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近代史是指1840年到1949年这110年间的历史，这110年间在中华民族史上是一个苦难的岁月，是一段艰辛的历程。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大学近代史有关论文参考，希望大家喜欢!
大学近代史有关论文参考篇一
《中国近代史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探析》
摘要: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进程是迟缓的，从文化学视角、社会结构、政治学视角，历史地、动态地分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迟缓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原因;分析
如果把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开始得并不算晚。从时间上看，俄国亚历山大二世于I860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德国于1862年实现国家统一，日本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三国都是在大体同一时期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所以，在时间上中国具有现代化发展的机遇，或者说中国是有时间优势来赶上西方国家的。另一方面，直到甲午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强行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主要限于自由贸易和外交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还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政府仍然保持一定的机能和效率。因此，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成功是有可能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从那以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步履艰难，一再延误。为什么一个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文明大国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如此步履艰难，险阻叠起，前路漫漫?
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给予动态的、综合的分析。
1、从文化学视角分析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制约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它不仅在历史上有过灿烂的鼎盛时期，而且有着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比拟的文化积累过程，其系统性和完善性以及对这种文化成就的历史印证，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种能与之相比的文化来，在这种文化特征基础上孕育出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阻碍现代化的因素：
1.1民族的崇古心理
任何一个在农业性文化中成长的民族，都是比较保守，比较安于现状，比较崇古的。而中华民族的保守性与崇古心理尤甚。传统中国人的心态，借用雷斯曼的术语，是“传统导向”的，缺少“变的理念”或历史的进化观”由于传统中国人的这种崇古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遭到阻力。因为现代化工作基本上需要一种创新改革即“未来时间取向”的心态与行为，而这些正是中国民族崇古心理的反面。现代化是一种变迁，要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必须有一种“他人导向”的心态，传统的中国人难于走出传统，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拖延。
1.2知识分子的不健全心态
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被迫的，因此，一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就有一种“不得不”的痛苦，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之祸，而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是中国现代化的手段，“以制夷”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把“洋枪船舰”看作了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是“必须学”但“不值得学”的，西方文化是低于中国文化的。有了这种心理和观念就不能正面地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对于汹涌而入的西方文化，总是带着半分轻蔑与半分钦佩，任何新的西方思想和学说，都不免遭到“欲迎还拒”的待遇，这种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自卫反抗”明明是无价值的东西，虽然心里不一定喜欢，但因为它是中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维护。明明是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心里很喜欢，但因为它是外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拒斥。这是中国文化在特定的条件下所塑造的心态。
由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步步落伍，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形，传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又发生转变，产生一种偏激的情绪反应，以为中国的文化没有价值，这一心态最后终于演变而走向反传统主义、反民族化道路，只要是旧的、中国的，则不问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反对”一概加以“打倒”反之对西方文化则是全面的赞成。只要是西方的，则不问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吸收。表现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则是摹仿西方人的现代化模式，如“西化”“苏化”对本民族的文化缺少自信。这一百多年来，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由传统的优越意识“转变为“自卑意识”这种全面的反传统行为是无助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基本上是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陈代谢，决不是建立在虚无上的，而是对中国传统的合理的创新。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多年来之所以没有理想的成绩，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的维护传统及基于“自卑意识”的反传统的不健全心态是有主要关系的。
2、从社会结构分析中国超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对现代化的制约性
一个社会为了能够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化发展的转变，其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必须发生向现代化的转变。即现代产业应迅速増长，并在社会结构体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农业等传统部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应向现代化方向转变，使之与城市现代部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相适应，最终形成制度规则一致的，均朝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体系。
我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之所以迟缓，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结构特征，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制约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即城市产业和农业这两个半封闭的独立发展系统，并且形成鲜明的对照，打破了鸦片战争前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结构体系。但是，通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结构体系并未发生朝向现代化的转变。以城市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业为主要代表的现代经济部分及相应部分，在中国发展的十分缓慢。特别是自辛亥革命以来，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有过短暂的飞速发展外，更多的时间是处于被压抑和苦苦挣扎之中，它们不但没有逐渐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且本身存在也因独裁政权、帝国主义列强和大小军阀的压制而变得岌岌可危。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化工业仍然集中在城市，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先进的生产力。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广大农村，虽然实行了互助组、合作化，但基本上还是手工工具劳作，物资装备基础薄弱，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自给半自给的消费结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刚刚开始发育和发展，面广量大的小农经济格局尚未改观。
城市现代部分与农村传统部分在制度化规则上是根本对立的。两种建立在不同制度化规则基础上的结构体系，在满足中国社会发展、自身行为取向、生存发展方式上均是相互冲突的。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结构过分强大，其落后性与城市现代经济在原料、市场、组织体系和组织结构上都本质上不相容。中国农业的传统落后的社会结构，无法为现代工业的成长提供物质财富，而且由于这一结构的过分强大，在政治上、文化上、社会环境上都直接或间接地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进程。建国以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动员并运用全社会各种资源，在传统农业部门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情况下，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来推行工业化，并建立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但城市与农业二元结构对立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改观。由于农村社会结构的过于强大并始终保持着优势，致使中国社会与世界现代化潮流和自身要求相比较，带有极为突出的落后性和发展滞后性。整个中国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始终处于二元社会结构的对立之中，因而无法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和人力资本，共同朝向现代化的发展。
3、从政治学视角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原因
3.1政治衰败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以高度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为其特征的政治结构。封建的专制政体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自19世纪以来，这种政治体制日益衰败，由此形成巨大的惯性，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整个19世纪中，近代中国政治的衰败迹象，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过分的专制型集权，不仅损害了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而且打破了权力体系的平衡与稳定。这种状况到19世纪已非常明显。最典型地表现在中央政府已经不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自己的权力体系以解决国内的反叛问题了。与之相伴随的一个现象就是各种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受到损害，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实际上是在萎缩。
权力的不断专制型地集中，以及过于强调权力体系中各部分间的消极牵制，必然会泯灭官员创造性解决问题和进行工作的积极性。政令懈怠，敷衍塞责之风盛行。极大地损害了当时中央政权治理社会和统治国家的权力。由于官场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等现象日益广泛和严重，社会已经失去了惩恶扬善的能力。
3.2政府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的缺乏对现代化的制约性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化起步较晚的社会来说，都存在着一个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能否实现这种转变和怎样实现这种转变，在相当程度上取绝于国家政府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近代中国社会开始迈向现代化之时，当时的清朝皇权政治，即没有顺应现代化的要求，支持现代经济的发展，对封建制度结构进行改革，形成一致朝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体系。也没有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控制，集中资源推动城市现代经济的不断増长。而是将维持政治统治看得高于一切，无力顾及社会变革推动经济増长，导致整个现代化进程的迟缓乃至中断。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国家或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普遍的社会赞同，以及相应的制度化规则和规范。能否获得普遍的社会赞同，又取决于国家所保护的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制度化分配结构。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特别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因其所保护或维持的制度化分配结构，最终丧失了普遍的社会赞同，无法合法而有效地组织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蒋介石政府统治中国大陆期间，一直没有变革中国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模式，反而极力维持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封建绅士在军阀统治下，成为农村的真正统治者，广大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比以前没有丝毫好转，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政府因这种社会政策不但与农民割断了联系，而且丧失了农民对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蒋介石并没有积极地推动和支持城市现代经济及其相应部分的发展，而是公开地搾取城市现代经济创造的财富，以支持独裁的政治统治。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得到丝毫的解放，国民党因而丧失了这部分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化部分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剥夺和压制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自身却利用全社会的资源和国家权力为私人谋取利益，众所周知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借助于政府的直接参与和强制力量，控制了相当部分的社会财富。国民党政府完全成为一个在中国社会占有和谋取特殊利益的特殊社会集团，它排斥了与现代化相关的所有社会力量的支持。
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还与帝国主义在华的列强势力相结合，促使国民党政府的多数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趋向于为列强在华利益服务，而不是有利于本国的社会发展。这种状况不但压制了国内现代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要求彻底民族独立，自强的历史潮流相悖。
当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迈进的时候，急需一个具有充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国家，引导组织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变革，然而，国民党政府因其与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系，失去了必要的社会赞同，即失去了合理的合法性的支持。这样的政府不可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变革，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一个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有效地实现社会变革，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适应的社会性结构体系，而只能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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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近代史有关论文参考篇二
《从洋务运动看当今的改革开放》
摘要：洋务运动的兴起与改革开放的实施都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从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囚来分析今天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可以得出经济改革要取得成功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结论。重温历史，总结经验，可以给我国现今的改革开放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都是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的改革，但洋务运动成效不大，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却成果显著。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异同?本文将对二者加以比较，总结规律并得出结论：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关键词：洋务运动;改革开放;以史为鉴;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物质文化要求得到极大满足的今天，我们在继续大步向前发展的同时，应当回顾历史，从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本文要探讨的话题，就是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这两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引起过世人瞩目的大事件。
一、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19世纪60年代初，“内忧外患”的清朝统治者受到来自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双重威胁，清政府力图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式的海陆军部队，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在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以适应当前世界和国内形势。在变落后为先进、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的历史背景之下，注定了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仅仅是为了拯救清王朝，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而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由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做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情势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从以上论述比较可看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改革开放的提出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当时社会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不同的是，洋务运动是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出发点，而改革开放则是党的伟大觉醒和人民愿望的结合，两者的实施手段以及指导思想、领导因素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结果和意义也就截然不同。
二、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强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却提出了“求强”与“求富”，“中体西用”等思想理论。19世纪60年代初，一种新的观念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清朝官员中萌生与发展，这就是洋务派的“求强”观。冯桂芬发挥了魏源在40年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申明学习西学乃中国自强之途，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奕也指出：“探原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正是在这种求强思想的指导下，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第一批军事工业应运而生，洋务运动由此兴起，中国近代化的车轮开始转动。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感到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拮据、后勤供应不足、燃料短缺以及没有运输、电讯等事业相配合的困难，于是他们开始感到仅仅“求强”是不行的，从而把注意力转向“求富”，便从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入手，洋务运动转入“求富”阶段。李鸿章认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我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是以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行的伟大事业。3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创新创新再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由以上论述可以得出洋务运动基本上是在“求强”与“求富”思想指导下循序渐进地发展着的。洋务派们还是不敢否定几千年来祖宗留下的以维系人心的治国经典，以避免在兴办洋务之初就遭到顽固派极力反对的事情的发生。正是由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使他们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而且技术引进又局限在十分狭小的范围内，所以失败是必然的。我国的改革开放中也有“求强”“求富”的思想，但“求强”“求富”只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由于把这样的思想作为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取得了“求强”的成果，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求富”的目标。
三、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二者的领导因素及群众基础
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首代表提出的洋务运动，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主张学习外洋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技术，用来武装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从而达到应对农民起义和延续垂死挣扎的满清王朝寿命的目的。由于阶级属性的局限，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没有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这场运动仅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或者最多有少数资产阶级上层的参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对民众极端仇视心理的作祟，使一些王朝“栋梁”，诸如洋务派代表曾国藩、李鸿章等认为“内忧大于外患”，积极主张先镇压农民起义，再图解决外患计。这样就注定了他们不仅不能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反而成为了与民争斗的对立面，这也使洋务运动的自强之道成为了仅向外国学习技术，争取外国军事援助，而提不出反压迫，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政治要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坚定地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始终充分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愿。
四、洋务运动对改革开放的启示和意义
洋务运动虽然客观上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但是归根到底，洋务运动只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社会生产力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体制并没有跟着变革，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成果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家实力大大增强。
以上综述可以看出，任何的运动与改革，都必须真正得到中央集权者的重视与推行，仅仅依靠民间一小部分力量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必须自上而下主动的进行改革，才能使旧有模式的国家机器有所变革，才会真正找到强盛之路。
我们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更是在当今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改革开放，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历史事实毋庸置疑地说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敢啃硬骨头涉险滩》
[2]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陈旭领《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4]罗晓东《太平天国存在十四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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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华新《洋务运动与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寻踪点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