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冷战的结束标明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当时人们很难立即给这个时代下一个确切地定义，“后冷战时代”便成为描述冷战后世界最流行的用语。但是，人们并不甘于一直使用这个词汇。人们一遍又一遍的对后冷战时代进行一种新的推测和判定，如“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新中世纪时代”“开放社会时代”“环境时代”“大市场时代”“资本治下的和平”“空白期”和“公民权利时代”等等，甚至一遍又一遍的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终结。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一种令人满意的“后冷战时代”的替代说法，特别是难以对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本质特征给出一个明确的界说。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全文如下：在“9·11事件”，尤其是美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长达十年的“后冷战时代”已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注：有关论述甚多，具代表性的言论可参阅：Remarks by Secretary Colin L.Powell at Business Event,Shang-hai,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ber 18,2001;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D.C.April 29,2002;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关于这个“新时代”，概括得较具理论性并逐渐流行开来的，是由国务卿鲍威尔首先提出，(注：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L.Powell after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Bucharest,Romania,December 4,2001.)经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全面包装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Richard N.Haass,“U.S.-Russian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一时间，“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不胫而走，虽然在美官方重大报告(如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体现，但屡被美国政界、学界提及，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当前关于时代定性问题最具影响的新名词之一。
实际上，“9·11”前后，已有学者探讨过“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注：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也就此发表过专文，参见：Ralph A.Cossa,“Toward a Post Post-ColdWar World”,PacNet Newsletter 41,October 12,2001.)但此番从美国政要口中说出，显然别具意义。世界真的已经进入“后后冷战时代”了吗?它与“后冷战时代”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这种新的时代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它是美国政要头脑中炮制出的“幻念”，还是有可能成为某种“范式性”的东西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本质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何在?鉴于国内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就此做些分析和思考。
一、探讨时代问题的意义如何给所处的时代定性，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最为关切的“大战略”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可以说从未中绝。不过，对于用“后冷战时代”界说冷战后的十年，人们并未产生歧异。原因在于，冷战遗产之消失有个过程，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虽然结束，但北约的去留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冷战遗迹”仍随处可见，大国结盟对抗、制衡外交泛滥等“冷战思维”也挥之不去。正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使“后冷战时代”的提法未遭遇大的挑战，冷战后十年各国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在“后冷战时代”这个框架内展开的。
但是，随着新世纪(同时恰好也是新千年)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及其深远影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十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注：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观点，参见：安卫、李东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世界知识》，2000年第15、16、18、20期相关文章。)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注：美国方面大讨论的主要观点，参见Foreign Policy,Summer 2000.)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意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
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们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2年新年贺辞”，《人民日报》，2002年1月1日。)“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注：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对此更为具体的阐释是下面这段话：“从总体上看，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注：“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7日。)这种定位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发展大战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后的一种高度概括，既是对国内主流意见的反映，也适应着中国“利用战略机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不过，上述提法更多是对时代性质、内容或主题的说明，是一个具有跨越几十年意义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判断，而不仅仅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对特定时代的界定。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正好跨越所谓“后冷战时代”，因此克林顿的内外政策明显带有某种过渡性质。但是，随着北约东扩、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美与中俄关系逐步改善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工程”的初步完结，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的迫近，克林顿政府也开始思考如何给所谓“新时代”定性的问题。结果，克林顿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注：Samuel Berger,“Diplomacy in Globalization Ag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0.)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管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二、美国人头脑中的“后后冷战时代”新世纪初，国际政治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新面貌。一方面，中、俄、欧(盟)等主张多极化的主要政治力量全力追求双赢、多赢的大国关系，为新世纪的开局创造出一派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俄、美两个冷战对手在世纪初年分别更换了最高领导人，俄罗斯由更具新世纪眼光的普京取代带有冷战色彩的叶利钦，美国则由标榜新保守主义、具冷战意识的布什取代新自由主义者克林顿。新人新政给全球政治带来新的面貌，预示着一个国际政治新时代已然到来。“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则成为新旧时代的转折点。
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布什新政府，显然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个新时代，即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根据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注：Richard N.Haass,“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
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意思是世界(美国眼里的世界)已进入一个不同于“后冷战时代”的新时代。其“新”处有三：
(1)“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事件’撼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安，现在这种过渡期有可能告一段落。”(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美国关于“传统威胁”(潜在大国的挑战)与“非传统威胁”孰轻孰重的辩论因世贸大厦的轰然坍塌而暂时告一段落，以恐怖主义为标志的“非传统威胁”(布什称其为“新极权主义威胁”)很明确地摆在了威胁的首位。另一方面，美俄关系经过冷战后十年的相互磨合，在“9·11”后基本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与稳定化。尽管这一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已经开始，但那时的两国关系更多以起伏不定、相互猜疑为特征。今天，俄罗斯正式成为西方八国集团的平等成员，与北约的关系实现了由“19 + 1”到“20”的转变，美俄在导弹防御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也展开合作，表明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应该是超越了先前的“不确定性”的。显然，美俄关系的这种变化将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
(2)美国的安全观和战略观发生了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根本性变化。尽管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9·11”无法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人们会记住它，但它不会真正改变历史进程”，(注：“A Date With History”,Newsweek,September 9,2002.)但多数人认为“9·11”是“美国改变的一天”。赖斯(她的一位同窗好友死于这次袭击)称，“9·11”后，美国“对自身脆弱性的天真无知业已终结”(注：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拉姆斯菲尔德(“9·11”当天他正在五角大楼，亲身体验了恐怖袭击的冲击)说：“我们国家已经习惯了的安全环境已随之消失。”(注：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Affairs,May/June 2002.)自1812年来，本土安全首次成为美国的中心安全问题。相应的，布什政府宣布组建专注本土安全的第十大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第14大部级单位国土安全部。对于讲求“小政府”的共和党而言，这些举措无疑是革命性的。在这种安全观的影响下，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政府的职能、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关系美国民生乃至立国之本的问题也被一一受到检验。美国的战略观也出现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军事、国防、安全战略由“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注：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30,2001.)，由准备“敌人来了怎么办”到设想“我是敌人该准备什么”(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再围绕打败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计划而建设美国的武装力量，而需要审视我们的弱点。像腓特烈大帝在其《战争通则》中所说的那样询问自己，‘如果我是敌人，我会制订怎样的战略?’然后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改革”。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由倡导“预防性防务”到强调“先发制人”(注：“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at West Point”,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ew York,June 1,2002.);核战略则以“单方面确保摧毁”取代“相互确保摧毁”;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也最终结束辩论开始上马。“布什主义”、“先发制人”、“邪恶轴心”、“反恐划线”等一系列新的军事外交术语不断涌现，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美国人的战略观确实在变。一句话，“9·11”后的美国危机意识上升，更加信奉军事实力和强权即公理(赖斯说：“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至关重要。”(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正是这种巨大的转变，使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战略观完全改变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形成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外交传统，是在追求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战略观”。(注：认为“9·11”后布什的战略观出现了有别于美国传统的七大根本变化。详见：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2.)
(3)世界进入一个美国主导的大国合作新时代。布什称：“今天，大国由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越来越团结……我们必须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注：“President Bush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ew York,June 1,2002.)赖斯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世界不再被大国间竞争所困扰’的时代的转折点。”(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29,2002.)鲍威尔也一再强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这些言论反映了美国政治人物对“9·11”后大国关系的新视点。“9·11”使美国本能地将战略重心置于“固本强身”，因此，在别人看来属于“新军国主义”的作为，在布什等人眼里是唯一正确选择。在完成了对内各项“反恐”工作的重组之后，布什要做的，是在国际上实现大国关系的重塑。经布什外交团队反复商讨由哈斯提出来的所谓“融合战略”(Doctrine of Integration)，即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以反恐联盟为平台构筑新大国关系格局，以融和拉的一手将主要大国纳入美国主导的西方“自由世界共同体”。为此，将世界分成“善”与“恶”、“秩序”和“混乱”两大阵营;恐怖主义及其庇护国、“邪恶轴心”国被划归坚决打压的“恶”或“混乱”阵营，其他国家则均属“善”类，被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在确立了此种二元对立的阵营之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中心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笼络与“恶”势力对立的国家，然后以是否反恐、是否接纳自由价值观为标准，将其进行再划分，以超强实力为依托、以主动出击为手段，对其分门别类进行整合，从而塑造反恐时代下新的国际关系秩序，超越老布什“世界新秩序”构想，完成美国霸权战略的最终布局。世界各主要国家客观上站在反恐阵营一边，美、俄关系的重大调整，极大程度上强化了布什政府整合大国关系的意愿。布什最近主动改善美中关系，也是“融合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后后冷战时代”这一概念毕竟仍保留了“冷战”二字。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冷战”前一再加上一个“后”字，而不以一个超越“冷战”的新名词取而代之，从布什等人的思维出发，一方面表明，这个世界的许多冷战遗迹并没有因“9·11”和美俄关系调整而消失殆尽。正如哈斯所说，当今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大国继续扩充军力，印、巴连续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诸多的区域性冲突不断出现和升级，等等，表明冷战遗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性问题仍很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布什班子不同于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理念和思维特点。在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那里，即使在“9·11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也更愿意用“全球化时代”概括依然带有某种冷战色彩的新时代，显示出超越冷战的遗愿;而布什政府的“后后冷战时代”观虽力图跳出“冷战”框架，却宁愿在“冷战”二字前再加一个前缀，结果仍然在“冷战”框架内兜圈子。人们一再说布什班子成员多带有冷战思维，爱炫耀实力，从这似乎也可见一斑。布什与克林顿时代观的差异，恰是两届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认知不同的根本原因。在布什等人看来，克林顿高唱“全球化”大调，积极奉行与前敌手、未来对手全面接触的方针，是以牺牲美国安全利益换取天下太平、牺牲美国经济利益换取全球繁荣，结果，“潜在对手”在逐渐壮大、“无赖国家”在继续作乱、同盟国家则渐行渐远，致使“后冷战时代”为美国提供的所谓“战略机遇期”被白白地浪费。
因此，布什等人依然从冷战延续性视角观察问题，还有一层弥补克林顿“战略过失”的用心。其战略思维逻辑是这样的：苏、东解体意味着冷战终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后冷战”十年美国重点解决的是欧洲和美俄关系问题，科索沃战争与北约东扩不仅使后冷战时期的美欧同盟关系继续保留下来，拔除了欧洲最后一个冷战“瘤子”(南联盟)，而且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其彻底阻止在欧洲大陆之外;“9·11事件”发生后，美俄关系的深度变化(尤其是美军进驻中亚)，则进一步使帝国的俄罗斯成为普通的俄罗斯，由此，所谓“后冷战时代”告一段落。根据这条逻辑线索，美国之所以又抛出所谓“后后冷战时代”说，显然是将继续绷紧安全、利益两根发条，将下一波战略重点转向“后冷战十年”用力不够的区域和国家，即中亚、中东及亚太地区和中国、印度等“转型国家”。因此，从第一、第二阶段反恐战场到所谓“邪恶轴心”，从《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到的所谓战略“弧形地带”到美国国防部最近反复强调的要随时防范“该地区资源性强国的挑战”，以及布什不顾国际舆论反对执意“倒萨”，均表明美国的“后后冷战时代”观确有更深层次的目的——不只是对时代发展的客观描述，也包含主动塑造世界的战略用心。
三、“后后冷战时代”观能否为国际社会所接受?“9·11”对美国的深度冲击，世界各国虽一样受到震撼，却未必像美国人那样感同身受。但是，时代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即使没有“9·11”，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9·11”则显然加速了这一变化——道理很简单，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变了，世界局势当然也就跟着变;世界局势变了，“后冷战时代”的终结自然就有一定道理。这是“后后冷战时代”观被国际社会部分认同的一个根本前提。
从“9·11”后国际社会的现实图景看，全球政治确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首先，人们对“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有了更为普遍的认知和认同，对和平的性质、发展的意义理解也更加深刻，即和平不等于安全、发展需兼顾南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同步推进。这一认识反映在各国政策层面，则是反恐怖、反衰退成为全球中心议题。恐怖袭击主要针对美国，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动世界各国的神经。不仅各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言必称反恐是共同任务、恐怖是人类公害，纷纷将危及本国安全的恐怖主义势力纳入全球恐怖主义范畴，以期借助国际之力清除隐患，而且明显加大了恐怖主义、危机管理、与“恐”相关的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研究。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引起人们对其根源的深刻反思，如对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拉大的警觉和重视，进而围绕反贫困、反衰退大做文章;而容易滋生恐怖主义的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一跃而升为各国重要安全议题。这种新的认识，使各国有可能跳出“大国冲突”这一冷战窠臼，开始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新型的、非传统的安全。(注：主要防范传统威胁的北约在“9·11”后开始实现功能的转化，根据北约多位领导人的说法，北约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反恐联盟”。)这种认识始于“后冷战时代”，但真正成为潮流则是“9·11”后的事。
其次，国际格局出现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部分质变”。一方面，“9·11”后美国实力的“动态展示”和大国迎美、顺美之风盛行，(注：如对于布什以“反恐划线”组建国际反恐联盟，几乎所有大国很快作出了反应，明确站在了反恐联盟阵营。又如，对于以色列将坦克围住阿拉法特官邸这种历史少有的镜头，各国几乎视若无睹。关键原因还在于以色列背后有美国的支撑。)使人们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和霸势认识更深刻，法、德一些学者开始用明显带有贬义的hyperpower(有“超级霸权”之意)取代superpower指称美国，中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目前还是美国单极霸权时代。(注：笔者在京参加的一些国际形势研讨会上经常听到类似观点。)一度极为流行的“一超多强”格局说、“单极向多极过渡”说开始重新引起人们思考，对美国的实力地位也开始更为客观的评估。另一方面，大国关系也呈现若干新的特点。“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虽然也在不断分化组合，但仍然带有浓厚的冷战痕迹，以北约东扩深化美欧同盟关系，以“新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与此相对，中俄关系因面临美国的同时挤压而加强了战略协作，尽管人们用新的视角观察中美俄新三角，但没有人否认其多少保留了中美苏大三角相互制衡的痕迹。美国对中俄“潜在挑战”保持高度警惕，俄罗斯视中亚为禁脔之地，中国对美国亚太驻军心存戒备，都反映出大国之间的极度不信任感。“9·11”后，这种局面虽未彻底改观，但出现新的气象：美军进入中亚并未受到来自俄、中的反弹，俄美调整关系并未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中美关系也迎来转寰的契机。更重要的是，中美俄三国首次面对恐怖主义这一共同威胁，使三国关系首次有可能实现从“相互制衡”向“相互平衡”的转变，具有了某种新的特质。在大国关系中，美欧“复合型矛盾”上升也是一个新突出的因素。美国著名战略家罗伯特·卡根在《强者与弱者》一文中毫不留情地写道，由于美欧军事实力和对武力的看法有差别，因而彼此已不再持有相同的世界观，相互理解也越来越少，“美欧裂痕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很可能深化、长期化和持续下去”(注：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No.113.)。盟国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对手之间能够积极合作，表明国际关系已超越“后冷战时代”盟国对非盟国、大国相互利用这一简单格局，呈现出彼此交融的新格局，“问题导向”(issue oriented)和“特定联盟”(ad hoc alliance)有可能成为今后大国关系的主导性因素。
尽管“9·11”后国际格局发生了上述重大变化，因而使“后后冷战时代”观在国际上赢得部分认同，但是，各国也深切领会到，美国政要心目中的“后后冷战时代”观其实蕴涵着难以掩盖的战略意图，与其说是对时代的定性，不如说就是“整合世界”的代名词。特别是在布什“邪恶轴心”说出笼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世界离真正的“大国合作”还很遥远;第一阶段反恐战结束后，布什政府似乎又开始恢复了“9·11”前的单边做法，我行我素之举接连不断。如果说前一阶段美国是在真反恐，国际社会也在真帮忙，那么当前阶段美国似乎想“超越反恐”，国际社会也就不再买帐。正是这样一种局面，使国际媒体对“后后冷战时代”观产生如下看法：“‘后后冷战时代’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新的战争状态。”(注：[日]李钟元：“美国正在制造新的战争状态”，《朝日新闻》(晚版)2002年6月18日。)因此，更多人将“后后冷战时代”观当作美国人强加给世界的观点，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以至出现一面与美合作反恐、一面批美单边主义的特殊现象。这正是到目前此一说法仍未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
四、“后后冷战时代”观对中国的意义对于“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国内学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以为然甚至排斥，认为这只是美国人的概念，不能用来概括当今时代;一种则大体认可，但或者未细加展开，(注：郭隆隆：“冷战后‘惯性时期’的终结”，《国际展望》，2002年第12期。)或者不完全认同(注：参见庞中英：“一个变化，三大终结——论世界大变局的特点”，http://www.pen123.net.cn,2001-11-29.)。本文认为，认识“后后冷战时代”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认同或背书，而是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以体悟其中内涵，谋求相应对策，做到心中有数。
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圈内似乎流行一种态度，所谓“以不变应万变”，在谈论变化的同时最终总得落到“但是，大的格局没有变……”，殊不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对于变的东西不敏感地把握并及时地应对，结局总是被动的。如果我们能深刻理解美国冷战后的新军事革命及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或许就不会对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做不切实际的形势误判。
“后后冷战时代”观对中国的意义是值得琢磨的。一方面，正如布什班子成员反复强调的，“后后冷战时代”是大国合作的时代，因此希望以超越冷战的新思维处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关系。这对中国而言自然不是坏事。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中国，基本走的是一条大国合作、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而往往因为美国方面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甚至“潜在敌手”的重重阻力，中国在这条路上走得并不轻松，中美关系也屡屡起伏不定。现在，在恐怖袭击的冲击下，美国终于从战略高度意识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并把主要威胁源锁定为恐怖主义、极端势力，这对于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的对外总体战略可谓利大于弊。美国最近承认并推动将中国的恐怖势力“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名单，正是“新思维”的重要表现。能否抓住美国人的新思维给我们带来的新机遇，中国人自己能否有超越“冷战”和“后冷战”的时代感至为关键。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晰地观察到，美国当政者仍不肯轻易舍弃“冷战”二字。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认定欧洲的冷战虽然结束，但亚太的冷战依然存在;美俄的积怨虽然了结，美中、美印之间的隔阂仍有待清理。因此，根据布什班子的“后后冷战时代”观，其未来战略用力的重点，除了继续反击恐怖主义外，就地区而言，将锁定亚太和中东地区，这也正是“9·11”后出笼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到的所谓“弧形地带”。美国第二阶段反恐战线几乎都集中在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这一线，不能说没有这层战略考虑。南亚冲突、半岛和平、台海危机，都在其计量之内。中东地区，以“倒萨”为先声，“三管齐下”：以迫以退出占领区和迫巴变更领导人使巴以局势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军事打击伊拉克拔除美国在中东的最大隐患;对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世界领头羊恩威并至企图加以改造。在亚太地区则是“多方出击”：以“邪恶轴心”说胁迫朝鲜，使半岛局势服从美国利益;军事重返东南亚，在东盟争夺中占据有利位置;台海政策清晰化，断绝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念头。就国家而言，则显然主要针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印度。哈斯非常明确地写道：“‘后后冷战世界’的一个重大挑战和机遇是使中国和印度融入国际体系。”(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由此，以“先发制人”战略打击“邪恶力量”，以“融合战略”改变中国、印度等转型中的大国，一硬一软两手构成布什“后后冷战时代”观的对外战略支撑。从这里，人们分明看到了反恐与谋霸的巧妙结合，诚如美国著名保守刊物《新共和》一篇文章所言：“美国真的需要将反恐战争与其更大的战略孤立开来吗?”(注：Lawrence F.Kaplan,“China's War on Terrorism and Ours”,The New Republic,July 22,2002.)
如何融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上述国家呢?赖斯的话似乎指明了方向：“这是一个类似1945年到1947年的时期，当时美国领导着扩大了的自由和民主国家，从而创造了有利于自由的新的力量平衡。”(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言下之意，美国将仿效当年改造德、日的方式改造当今尚未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大国。但是，毕竟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变，今天对中国等转型国家的“改造”，显然不能用当年对付德、日的方式，甚至不能用对付苏联的方式。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奉行的是“遏制战略”，主要用强制的手段搞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后冷战时代”主要采取“参与扩展战略”，主要以经济、文化、制度、价值观的渗透扩展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市场”体系，那么“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则是隐然成型的“融合战略”。就是要凭借美国独步天下的超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反恐”为契机，以所谓“利于自由的大国平衡”为框架，整合世界主要大国，从而真正缔造“美帝国时代”的大国关系新秩序。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显然面临某种难以明言的战略压力。较之遏制战略，“融合战略”虽然更讲求兵不血刃、和平演变，但紧迫性却胜过以前。追溯美国谋求霸权(或称世界领导)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真正有机会成为世界霸主，只是冷战结束后短短十几年的事，此前充其量只能算作美苏“争霸期”。而在布什新政府看来，冷战后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利用自己的战略机遇期“追剿穷寇”，而是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十年。结果，养虎遗患使萨达姆继续在中东“作乱”;全面接触使中国实力明显壮大。因此布什要做的，是加快时间弥补前任的过失。执意“倒萨”和加快融合中国，显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布什正积极调整对华政策，背后原因种种，最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服务于“后后冷战时代”观指导下的“融合战略”。
面对美国虽未公开化却已在实质推进的所谓“融合战略”，世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西方人认定的所谓“失败国家”采取的顽强抵制;一种是俄罗斯普京采取的主动融入。对于将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视为大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而言，抵制显然不是选择，而全面融入也不符合自身利益。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大方向，把握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及其背后的战略用意，稳妥、渐进、有原则地融入国际体系，可能是我们对外战略用力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