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道士塔》是余秋雨的一篇“文化散文”，2000年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三册第三单元。这篇散文形象地深省并揭示了酿成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反思，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读起来让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扼腕。文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跟作者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是密不可分的。
文章由小到大、由实到虚运用了四组对比，深刻地展示了近代中国由于愚昧和落后而带来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民族文化悲剧。
艺术宫殿与农家宅院文章开头由描写莫高窟的僧侣圆寂塔入笔：“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作者以简短的语句、冷色的笔调将当年的这些“民族文化守护者”的形象置于大西北的漠漠黄沙之中，使得“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这里的“悲凉”就定下了文章“反思”的基调。
莫高窟的一幅幅生动的壁画，所藏的价值连城的书画，不仅是宗教艺术，而且是历史的画卷，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可是无知的王圆箓却将这样的艺术宫殿当成了农家宅院!作者用想象的笔触生动地写道，他“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他觉得，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中座的塑雕“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于是几个铁锤，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试问，谁读到这样形象的对比不从心底油然而生一阵“悲凉”?!更幽默的让人心痛的是这么一段：“‘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
遗产保护与国宝流失如何对待文化遗产?作者分列对写。一边是中国，“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是的，他们看重的是个人的、眼前的名利，至于国家的、民族的过去与未来，那是口号而已!再看另一边，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正“不远万里，风餐露宿”地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作者在这里的对比中留下了经典的“烟气”意象：“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小丑演员”与“整幕话剧”
显然，文章的主旨并不是为了批判那个“历史的罪人”王圆箓。王圆箓，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作者引来对比的是一个小丑演员与一整幕话剧的对比———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其实，这个小丑王圆箓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在“茶香缕缕”的“天朝大国”里，“目光呆滞”的无知躯体实在太多，其中由谁来“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这就是这组对比的价值。作者在运用对比时没有忘记将其具体化和形象化：“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携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洋人把我们的国宝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我们的王道士却“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理想与现实扼腕的同时，余秋雨先生想到了“假如”。假如让作者生在那时，又恰恰在西方人就要将国宝运走的刹那站在他们面前———“然后怎么办呢?”爱国的理想是好的，可是作者在这里向我们设置了一个艺术创作里的“未知结构”，提出了一个“两难悖反”：衷心希望留下，留下的结果是“送京”，“送京”的命运是“零零落落”;万分痛心“掠走”，“掠走”的命运是至今仍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被拦住的车队，究竟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然后大哭一场”。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压抑、悲痛交织在一起。
“道士塔”早已淹埋在历史的风尘中，但余秋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却还在我们面前回荡。面对过去，我们能挺直腰杆批判无知的“王道士”，可是今天，不是仍然有人把祖宗的文化遗产当作“大盘菜”毫不吝惜地大吃大嚼吗?“住手!”谁在心底痛苦地呼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