种事么?……”我没有回答。我那时并没有做“那种事”，但是我不愿意讲“我不做了”，她其实不大明白我究竟做的是什么事。等了好一会，母亲只说了一句：“以后要多多留心!”走开了。
一九三七年，抗日统一战线实现了。因为叔父去世，我带了妻和儿女回家去。看到了媳妇和儿孙，母亲是幸福极了，天天用我带去的钱请我们吃好的，我再三叫她省俭些，总不听。有一天，邻人对我说，母亲去向人家借钱。我问她，她说：“有这回事的。你带来的钱用完了，我就暂时借着。你不用管。你走了以后，照样寄钱来，我苦一些，就还清了。你们在家里，总要吃得好一些的。”在这事情上，她固执得很!
有一天，她跟我商量：“你是不是可以多卖一些书，积点钱，我们买几间房子?你们总得有几间房子住才好。我和你父亲，就在这间老屋住下去。”她说的“卖书”，指的是我的投稿。我劝她不要打这主意，这是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书卖。我没有诉出我不想回到故乡来住的话，但她们也猜着了，很有点伤心的样子。沉默了好一会，只说了一句：“对!你的主意是不会错的。”走开了。
当我要回上海的时候，有一晚，母亲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命令口气对我说：“你，也对媳妇去说，你们把晔子给我留在身边。我要她，我会养得她好好的……”她流下了眼泪。我们遵了命，走了。这成了永别的开端，对于母亲，也对于我们的女儿。
我同母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现在想来，其他的一切，是还有可说的，而我在解放以后的不去看看母亲，实在是罪无可赦的事。我倘若回去一次，让她看看我和她的孙儿们，让她同我说说她在战争时期的她的苦难生活，让她听听我在战争时期的新奇经历，那在她，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她的晚年，就会过得很愉快的。这在世界上，我，到底是她最亲切的人啊!寄给她钱让她饱，这算什么呢?她是吃惯了苦的。能够见到我的面，能够在精神上占有我--至少一部分，在她，这才是幸福的真谛。但是我，剥夺了她的全部幸福!在她看来，她这亲生亲养的儿子，她用了整个的心爱了一生的儿子，到底只变成了每月若干元的人民币，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然而，她到死也不忍责备我一句。也许，她的母爱的盲目性，使她真的相信我没有什么过错吧。通过解放后的许多事实，她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而她的儿子也是共产党，这一点，也应该是她谅解我的理由。
但她对我究竟是莫名其妙的，因之可以想象，她内心的矛盾，该是多么深刻，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
我的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茹苦含辛的一生!
我的不回家去，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可以解释的：第一是工作的连续笥和紧张性;第二，在解放初期，我怕因为有一个在乡下人看来是“官”的身份，会惹起许多的麻烦;第三，在去年，本来是有四个月的空闲时间，可以回家一趟的，但因不得不同一个本来他就是党员而后来自云又不代表党了的同志打些交道，不得抽身;第四，今年呢，初到新的工作岗位，自然又不好请假。
但是，母亲已经死了，这些理由，没有机会讲了，就是讲，也讲不清楚的;她会相信，但她不会理解。她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妇!
我这些抱憾无穷的思想，是直到母亲死后才明确起来的。过去，从未细想过，只以为母亲还能活好多年，总有一天可以回去看看，不在乎迟早;这事对她的意义之重大，也未曾揣摩过。现在想明白了，但是已经无可奈何了!
就算我是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吧，但对于人民--而且是最痛苦的劳动人民之一的母亲，给了我生命和全心的爱的母亲，却是这样的漠不关心;在我是轻而易举而在她却是最大的幸福的会面，也不让她如愿。
不受咒诅但我自己是应该检讨的!
只有一件事我总算遂了她的心愿。前几年，她来信说要预造“寿坟”和“寿材”，征求我的意见。我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我知道，这一件事再不让她满足，她就会死不瞑目了。人的一生，只在这一件事上得到满足，是极可悲的了，但在我的母亲，这却算是生活在最后实现了它的意义。这事，在我，是要从另一方面进行检讨的;迁就迷信--但我管不得许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