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为好奇，我问了褚时健先生一个问题，“褚老，您最快乐是什么时候?最艰难是什么时候?”老先生的答案是：“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不快乐。”
两个月前，在云南哀牢山嘎洒镇，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褚时健先生。他穿着泛黄的圆领衫，领子都洗卷了，黑色的裤子松松垮垮，站在村口的小饭馆等我们吃饭。听说我们要来，他上午十点多就在这里，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很多人知道褚老的故事，有几个标签都可以贴给他：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优秀企业家，中国烟草大王，曾经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在别人眼里，他最快乐的时候，应该是烟草大王时代，他用18年时间，将濒临倒闭的云南红塔卷烟厂，变成年纳税高达300多亿的超级企业。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数据，300亿元放到今天是什么概念?
那时候，“褚时健”三个字是金字招牌，他随手写张纸条就相当于几十万，褚门难进，一面难求。在外人看来，这时的褚时健风光无限，谁能说不快乐?
“虽然别人认为我应该很快乐，但我不快乐，出差到北京也不敢让太多人知道，我不敢露面，找我的人太多了，多得没有办法，我非常不轻松。虽然要讲指标，中国工业的十项指标，我们都遥遥领先，但我的压力很重!”颇有种高处不胜寒之感。
但真正的不快乐应是随后，1999年，72岁的他临近退休却身陷囹圄，“褚时健”这三个字成为一代企业家争议叹息的对象。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改革，总要有人付出代价”，他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具标志性的悲剧人物之一。
75岁因严重糖尿病被允许保外就医，褚时健此时已是风烛残年，从任何角度看，这个历经坎坷的老人，都该安度晚年了。但他没有这样，他选择“再创业”。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出狱时已经没有工资了，只有老伴的退休金，一个月两三千，“不能闲，也闲不住”。在我理解，就像我们一进门他紧紧握着我朋友的手半天，说的那句话，“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他的不甘心只可意会，其实是不想窝囊而死。在一边听到这句话，不知何故，我就开始抹眼泪。他老伴看到了，对我说，“你别哭啊，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嘛?”她越是这样安慰我，我心里越是不知哪儿来的酸楚。
褚老最开始想开矿，但这是大生意，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想想就算了。于是想做点小生意，比如，卖米线。他路过一家生意极好的米线店，那里的客人要排长队，他问老板一碗米线赚多少，一天能卖多少，老板说，“一碗米线赚一块钱，一天能卖1000碗”，褚老一算，一个月可以赚3万，于是动心筹划做米线。他请了师傅研制了两碗米线，但一碗做甜了，一碗做酸了。就这样，米线没做成。
后来，他想到年少时家里有两棵橙子树，另外云南的水土很利于种湖南的橙子，又开始筹划。了解情况的人跟我说，“种橙子、卖橙子，这个门槛最低，没人再会说什么闲话”。
75岁褚时健开始上山种橙子。种苗种下去时，他跟朋友描述六年之后丰收的景象，朋友推算，6年之后，81了，“一个70多岁的人创业，向大家描述80多岁时的景象，简直不敢想象。”最初的种植面积是2500亩，成本2000万，因为包山地要花钱，种苗要花钱，很多朋友借钱给他时说不用还了，但他承诺“必须还”，有一个退休工人给了他200块，褚老夫妇不要，但工人哭说，“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收下”。
“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10年后一橙难求。“烟草大王”变身“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