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全文如下：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以往人们的研究视角，更多的是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史的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笔者所见如：王立胜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时国荣的《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袁成毅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载《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如果以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抗日战争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种结论。
一 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仅就这点来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港的，而开港的结果同样是使本国的传统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了两国社会的强制导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对这一强制导向的回应。但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外部条件，日本很快地进行了自身调整，比较快地进入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并且学着西方列强的样子，通过对外扩张，满足了这种转型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却不同，洋务运动并没有带来倡导和实施者所希望的结果，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经常地由于外部的侵略而被迫停滞。
而中日甲午战争，更拉开了两国的差距，使得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的不同。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现代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
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第二次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但严格说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运动，还不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运动。尽管它对新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中残存了太多的封建因素，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列强国家有很大的依赖性，使得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又受到了诸多限制。而即使是这样的对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的开启，也伴随着甲午战争而停滞。清末维新运动，也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瓜分的境地，而统治者的改良仍以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下场。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曾经趁着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时机，有过几年的迅速发展。但大战结束后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割据为表现的国家分裂，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国民党并不完全地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它实际统治区域内所出现的，还只是所谓“半殖民地或半边缘化的现代化模式”(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但是却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确实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税制改革和币制改革，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为例，有如下统计：电力工业从1927年的772百万千瓦增至1936年的1724百万千瓦，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从1927年的14.2百万公吨，增至1936年的26.2百万公吨，年平均增长7%;水泥工业从1927年的498千公吨增至1936年的1243千公吨，年平均增长9.6%;生铁从1927年的436815吨增至抗战前的958683吨，年平均增长9%;钢从1927年的30000吨增至抗战前的556347吨，年平均增长达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2页)
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还有学者研究，1936年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值的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而根据这些数据，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骆清华：《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32～233页)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革命文献》第35辑，第1328页)但至今在日本仍有人说，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才使东北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歪曲了事实。日本占领东北后，确实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去向是与它的侵略政策相一致的，即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并把这些投资纳入了日本本国的经济体系。与其说东北殖民地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倒不如说它是日本现代化经济的组成部分。
而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了。八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了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二 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有人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近代的开港以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都明显地带有被动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又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本身的脆弱。但是，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有了参与国是的机会。
1938年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为实现宪政做准备，并提出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共产党虽然认为这个纲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也认为它的基本精神与《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有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参政员虽然不是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去看，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袁成毅认为：“其实正是这个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参政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见《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独裁作为一种主观意志，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却很难以民主的外壳来包容)
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即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趋向。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而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着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
关于战时经济体制，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我认为这种体制的建立，确实包含了诸多新的现代化因素。如关于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关于工业结构的调整，关于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关于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尤其是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尽管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但其结果却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
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方面对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特别地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才得到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运权、驻兵权、租界和租借地等特权。中国人民为了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斗争多数没有成效，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了4个年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除了以上方面，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还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这些变迁包括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