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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政治论文篇一
当今全球经济趋势与我国应对挑战的经济战略分析
摘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国家的发展策略要通过正确分析国际经济整体趋势，知己知彼，进而才能制定出面对我国经济实际，适应国际发展趋势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本文通过分析了国际宏观经济局势，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国家，再到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成就，明确了我国的经济地位，同时引用管理学中的swot矩阵分析，找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来制定相应的战略分析。
关键词：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危机经济复苏经济战略
一、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分析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美国在经历了上世纪就是年代的繁荣，高度的经济繁荣巩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迅速发展。在进入21世纪后，为继续确保经济的长周期繁荣，美联储强行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初的6.5%下调至2003年6月的1%。但是用更大的经济扭曲来代替原有的市场扭曲只能使经济发展中泡沫越来越大，并无法化解不断积累的社会经济风险。当低利率政策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开始迅速提高利率，这就成为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2008年，次债危机演化成影响全球的超大型金融危机。如今，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二十年以来的高位，降低失业率依然是美国最主要的政策目标。而由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在短期内，降低失业率无可避免的带来通货膨胀，而如何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临界点以内的安全范围，这是一个难题。加之美国债务持续增加，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主权债风险持续增加，虽然近期美国经济反弹势头明显，但难以持续。而欧洲在最优货币区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坎坷不断，有一种可触摸的表现形式“欧元”，却缺少核心的政治联盟，政治一体化变现薄弱，缺少政治中心。还未从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中恢复过来，又陷入了整个欧洲更为广泛的主权债务危机当中。发达国家实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给新兴市场家造成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增大了资产泡沫与通胀风险，给未来的经济复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其他发达地区如日本，在陷入了发展的长期停滞与衰退，加上此次日本大地震对东京周围的工业圈有着严重的打击，并有长期持续影响的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又对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
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这个亚洲经济的转折点后，中国地位开始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力地位显著上升。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在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具有典型特色的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由于近几年来增长较快，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加之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全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9.7%，人口占全球42.4%，这些优势都使得金砖四国的国际地位显著增高，在国际事务中都具有重要影响。《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中指出。近十多年来，金砖国家发展迅速，追赶发达国家的势头相当明显，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规模世界排位提升、对发达国家赶超效果明显。蓝皮书指出，21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是发展中国家中的佼佼者。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增长率最高，年均保持在10%以上。在2011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以“展望未来，共享繁荣”为主题的三亚峰会，将为金砖国家在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加快世界经济复苏中继续发挥火车头作用，在实现世界和平、合作、发展的崇高目标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
新兴市场国家这种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亚洲需要强大核心与动力支持危机后复兴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在国际经济日益增长的地位下，作为亚洲区域发展的领导者，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者，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导者，中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以GDP约为一万亿美元只在世界排第七位。21世纪的这十年中，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每年都有所增长，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提前12年实现“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国内方面：
①“十一五”期间，国内经济平稳增长，并由此带来了我国财
政收入的增加，为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资给予了强有力的保障。
②内需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产业结构改善，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1.9%，比“十五”时期加快1.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6%，比2005年提高3.6个百分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比2005年增长82.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919元，比2005年增长81.8%。
③基础设施发展迅速，城市公共交通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农业和能源等基础产业、煤炭开采累计投资年均增长30%左右。
④过去五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节能降耗工作进展顺利。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06%，基本完成“十一五”节能降耗目标。
这一系列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在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已经涵盖18亿人口，GDP接近6万亿美元，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亚洲联盟日益紧密，资源禀赋各具优势，产业结构各有特点，互补性强，潜力大。在国际社会事务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在“十二五”期间，双方将实现更广泛深入的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此外，在东盟的“十加三”会议的促进下，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的全面合作机制逐步展开，另一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开始推进“东向政策”，再加上在中国举办的以推动经济交流，协调合作，区域经济整合，促进亚洲国家实现经济目标的博鳌论坛，整个东亚已经呈现“中国为心，八方汇聚”全面合作的潮流。
二、我国应对国际挑战的战略措施选择
1.SO战略(发挥优势，利用机会)：加大国际投资
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最先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在国际经济上增强其掌控性和主动性，以规避在国际贸易中日益严重的反倾销贸易壁垒。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占全球第五。广大亚非拉国家越来越多的呈现“中国化”拉动的特征给了我们很大的国际合作的空间。利用我国率先走出危机的优势，和全球第一的货币储备，施行加大国际直接投资的战略，完备国际经济链条，提高国际经济活动的综合效益。利用国际货币储备的优势，选择正确的国际投资战略，加大国际直接投资的力度。这次国际经济危机为中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其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以亚非拉为主体的国际基础资源开发的战略投资，这些区域经济相对落后，开发的潜力大，开发的成本相对较低。二是对和中国贸易额大的欧洲、北美洲和亚洲为主体的国际消费市场控制能力的投资。这些区域受这次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最大，影响的时间也可能较长，正是投资的最好时机。
2.WO战略(利用机会，克服不足)：增强企业综合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困难坎坷不少，例如我们总体势力还不强，大部分企业缺乏海外运营的经验及必要的人才储备，不具备国际投资和经营管理的综合能力，企业经营追重视眼前经济效益，忽视长远利益，造成外部不经济。“走出去”的企业不仅要在资源开发投资的综合能力上持续下功夫。还要求整合力量，在国内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回暖的背景下，引进一批在国际市场具有丰富的投资和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从而整合内部，增强国际区域合作和信赖。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在国际区域合作中形成优势互补，学习、整合并改善国内的有利于创新与创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同时给予金融行业的转型与改革提供温床与外部环境。
(2)我国仍属于 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一直以来所走的道路为高耗能与粗犷式的发展。依然是以高耗能的第二产业为主(占46%09年)，而现在所要面对的就是加速低耗能低污染的第三产业的发展(05年41%，08年42%，09年43%。)，我国在相当一段时期依然面对能源总量消费大，能源结构单一，主要依靠煤炭资源，能源效率低下的种种问题。在今年五月三十一召开的中央企业节能排减 工作会议上，国资委明确了央企“十二五”的节能减排目标。“十二五”末，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可比价)下降16%左右。虽然目标与“十一五”相比较低，但是经过前五年的努力，新的目标的难度已经加大。大力调整结构，加快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过渡，发展。继续发展技术创新，用有效的节能环保技术增强企业运营质量，减少污染以及能源的消耗。所以十二五期间依然要加大 经济转型力度，以“扩内需，调结构”为宗旨，促进节能减排，使产业结构升级。
3.ST战略(利用优势，避免威胁)：应对人民币汇率压力问题
在我国取得巨大的经济顺差的背景下，西方各国尤其是疲软的美国一直想把其国内的就业压力转移到我国，并对人民币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汇率波动频繁，对汇率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增大了外汇风险。然而正如蒙代尔分析的那样，对于我国来说，是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加剧我国西部地区的通货紧缩，扩大地区间收入不平衡的差距。对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升值压力，唯一的方法是扩大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对我国来说，在国际资金普遍匮乏导致信用市场萎缩，从而使国际合作意愿愈发强烈的背景下，投资、并购、引进先进技术的机会在增大且成本在下降。目前国内的经济战略宏观上还是工业化与城镇化齐头并进。工业化提高供给，城镇化增强需求，二者的结合，配合着技术的引进，将会使得经济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会有着巨大的推进力量，大幅提高产出，带动世界经济，并提高收入。以此来应对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率先复苏所带来的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不断增大的压力与威胁。
4.WT战略(克服不足，回避威胁)：针对金融监管问题， 管理通胀问题
(1)在经济复苏的浪潮中，加快银行改革与转型，以适应十年前对加入世贸 组织的金融开放的承诺。提高对银行转型的认识，扩大银行业非利息业务范围。同时改善融资结构，避免银行业的过度衍生所引发危机的潜在因素。保持透明稳健的原则，化解信息不对称性。尤其是在资金大量流入的时期，外国的储户和投资者认为亚洲银行的安全性较高，一旦银行遇到困难，政府一定会出面支持。但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他们所承担的多种风险上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监管，道德风险会日益加重，从而对银行会造成危机。
(2)在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问题不容小觑。一旦消费者或者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则消费、投资等一些列行为就会随着物价持续螺旋形上升，并引发实际的通货膨胀。如果说通货膨胀可以用宏观政策来调解改善，那么通胀的预期就需要适当的管理政策，要消除体制性因素，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增加投资融资透明度，把握好不同宏观目标的的均衡。合理选择政策工具。防范金融风险。
三、结论
国际形势正处在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期，发达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以及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如主权债务危机等其他相关问题的泥潭中，经济恢复速度缓慢。而新兴市场国家也要警惕经济过热而引发的通货膨胀，风险管理以及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节能减排等问题。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相互拉动。确保新兴市场国家不过热，力争发达国家经济恢复不缓慢。同时，作为在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我国要肩负使命在激流暗涌的国际经济大 环境下，正确利用优势，寻找机会，避免威胁，弥补不足，正确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经济问题，协调统一，才能踏着坚实的脚步走在我国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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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厚俊,马树生.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2007;
关于经济政治论文篇二
经济共和主义
内容摘要： “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不仅应该体现在政治生活中，还应该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它要求实现一种非排斥的经济，包含了共有、共治与共享三层含义。经济共有意味着在坚持“天下为公”的原则下，根据不同的条件，处理好公有与私有的比例，实现一种平衡的混合经济。经济共治意味着减少经济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排斥现象，经济体系应该将尽可能多的公民容纳进来，尽量减少失业。同时，参与这个经济体系的公民不应该被另外的公民所支配，努力消除垄断。经济共享意味着共和国的公民共同创造出来的财富应该由他们共同分享，首先保证每个人能够有一些基本的好处，其次在合理的不平等分配中贯彻机会公平原则。
关键词：共和主义;人民共和国;共有;共治;共享
分工协作，各守本分，创造出更好的生活来。[4]共和主义的确认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是需要证明的，为了公共的利益，私有财产是需要受到限制的。
现在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提供证明的自由至上主义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给人们带来幸福，这与共和主义论证思路没有太大区别，不过，这种思路恰恰可以证明私有财产是一种工具，如果阻碍了人们的幸福，就需要受到限制;另一种思路则要追溯它原始出身的正当性，认为私有财产最初是通过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的占有来获得的，像基本人权一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随后通过自己的创造或自由交换生长出更多的私有财富，这些财富同样具有不可侵犯的性质。学经济学的人喜欢将这种逻辑追溯到亚当·斯密，其实，斯密的私有观没什么创造性，它是来源于洛克的。洛克是怎么说的呢?他其实相信这个世界是人们共同拥有的，因为根据圣经，上帝“把地给了世人”，给人类共有。[5]既然如此，那怎么又私有了呢?洛克自然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识到了这种共同所有的弊病，提出了私有化的限制条件：在这些共同所有的资源中，你可以随意占有一份，但你必须在占有物中加入自己的劳动，并以自己的需要为限，同时不使他人的日子变坏。[6]其实这个条件是很难满足的，远古时代有这个可能，但随着人口的增多，资源一般是稀缺的，你占了一份，别人就少占一份，这种少占就是损失，就是日子变坏。
很有意思的是，现今中国的圈地运动似乎运用了洛克的逻辑。有个城市圈了很多农民的地，当然是动用了政府权力的。那个市长告诉我们说，这种圈地是合理的，因为它对农民自己也有好处。他给我们算了个账，农民一亩地，一年收成800斤麦子不错了，我们现在把它征过来，补偿给他们的肯定不止800斤麦子的价值，而且这地转让给商家之后，城里经济发展了，他们还有到城里工作的机会。乍一听，这的确很有道理，农民的地就在这种道理的支撑下成了商人的地。可是，我们再一想，农民使用的那亩土地的好处只是每年800斤麦子吗?他们不能用它做其他的事吗?包括商人所做的事他们也可以做呀。如果他们不能做，可以自己转让给别人做嘛。如果政府想发展得快一点，需要抢时间，也需要找农民谈谈，这样是不是可以让农民得利更多一些?这种道理在现在的政府官员看来，只是书呆子的道理，现实中不可能行得通。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方为了发展得快一点，就不讲这些道理了，用强制的方式把土地征过来，管它公正不公正，一切为了发展的需要。好的，我们可以来讲发展的道理。政府强制征地，以及其他一些违反公正原则的资源分配方式，是为了发展，服从效率优先的原则。那么，发展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共和国的公民生活得更好一些吗?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承认，在这种不公正分配资源的过程中获得的私有财产就不可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果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好一点，可以限制和征用农民的土地，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对商人的财产施加限制，甚至征用。难道不是如此吗?
不正当得到的东西就是不正当，不可能从其出身的角度来将其正当化。有人说，这是中国私有财产的原罪，这说得有道理。原罪是不能消除的，但因此而剥夺私有财产又不利于共和国的繁荣，不利于人民的幸福。因此，我们只能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允许这种带有原罪性质的私有财产的存在，并对其进行保护，同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要对其进行限制。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论证方式，是共和主义的方式。先富起来的一些人，一听“限制”就恼火。你恼火什么呀?你的财富即使不是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得来的，也是通过政府倾向性的政策得来的，更是通过这个社会合作体系得来的，你是有亏欠于他人，亏欠于社会，亏欠于共和国的。这种亏欠一方面需要通过自愿的方式来感恩，另一方面则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补偿。简单地说，如果这个社会在财产占有方面过于悬殊，不管精英的财富是怎么得来的，共和国政府都需要考虑进行调节。共和国不能允许少数人占有大量豪宅，而大多数人则无立锥之地。
经济共治
所谓“共治”，就是“大伙儿一块干”，这里面既包含了共同参与的权利，也包含了共同参与的责任。共治是共和主义的核心原则，既有政治层面的共治，也有经济层面的共治。就经济领域来说，共治意味着两层含义：第一，共和国所采用的经济体系应该将尽可能多的公民容纳进来，也就是尽量减少失业;第二，参与这个经济体系的公民不应该被另外的公民所支配，也就是享有某种不受支配的自由。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几乎是自由至上主义的最后堡垒，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便没有自由至上主义的立锥之地。因此，自由至上主义便将市场经济放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几乎比私有财产更加神圣不可侵犯。共和主义也支持市场经济，但不像自由至上主义那样将其放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跟私有财产一样，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工具，是用来满足人民需要的工具，尽管是基础性工具。同样，计划经济也是工具，只不过它没有市场经济表现好，所以需要让位给市场经济。共和主义不是为了反对自由至上主义而存在，相反，它跟自由至上主义有一些交叉之处，市场经济就是很大的交叉领域，是需要二者共同维护的。但对于市场经济，自由至上主义与共和主义有不同的关注点，自由至上主义只是关注自由交易、自由竞争是否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是否能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和各种垄断。共和主义照样支持自由交易、自由竞争，因为这是保证共和国公民平等参与这种经济的必要条件。但共和主义还有另外的关注，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共治，说简单点，就是反失业、反支配。
如何反失业呢?在具体措施上，共和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二者都赞同，最重要的是要将蛋糕做大，也就是扩大市场规模，只有更繁荣的市场经济才能充分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因此，共和主义也像自由至上主义者一样，赞同保护自由竞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法律、政策和措施，保护商人和企业主投资、创新的积极性。
但共和主义还有一些自由至上主义不一定喜欢的措施。譬如说，自由至上主义也许听任市场支配产业的兴衰，但共和主义则要求政府发展能够扩大就业的产业，同时支持让共和国经济保持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自由至上主义也许不愿意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失业者，但共和主义则不仅要求政府为失业者提供补偿，而且要帮助失业者提高就业能力，适应变化了的市场。在就业形势恶化时，共和主义还会要求政府奖励那些能带来就业扩大的企业。共和主义支持这样的企业家：为了让企业渡过难关，在企业员工的支持下，宁可减少一点工资，也不愿意减少一名员工。
如何反支配呢?共和主义之所以支持市场经济，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反支配的特征。被视为充满共和主义精神的罗马法就蕴含着市场经济的逻辑，它“实际上适用于任何承认私有财产与‘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形态”[7]。欧洲近代市场经济就是在反支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欧洲封建主还在支配经济体系的时候，是那些城市共和国打破了这种支配，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当英国王室还在控制行业经营权的时候，司法系统根据共和政体的原则打破了这种垄断特权，让一些市民和自由民不断从国王那里得到经商的权利;当这些市民和自由民形成强大的行会势力，带来新的垄断的时候，照样是司法系统不断宣布这种垄断违反了共和政体的精神，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8]
在共和主义的保护和促进下，商人和企业主成长了起来，但这个阶层强大之后，就抛弃了共和主义原则，在自由至上主义支持下，搞起了新的支配。譬如说，在劳资关系上，这个阶层宣称劳工与企业主一样是自由的，因为企业主可以自由地选择劳工，劳工也可以自由地选择企业主。他们无视这个自由过程中的支配关系，企业主不选择工人，还可以过好日子，但工人若不选择企业主，还能过得下去吗?又譬如说，在商品买卖关系上，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诈消费者，还振振有辞地说，你为什么要买呢?你为什么不去多了解一下情况呢?商人还利用自身人数少、易于协商的便利而合谋抬高价格。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9]。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显然处于一种被支配的、无法还击的地位。正如以前保护商人不受君主和封建主支配一样，共和主义现在要保护工人和消费者不受企业主和商人的支配。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过程，30多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是保护商人和企业主避免各种支配和垄断的侵害，但也很快形成了商人和企业主对弱势人群的支配关系。因此，共和主义不仅支持立法惩罚那些欺负农民、工人和消费者的不法商人和企业主，而且支持农民、工人和消费者组织起来，形成制衡商人和企业主的社会力量，达致市场经济的共治局面。
当然，经济领域的共治是需要政治领域的共治来保障的。政治共治的目的就是要在政体中形成精英与平民相互制衡的关系，混合政体是形成这种关系的较好形式。这里不展开论述。
经济共享
所谓“共享”，就是“大家都有饭吃”。这个饭是广义的，也就是市场经济体系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共和国的公民共同创造出来的财富当然应该由他们共同分享。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肯定念念不忘自己的财产凭什么要别人来分享，念念不忘那些懒惰的人为什么也应该有饭吃。其实，这些人不用过分担心，分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搞大锅饭，而是充分考虑到效率原则的分享，考虑到精英利益的分享。
这种分享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这里不妨借助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来说事，尽管结论可能不大一样。②为了分配由一个社会创造出来的那些好处，我们得确立一些原则，为了确立这些原则，我们得寻找一种无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我们一起来谈论，来表决。进入这种状态之前，我们(社会中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可以)最好忘记自己是什么，譬如说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穷人还是精英，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是干部子女还是农民子女。但知道自己要到这里来干什么，知道自己不是利他主义者，也不是损人利己的家伙，知道社会所生产的好处是什么，知道关于社会的一般知识，能够进行正常的比较、推理和判断。如此之后，我们可能会选择如下的分享原则：
第一，在社会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脱离了严重匮乏的状态)，我们得保证自己(实际上也是每个人)都拥有一些基本的好处，否则我们不会愿意在这个社会呆下去。譬如说，首先，得保证自己的人身是安全的，不能随意被别人杀死或侵害;其次，得保证我能够拥有保证我活下去的食物;再次，还得保证我的嘴巴不被别人封起来等。可能因为文化的不同，需要保证的基本好处不一样，但最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安全地活下去。因此，如果社会创造的好处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能安全地活下去的话，这项好处应该平等地给予每个人。而且不能因为其他的好处而被交换掉，除非个人自愿如此。
第二，其他的好处也应尽可能平等地分配，除非这样做会影响这些好处的供给。其实，正是因为后面的约束条件，社会中大部分好处都不是平等分配的。但不平等分配是要有限制的：首先，这种不平等分配能够比平等分配生产出更多的好处，而且能够让在不平等分配中获利最少的人也能够分享到新增的好处，否则人们凭什么接受这种不平等?其次，不平等分配方案要尽可能地提高人们努力的积极性，也就是能够保证他们尽可能地生产出更多的好处，譬如说机会要公平，要考虑贡献大小，尽可能缩小偶然因素(如出身)在分配中的作用等。
可能不同的人对分配原则的表述不一样，但这种表述在中国目前的背景下还是能够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如果接受这两个原则，那么意味着什么呢?精英不用担心，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革命性的改变，只是意味着对现有的一些分配措施的维持和改进。第一，它意味着保障合法分配的财富的安全，包括精英的财富的安全;第二，它意味着保障所有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其标准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第三，它意味着那些付出劳动和智慧较多的人得到更多的好处，技术熟练的工人、知识分子和管理者当然会比普通人得到更多;第四，它意味着投资者得到正常的回报，以保证经济活动持续地扩张下去，能生产出更多的好处;第五，它意味着不能凭强力获得报酬，必须要反黑社会;第六，它意味着不能凭权力获得报酬，必须要反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第七，它意味着不能凭非正常垄断获取报酬，必须要破除各种各样的非正常垄断;第八，它意味着不能凭出身等偶然因素获得报酬，必须要缩小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社会差异在分配中的作用。在这些原则下面，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具体措施上会有差异，但这不妨碍共享原则的实现。
如此描述之后，可能大家感到共和主义并没有讲出新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似曾相识。是的，共和主义并非想创造什么东西，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完全中断过的传统，只是它的一些原则和措施都散落到别的什么主义里面去了。共和主义的内容可能比较分散，但其核心精神是一贯的，那就是要实现一种自由：共和国的每个公民在没做亏心事的情况下不会害怕另一个公民。在经济领域，为了扩大这种自由，就需要扩大共和国公民对财富的共有、共治与共享。中国的精英需要认识、接受并维护这种自由，它与那种仅仅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不一样。凭着这种自由，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新的共和国。
注释：
①有经济学者将共同所有制理解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中成员的共同财产，但每一个成员又不是特定共有财产中某一部分的特定所有者，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参见董辅�：《非公有制经济之我见》，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8月19日)。本文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共同所有制，一个国家不同法律主体所拥有的所有财产，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的财产都是该国公民共同所有的财产，只不过交给不同的主体进行具体地占有和使用，但占有和使用的行为要受该国法律的约束。
②显然这里只是借助一下无知之幕来说明经济领域共享的内容，与其本意所要承担的正义原则推导任务是有区别的。以下关于无知之幕的描述，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1-13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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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储建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