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海峡两岸，即台湾海峡两岸，简称两岸，也有人以此指代整个中国。此一称谓系一个源于地域概念的政治名词，指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有时也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因为这个名称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认定的较为敏感的政治称谓或对岸的政治地位，所以常常被用作政治概念来指代台湾海峡两边的台湾当局政府(“中华民国”)与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及策略重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及策略重整全文如下：“两岸对话”在我国不仅是个政治概念，而且是包含两岸因同根同源所带来的亲缘关系、民族观念认同、经济贸易往来、文化学术交流等因素在内的宽泛概念。它既是经济、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国际问题。简言之，所谓“两岸对话”是自1949年以来，针对两岸分裂的现实，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促成两岸关系缓和，围绕中国统一大业所进行的各种交流与磋商活动。两岸对话的进行，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媒介，那么，两岸对话的媒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弄清这些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今后更加有效地开展两岸对话，尽快促成两岸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针对当今两岸对话的现状，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结构，把两岸对话的媒介分成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三个层次以及八个主要因素来描述，并具体剖析各个媒介因素的地位、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
一、两岸对话的“三层次八因素”逻辑结构剖析(一)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最稳定成分——核心层：同种血缘的固定性与民族心理共振
两岸的血缘关系渊源于两岸的地缘关系。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远在两亿多年前，台湾就因造山运动的作用，由海底褶曲隆起而成为一个海岛。后来，台湾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有时成为海岛，像现在的情形一样，和大陆分开;有时却是与大陆相联着，即台湾海峡的水全部退出去，海峡露出水面。地质学家们通过科学的推断证明，约在一百万年前，台湾和大陆的确是相连的。这就是说，台湾、澎湖与大陆曾经连成一片，台湾本来就是大陆的一部分。甚至有科学家预测，到地球上的第五次冰期来临，极地冰原扩大，海水量减少时，台湾和大陆就又会联系在一起。[1]正是由于两岸地缘关系上的切近性，才使得两岸早期的人种迁移成为可能，并直接导大致两岸人种的近似性的结果，以至延续至今。
两岸对话诸因素中最稳定的成分，即两岸因同种同源所带来的同种血缘的固定性，及两岸由相同历史渊源所导致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倾向。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这一点可以从台湾的人口构成中看出来。据90年代的统计，台湾共有人口约2100万，汉族占98.3%，其中大陆籍有400万。[2]从血统上看，他们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连横著《台湾通史》曰：“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一语点出了台湾与大陆在血缘上的密切联系。据史书记载，在荷兰、西班牙窃据台湾之前，汉人已经在台湾从事渔业、土产品交易，相当活跃。据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报告，当时台湾的汉族人为一万至一万一千人，到荷据末年已经达到二万五千壮丁。大陆汉族大规模地向台湾移民开始于明末清初。[3]
共同民族心理则是一个人出生后，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逐渐形成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有的向心力和心理共振，它往往在人的潜意识里发生作用。正如台湾亲民党领袖林洋港所说：“除了百分之二台湾原住民外，其他都是汉族，论起血缘、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都是一样同源同根。不同的只是来台时间的早晚而已。”[4]民族血缘联系和共同心理倾向两个因素处于两岸对话的内层，我们把它称为两岸对话的核心层因素。
(二)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的既成事实——中间层：历史法定事实与传统文化联结
历史是一连串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而塑造出来的事实，历史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过去，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基。正如南民所说：“台湾无论如何，终究是个必须和中国栓联在一起的问题。”[5]两岸对话的中间媒介则是由于历史已经形成的既成法定事实。依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230年，当时的吴王就亲自派卫温到达台湾，开始经营台湾事务。在元代还专门设立了澎湖巡检司，开始管理台湾。到了清朝，1685年设立台湾府，1885年正式设立台湾行省。可见台湾与大陆的联系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越来越密切，其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尽管台湾被日本霸占50年，但1945年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都曾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领土，这些法定事实在客观上把大陆和台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证实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
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台湾的文明史总计300年，即南方荒岛之先史时代;颜(思齐)郑(成功)开拓时代;荷(荷兰)西(西班牙)窃据时代：[西班牙占领台湾16年(1626—1642年)，荷兰占领台湾38年(1624—1661年)];明郑统治时代，历时22年(1661—1683年);满清统治时代，凡212年(1683—1895年);日本殖民地时代(1895—1945);台湾光复时代57年(1945年至今)。[6]由台湾自1626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台湾虽然曾经历多个异族的统治，但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中国人在统治(占67%)，而荷兰、西班牙、日本的统治时间在台湾历史上所占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只占33%)，因为满清、明郑、台湾光复的时间里，尽管台湾被不同的民族统治，却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即中国人在治理台湾。
文化是与历史相伴相随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文化的积淀过程。两岸传统文化的通融之处更是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观念，以道德与政治一元论为基础的德治主义，建立在“家国共构”基础上的家与国的观念，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与中和思想，法古思想和恒久意识，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之上的大众政治文化等等，这“种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前两岸的政治文化之中”，[7]并且这表现为两岸民众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共同的文化审美对象等。这种文化的通融是两岸得以进行对话的重要媒介。历史事实和文化纽结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在两岸对话诸因素中处于中间层。
(三)作为两岸对话的现实表象——外围层：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
作为两岸对话的外在表现形式，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活动是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普遍的因素。可以说，两岸对话的外在形式既是两岸对话的主要方式，又是两岸对话的主要目标。之所以要进行两岸对话，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两岸的经贸繁荣、政治和谐、文化交融和探亲自由;反过来，经贸、政治、文化、探亲等活动的深度发展又可有效地推动两岸交流深入开展。但是，经贸、政治和文化交流也是容易变化的因素，他们可能因某些情况的变化而中断，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如两岸在敌对状态时，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就几乎中断。外围层诸因素还受着国际势力的制约，有时国际势力起推动两岸对话的作用，有时又起阻碍对话的作用，这也是致使外围层诸因素具有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决定政治”，两岸的经贸交流对发展两岸政治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1978—1999年底，到大陆从事探亲、旅游、交流的台胞有1600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协议资金额以及实际到位金额分别超过了44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8]另外，大陆一直是台湾获得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如1994到1996年的三年中，台湾分别从大陆获得118.4、116.86、113.8亿美元的巨额顺差。[9]
在两岸交流的上述三个层次中，核心层处于最稳定的地位，中间层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外围层则处于相对不稳定的地位。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越稳定，越能为两岸外围层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反之，如果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趋于弱化，则势必会给外围层交流带来危机。另一方面外围层交流越发达越深入，就越能稳固核心层和中间层诸因素的地位;反之，外围层交流越欠缺越肤浅，时间一长，就势必会影响到核心层、中间层的稳定性。这就是两岸对话各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基本规律。
二、两岸对话的现状：一种逻辑结构的解读从1949年至今，海峡两岸已有50多年处于分裂状态中，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可观的进展，但也出现不少令人忧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依据上述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来解读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
(一)从核心层、中间层来说：台独势力竭力“模糊”或“淡化”核心层对话，阻挠中间层对话
李登辉当政以来，台湾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力主统一并主政的国民党日渐衰微，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民进党”。由于民进党1986年以前是一个主张“台独”的非法政党，且当政后仍然没有放弃“台独”主张，所以，当前的两岸对话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两岸对话原来固有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模式现在受到严峻挑战：岛内的分裂势力正掀起一股“文化台独”的暗流，给两岸对话蒙上一层浓重阴影。所谓文化台独，就是分裂势力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进而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影响台湾民众对统一、独立的选择心态。其表现形式有：“企图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地位。为此他们重新解释台湾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虚构出一种独立的‘台湾文化’”。
“为了减少中国历史、文化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岛内分裂势力还企图通过修改考试科目的方式降低祖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他们甚至企图在文化上制造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差异与区分，企图造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假象。[10]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台独”削弱岛内民众文化认同，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对统一、独立进行选择时的心态。此外，在台湾民众中也存在一些因与大陆多年隔膜而产生的认识误区。据多年来的民意调查，台湾有很大一部分人主张两岸“维持现状”，这一普遍心理也给祖国统一带来不利影响。张广敏先生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国家意识迷失，价值观念变异，自我感觉良好，倚美心理严重。[11]可见，台湾民众对两岸对话的心态也是很复杂的。
(二)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外围层对话空前活跃，但也有不少矛盾
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对话的进行非常活跃。两岸的经济贸易、政治对话、学术交流以及探亲活动等蓬勃发展。台湾的林洋港指出，“从经济方面来讲，台湾现在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一年比一年提高，目前岛内对大陆有二百亿美元的国际贸易顺差，而在大陆以外，包括美、日其他国家却是一百亿美元左右的逆差，……没有对大陆的顺差，那我们的国际贸易收支就赤字了。所以，我们对大陆的依存度是很高的。”[12]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台湾官方也给予“乐观其成”的态度，台湾民间更是直接支持大陆举办奥运会。大陆也公开表示，如果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可以考虑两岸合办部分奥运项目。[10]种种迹象表明，在冷战结束后，两岸对话大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这一历史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可以预见，中国加入WTO之后，两岸的经济、文化、人员往来将更加活跃。
但我们也看得出，两岸关系微妙且有潜在危机。90年代后期，双方似乎处于一种暗潮汹涌的宁静，不时有小事件发生。从1995年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后，两岸关系骤然遇冷，陈水扁主政又加剧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再加上美国时不时想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两岸关系一直处于扑朔迷离之状。
三、两岸对话的策略重整两岸对话的现状很复杂，无论是核心层、中间层对话，还是外围层对话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对以往两岸对话的政策做一些重新调整。
首先，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当前要以举办奥运会和加入WTO为契机，继续扩大两岸外围层对话，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针对台湾当局在台湾民众中“淡化”、“弱化”或者“虚化”祖国传统文化的现象，我们除了公开予以揭露外，还要大力宣传祖国传统文化，和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优秀的近代文化，让台湾同胞牢记祖国的历史，弘扬近代以来革命志士为争取国家民主、祖国统一而前赴后继的优秀历史传统。只有在心理上有了理性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才会在行动上支持祖国统一。祖国大陆一定要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为契机，努力推动两岸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的持续进行。
其次，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统一中国。我们以往习惯用“一国两制”来讨论台湾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台湾当局的误导，导致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不仅不甚了解，反而曲解甚至感到“一国两制”是个恐惧的东西。在新时期里加强两岸对话，我们要有新的提法。对此，李家泉先生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来统一中国”的口号，这个更加明确具体的提法值得提倡。他认为：“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有‘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体现在《澳门基本法》中，未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也必然体现在两岸共同制定的《台湾基本法》中。”其原则是：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统一中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两岸各界人士意见;不是中央对地方，而是两岸代表的平等协商。公开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更尊重台湾的现实，更能推动两岸对话的有力工具，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认真宣传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当前推进两岸对话发展切用的策略.
【参考文献】[1][3]陈三井.国民革命与台湾[M].台北：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4.
[2]刘家荣.两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问题[J]，台湾研究集刊，1993，(2).
[4][12]林洋港.我为什么主张统一[J].统一论坛，2001，(5).
[5]南民.国民党无望论[M].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124.
[6]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M].台北：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78，5.
[7]台湾民众对统一的心态[J].台湾研究集刊，1994，(4).
[8]李家泉.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J].统一论坛，2000，(1)
[9]李建敏.加入WTO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J].海峡两岸，2001，(10)
[10]刘必松.文化台独及其危害[J].台声，2001，(4)
[11]张光敏.“维持现状”的心理分析[J].统一论坛，2000，(5)
[13][14]李家泉.北京主办奥运与两岸关系[J].论一个中国的“台湾模式”[J].统一论坛2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