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管理 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 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这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管理学的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关于管理学的学术论文篇一
管理学中的文化研究
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是复杂的。在管理的情境因素中,文化最难把握,面对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学者也难以理出其科学化的逻辑关系,难以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别的不说,仅仅要找出一个相对不变的对照系就已经十分困难,更何谈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所以,对文化假设进行严密的证伪活动几乎不可能。这样,就使文化研究被排斥在波普尔式的假设与验证体系之外,只能靠经验性证明。但是,文化研究又能够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这也就预示着它可以被“科学革命”(类似于波普尔的证伪)所打破,所以,它又符合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标准。这种对立,构成了文化研究的难点,也制造了人文与科学之间的藩篱,影响了二者的相互交流。尽管有着文化人类学家的不断努力,但总体上文化研究更趋近于人文,而管理研究更趋近于科学。
不管对文化怎样看,它确确实实存在着,而且影响着管理活动。所以,研究管理,回避不了文化问题。正是在打通文化研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上,霍夫斯泰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霍夫斯泰德的成果是有意义的。他以国家为单元进行文化分析,对人们从概率角度掌握以国界划定的人群行为方式,具有宏观参照作用。他的五个维度,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人们判断不同国别人群行为模式的主要特征。至于他所用的抽样分析方法,在学界是广泛存在的,而且也是普遍认可的。所以,管理学界对他的观点已经有了大量引用。尽管在他之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少,成果也十分丰富,但是,霍夫斯泰德之前的文化研究,是人文与社会研究,顶多是同管理有关,却没有融入管理活动。所以,霍氏属于把文化情境融入管理学研究的探索者。
但是,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研究,只能说是在文化与管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否好用,能否做到畅通无阻,桥梁的寿命和作用到底有多大,还有待于时间检验。其中有些问题,不可能是霍夫斯泰德独力能够解决的,有待于整个管理学界不断探索和深化。
首先,文化分析的单位如何确定。任何文化,都是群体现象,群体的范围界定在什么地方,对文化研究至关重要。在社会学中和文化人类学中,虽然也有以国家为单位的,但是,多数文化人类学者认为国家不足以反映出文化特质,他们在研究中,往往是以族群、部落、聚居点、语言(尤其是方言)等区别划定分析单位的。因为在人类学家看来,这种边界更能反映出文化差异,而国家一般是文化混合体,不足以进行文化分析。在这方面,文化人类学家先行一步,社会学家紧紧跟上,已经做出了丰富的成果。而管理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滞后,霍夫斯泰德是学科滞后中的先行者。所以,在管理学界,霍夫斯泰德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可能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这种研究不过是粗浅的表象研究,距离发掘文化内核和本质还差得很远。就拿为数不多的以国家为单位的著作来说,如果看看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或者看看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另一版本名为《中国人》),马上就可以观察到霍氏著作的单薄。
即便是在管理学界,对于是否以国家作为文化分析的单位,霍夫斯泰德也遇到了质疑。国家之间的差别,到底是文化差异为主,还是制度差异为主,一直存在争论。对此,霍夫斯泰德一方面承认以“国家”为单元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又反复拿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语录“在此国为真理者,在彼国为谬误”为自己辩解。对于到底是国家制度还是国家文化起决定作用,他的回答是不理解文化就无法理解制度。这些,作为一般的论争依据是可以用的,但却缺乏学术的严密性。不过,从现实讲,管理是有国界的,而且管理中间的文化差别,更鲜明地表现为国家差别,所以,霍夫斯泰德选定国家作为研究单位,表现出他确实有着几分无奈,有着为了满足管理实践要求的不得已。至于说不以国家为单位就难以获得相关资料和数据,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有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不以国家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方法。只能说,霍氏从事的是管理学研究,而不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如此而已。
正因为霍夫斯泰德是从管理学出发,所以,他的分析维度和模式化结构,存在一定的不足。霍氏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然而问卷方法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不说问卷的设计诱导、填写问卷的掩饰回避等等问题,即便是十分完善的问卷,也往往会出现以假设生成问卷、以问卷证明假设的自证循环。更重要的是,问卷方式实际上进行的是要素调查,很难进行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按照系统观念来看,要素之间的关系,要比要素本身更重要。某一群体的文化特质,是在群体关系中定位的,而不是根据个体具备的要素定位的。在文化要素的关系方面,社会网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方法,同样能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和模型表达。而霍夫斯泰德没有借鉴和采纳社会网的研究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如果说文化人类学因其人文色彩而科学味不够浓烈,那么社会学的社会网研究则科学化程度要高出很多,不加借鉴是说不过去的。至于文化人学中的田野方法,在霍氏这种宏观研究中当然不便采用,但缺少了田野式的调研,就难免在具体细节上疏漏过多。
由于霍夫斯泰德没有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积淀,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容易引起质疑的地方相当多见。例如,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日本的个体指数竟然高于中国一倍多,似乎日本人要比中国人更重视个人价值,而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有集体意识。在阴柔气质类型刚气质维度上,伊朗、韩国、俄罗斯这几个国家,竟然都属于阴柔气质类型,好像他们的行为方式女性味更重。在不确定性规避方面,竟然新加坡人的得分最低。如此等等,都与人们的经验和常识不符,需要有更多的资料和更好的分析来验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用更多的资料,仅仅靠着一般的经验和常识,就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说法有许多不足。如果让社会学家来进行这样的研究,恐怕在问卷的设计上就要调整,假如问卷统计确实如上所述,就需要以访谈、观察、扎根等方法进一步验证和校对,找出经验感觉与调查数据的差别原因,给出更严密的学术解释。
指出霍夫斯泰德的这些不足,并不是否定他的研究价值。我们要看到,从整体来看,霍夫斯泰德关于文化维度和国别分析的结论,多数还是能够得到经验和常识支持的。他采用的国别单位,也符合管理中常用的归类习惯。所以,他的研究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作为管理单元的人群,与作为生活单元的人群是不大一样的。在企业管理中,文化差异比较粗放,而在社会生活中,文化差异更为细腻。作为一个经理,他迫切需要的是分清手下德国人与法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显性行为差别,而不是从情感、信仰、心理感受角度分清不同族属和语言群体的隐性行为差别。所以,霍氏的研究,在管理学界领域无疑具有探索和开创意义,在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化上值得关注,
然而超出管理学领域,我们还要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同学科学有不同的优势。,有必要在霍夫斯泰德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引进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网研究,推进管理思想的扩展。上世纪30年代霍桑实验以后,心理学和社会学进入管理学领域,使管理学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跨国经营变成常态的今天,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网研究进入管理学,有可能会使管理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关于管理学的学术论文篇二
试析公共管理学
【论文关键词】: 公共 管 理学 ; 行政 管理 学 ; 经济
【论文摘要】: 公共管理 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 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 实践来探讨。文章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 社会 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 政治 部门、经济部门、 文化 教育 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 工商 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 投资 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 交通 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 市场 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 经济学 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 公共 部门的关系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 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 市场 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 行政 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 社会 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 投资 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 经济 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 工商 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 理学 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 管理 学 之同异
什么是 公共管理 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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