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太平天国运动起于1850年金田起义，终于1864年洪秀全病逝、洪天贵遇害，一场农民主导的运动，历经十余年，席卷大半个中国，其成功与失败，常常令后人感慨唏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近代史关于太平天国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近代史关于太平天国的论文篇一
《浅析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摘 要：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其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史学界热议的话题。郑大华教授在《晚清思想史》中指出，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事实上，就太平天国统治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言，其自身根本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然其对晚清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却客观上成为清政府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关键词：太平天国;近代化;催化剂
关于太平天国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郑大华教授在其近作《晚清思想史》中指出“太平天国存在着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1]97，并从太平天国靠近最先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其领导人不反对西方文化并进行了军事近代化的尝试，还提出了第一个资本主义方案《资政新篇》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证。但这仅仅是就其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而言的，并没有考虑其现实性。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固然有推行近代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逐渐封建化的农民政权中是极其有限的，换言之，太平天国领导人很难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因为他们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其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而郑教授所做出的“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1]99这一论断无疑将太平天国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扩大化了，甚至上升到了对其实施近代化的现实性的讨论。
首先，太平天国领导人虽然不反对西方文化，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度是否足以使其冲破固有的封建枷锁和小农意识，真正开启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则又应另当别论。其次，所谓的太平天国进行军事近代化的尝试，是太平天国在与清王朝激战之时，为使自己的武器与之相匹敌而不得不设法购置、仿制一批西方新式武器，且其设厂自制的近代化武器装备非常有限，对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此外，洪仁提出的《资政新篇》没有涉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革命要求，同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论者评价说《资政新篇》反映的只是洪仁本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愿望，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的思想，是完全没有实行条件和可能的空谈。显然，若以此为据来论证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
一、太平天国的自身问题使其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统治存在的严重问题。统治集团中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以及旧式农民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使太平天国终究难逃被扼杀的命运，遑论去进行中国近代化建设。
1.太平天国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
太平天国的腐败始于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领导集团内部贪图享乐思想和权力欲望的膨胀。天国起义之初，全军将士尚能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2]172。然而，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尤其是攻占南京以后，“六朝绮罗金粉之地助长了天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3]79。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其妻妾就有36人，定都天京后，更是大肆选美，据他儿子的供词，洪秀全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由于人数众多，以至于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此外，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还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在天京城内四处寻找风水宝地营建王府，《贼情汇纂》载洪秀全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五色缤纷，侈丽无匹”[2]164。无独有偶，各王争相效仿，其中李秀成的府邸更是穷极奢侈，耗资巨大，连李鸿章见了都惊叹其为“神仙窟宅”。至此，太平天国的腐败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诸王及各级将领“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2]172，起义之初的“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原则丧失殆尽，消灭“阎罗妖”，建立理想人间天国的进取心也日益被吞噬。
随着贪图享乐思想的攀升，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权力欲望也不断膨胀，其最初的同心同德，情同骨肉的手足之情逐渐被浮华的物质生活所淹没，取而代之的则是彼此暌隔，互生嫌隙。杨秀清奸异常，“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2]45，欲与天王齐，《贼情汇纂》中称“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2]46，“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2]48。领导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最终引发了血腥的“天京变乱”，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对此，黄兴不禁扼腕：“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4]211-212。不仅如此，天京事变后，各级官员贪污受贿、聚敛私财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巩固洪家王朝的势力，洪秀全大封同姓诸王，这些王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搜刮民财，损公肥私，使原本就矛盾丛生的太平天国更加腐败不堪。
2.太平天国漠视并排斥知识分子
自古以来，无论是领兵作战还是经邦治国，知识分子都是一支不容忽略的重要力量，中国历史上凡取得成功的农民战争，无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与，汉高祖刘邦如此，明太祖朱元璋亦是如此。然太平天国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采取“崇教排儒”的政策，不仅不重视知识，不尊重人才，甚至还拒绝知识分子的投效。早在1852年，湖南失意举人左宗棠曾欲投奔太平天国，并向洪秀全进献攻守建国之策，但洪秀全却并没有接纳他。后来左宗棠回乡组织团练，反而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如果说左宗棠不被太平天国所接纳是因为他是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儒生，违背了“崇教排儒”的政策，那么容闳在太平天国所遭受的冷遇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容闳是一个背离传统，笃信基督教的近代知识分子，其信仰与太平天国并无分歧，但他在太平天国也仅仅得到了一个“义”爵，且他向洪仁提出的“新政七建议”也被弃之不用。1862年，著名思想家王韬也曾向洪秀全表示归顺之意，但同样遭到了拒绝。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在征战途中，“凡掳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之，或竟捶楚以死”[2]303。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不仅难以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还将知识分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转而成为太平天国强劲的对手。而太平天国固然也有如石达开、杨秀清之类的军事人才，但天京内乱导致了其人才的锐减，后期虽通过科举选拔了一批官员，但也多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用容闳的话说，“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3]81-82。这样一个缺乏知识分子参与和指导的政权，即便是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又焉能全力学习近代西方文明，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3.太平天国领导人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
太平天国运动虽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但其主力军和领导人是旧式农民，他们的反封建斗争仍然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会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而洪秀全在此期间建立的极端中央集权制，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其宣扬的“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5]232，“只有臣错无主错”[6]484的封建伦理道德及森严可畏的等级制度，实质上体现的是农民阶级领袖自身难以克服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太平天国所建立的政权势必会逐渐走向封建化。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宗教近乎狂热的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以及小农阶级固有的安乐思想使其统治的封建性相比清王朝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的尊卑体制更多一点霸气和蛮气”[3]80。在经济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思维结构难以接受实质性的社会变革，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承担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任务，这也是《资政新篇》无法付诸实践的根本原因。此外，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最直接原因是不堪忍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其起义目的无非是求生存，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其革命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定都天京后，农民阶级安逸保守的小生产意识，使太平天国领导人安居于一隅，从而造成了其眼界和思想上的狭隘。正如李振宏教授所说[7]12，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主观目的不可能是推翻封建制度，其客观使命只是通过自身的造反行动，改善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政策，使其统治秩序由失序变为有序，从混乱走向正常，其历史作用在于促进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马克思也曾评论太平天国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8]11。由此可以推断，纵然太平天国没有被镇压下去，其领导人也很难自觉产生推动近代化建设的思想意识，即使有也至少会推迟，而这恰恰是源于农民阶级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总之，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政权而否认其存在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但从它自身统治所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来看，很难相信它会先于清政府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
二、太平天国客观上成为清廷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太平天国虽然自身无力承担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但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它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首先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了镇压来势汹汹的农民起义，清朝统治者不得不笼络汉族地主和官僚，扩大部分地方督抚的权力，这样就导致了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使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统治有所松动，从而为近代化的实施在政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其次，在社会经济方面，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改变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但“它对部分地主分子的人身消灭和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勒迫，又造成了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经济的萎缩”[3]83，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连年的战争造成大片土地荒芜，使“客民”开垦得地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地主经济的萎缩和自耕农的增多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扩大，为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清王朝一向严格控制军权，不允许地方上办军队，更严防汉族官僚编练新军。然而，与太平天国激战过程中，清王朝的主力军八旗、绿营却难以遏制太平天国的兵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被迫同意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地方招募新军，由此产生了配备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湘军、淮军，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则成为后来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此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一些有忧患意识的经世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了来自西方的巨大威胁，纷纷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方案，主张向西方学习，早在1842年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然而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清王朝的统治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越来越多的封建官员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重要性，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的兴起。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加速了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在推动中国由封建化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十数年，给清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在其影响下中国许多东西都已不复旧日模样，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中国走向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因此，在探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时，不能人为地拔高其历史高度，认为其足以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重任，事实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统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往往却是致命的。譬如，太平天国日益腐朽的统治及农民领袖思想上的狭隘，不仅使其无力带领中国走向近代化，而且最终也葬送了其革命前程，对此，不应过分苛责。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留给历史的余响却是长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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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中国近代史关于太平天国的论文篇二
《论太平天国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摘要：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代的 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取代。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受到极大的动摇，出现了一个权力与资源分散的小过渡，从而为 中国 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现代化;权力再分配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质上是 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马克思在解释社会历史运动时，既不把历史看作预成存在，不受价值影响的自在进程，也不把历史看成毫无 规律，可以根据主体的自由意志任意决定的结果。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历史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两种力量互动的结果。这种必然性与可能性，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法，体现了人类社会在一般趋势下出现的 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深刻的理论基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它是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民族逐渐过渡到 工业文明的过程。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因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因此在历史上现代化又被称之为西化，欧化或工业化。然而，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的辩证法决定了现代化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认同的过程，其间必然包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的转型。
当现代化启动之后，为了在变迁的社会中形成统一的全国经济和政治 网络，加强国家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政治现代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权力分散的良好的政治前提，它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震撼了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权力资源逐渐分散到地方手中，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的最初反应一洋务运动，真正开启了现代化的实践。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嬗变，应以太平天国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个高度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来，其权力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与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王权危机正日益扩大。
首先表现为督抚专权。自古以来，中央王朝对地方政治势力的增长非常警惕，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省级设立总督衙门与巡抚衙门，总督与巡抚在地方上的权力既各有所分，又相互牵制，从而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朝的正规军受到重创，不得不扩大地方武装的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中央军权下移，地方上军政合一的局面，其主要标志乃是湘军的兴起，湘军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太平军，随着湘军势力的不断增强，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护卫一方的地方武装，而是维系清朝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对于曾国藩极其湘军的崛起，清廷在军事上有利用它的一面，同时在政治上还有限制它的一面。但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形势逼人。清廷已无力对抗，只好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集军权与政权于一身，从而迈开了督抚专权的第一步。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又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封疆大吏，接着各省的巡抚又将自己的部将举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这样就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政治集团，同时。他们还因袭湘军军饷自筹的习惯控制了地方财政，此外，湘军集团还排斥异己，任用亲信控制了地方用人权。这样，湘军集团控制了东南各省的军权，政权，财权与用人权，上下相应，成为一股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太平天国革命以后，督抚专权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央集权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所以到辛亥年间，武昌革命的枪声一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督抚专权最终引发了清政府的垮台与地方割据。
其次是造成了官僚阶层的分化。伴随着督抚专权的出现，清政府官僚阶层发生严重分化，这种分化倾向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上层汉族官僚势力的增长，二是洋务政治派别的兴起。 清政权建立以后，清政府极力把自己打扮成 中国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并且任用大批汉人以巩固政权，经过多年的 发展，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虽有所缓和，但两个民族之间在 政治上的差异与猜忌仍然存在。清朝统治对汉族官员始终抱有戒备之心，虽然在表面上满汉官员一律平等，但实际权力仍操纵在满官手中，道光以后，由于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汉族官僚的势力逐渐增长，清廷满汉官员之间的政治格局开始改变。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的八旗，绿营经制之师受到重创，一蹶不振。许多满族官员面对这种危机却无能为力，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大批汉族官僚，任命他们为团练大臣，在各地举办地方武装以对抗太平军。这样一来，汉人官僚与士绅在地方的势力得以扩张，最典型的就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湘军集团的兴起。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多是一批经世儒生，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满族官僚知悉这些情况，决定利用他们去对付太平军，结果使一大批汉人官僚兴起，湘军集团因此而由一般军事武装变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导致了督抚专权的局面。可见，督抚专权不仅标志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而且也反映了汉族官僚势力的扩张，这种局势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清政权倾刻之间的土崩瓦解。
清朝官僚分化的另一个标志是洋务派的兴起。洋务派的出现也是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危机时的产物。鸦片战争期间，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同时改革国内的弊政。无疑，他们是最早具有“洋务”思想的代表。但是，这批人在当时的官僚中属少数派，而且除林则徐外，这批人中多数人并无多大权力，影响不了清廷政治。但是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这些封疆大吏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与西方国家联合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他们亲身体会到西方先进武器的厉害，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学习西方，自强求富的决心，这就是洋务派产生的 历史条件。随着洋务派势力的不断增强，在朝廷内部很快分化出以大学士倭仁，徐桐等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势力，他们主张遵从祖法，反对学习西方，认为洋务派的行为是“用夷变夏”，出卖国家。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不断斗争，不仅加剧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而且也加剧了清朝政局的不稳。
可见，太平天国运动为清政权播下了毁灭的种子。由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督抚专权，使清朝中央的军政权力下移，促成了地方势力的增长;汉族官僚与洋务派的兴起，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重分化，使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削弱了清朝中央的政治权力，动摇了清廷统治的政治权威。随着这种分离倾向的扩大，清朝统治终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从而为中国政治 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