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必然论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变化都是必然的、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它或者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或者把偶然性说成是由于人们对事物的无知所产生的主观观念;或者把偶然性归结为必然性。这种理论由于否认偶然性，发展到极端就导致宿命论。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必然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冲突与整合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历史必然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冲突与整合全文如下：内容提要：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属于“历史必然论”，这一理论没有为人的“选择”留下充分余地。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利用“理性选择原理”提出了一种“历史选择论”。本文认为“选择”具有偶然性成分，历史叙述应当重视政治人物的个人选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宏观历史是千百万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长期“选择”的结果，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这一“选择”，所以完全是“必然”的。在对宏观历史的看法上，“历史必然论”与“历史选择论”实质上是一致的。关键词：马克思 必然 诺思 选择 一致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将经过一系列必然阶段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必然论”。远在马克思之前，世界历史上就出现过不少有名的“必然论者”，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的信徒在很短时期就占领了从印度起到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也成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必然论”者。有人认为，历史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社会活动的参加者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并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活生生的人，所以历史归根到底由人“选择”所决定。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缺陷，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历史必然论”没有为人的“选择”留下余地，所以不能合理解释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后记中，诺思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有认识到(西欧)“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我们把诺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还是取决于人的“选择”?容易看到，象近代西欧的稳步崛起和几千年来中国长期维持小农社会状态等宏观历史现象，很难说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应当认为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明明认识到，一些具体事件，包括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们并不完全根源于一般社会生活条件，可以说主要是政治领袖“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领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历史就会与实际过程大不相同。从这一观点看，历史就取决于人的“选择”。可见，历史现象中既有完全必然性的事物，也有取决于人的选择的事物，所以“历史必然论”和“历史选择论”都包含有部分真理。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黑格尔的思想，把“正题”和“反题”中正确的成分统一成为“合题”，从而得到全部真理。
二、历史并不完全是必然的我们知道，人们在行为(活动)前大都有一个思考和选择的过程，不同的“选择”或决策，行为结果大不相同。人们活动影响的范围，主要取决于活动者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古代一个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不超过其出生地周围10公里，所以其决策和活动的影响十分有限;现代人联系和交往的范围虽然已经大大扩展，但普通百姓的决策和活动至多也只能影响他的家庭、亲朋和与其交往的少数人，很难对社会或“历史”有什么影响。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历史人物)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活动大都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毛泽东决策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否决已被国会两院表决通过的不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这一决策也影响到千千万万(中美两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因而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科学的历史理论，应当对“个人选择”的作用和影响予以说明。借用“机会成本”的概念，也许有助于说明人们如何作出选择。人们在决策时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经济学把这一比较和决策的过程称为“权衡取舍”。在“权衡取舍”时，人们往往不仅要对某一选择的直接成本和直接收益进行比较，而且还要在不同选择之间(不同选择的代价之间，不同选择可能的收益之间)进行比较。显得经济学把作出一种决策时被迫放弃的那些选择中那个最好的选择(所能得到的收益)称为“机会成本”。简单地说就是“成本就是为了得到而必须放弃的东西”。机会成本并不是实行某种决策所实际付出的成本，而只是一种放弃了的可能性。社会运行中都有许多难以确定的变量，实际情况很象多人对弈或打牌(博弈论)，最后结果不仅仅将取决“行为人”单方的愿望，还却决于“相关人”的反应，所以人们在作出决策时就需要对情况发展的可能性作出估计;另外，即使已经发生的情况，人们收集的信息也往往是不完整、不确切的，所以在作出“选择”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片面性，事后看来人们并没有作出最好的“选择”。
总之，“选择”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当几种决策的“机会成本”差不多相等时，决策就会发生困难，这时微小的信息差别就会导致决策改变，以决策为基础的行为也就相应发生改变，这样，作为行为结果社会历史，也就不完全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记得一位学者在说明经济学在分析社会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时，把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分为“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意即“非常规事件”)两类，他认为，在常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理性，所以具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在解释这些事件上，经济学显得得心应手;但是历史学家注意的大都是非常规的“历史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学在解释这些事件上往往就显得无能为力。
这位学者对“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的划分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历史事件”中，“非理性”因素也许并不象这位学者设想的那样普遍，经济学看来，在分析人的行为时借助于“非理性”，往往是研究者无能的表现。严格说来，历史事件的真正特殊性不在于人们的行为由“理性”转变为“非理性”，而在于影响人们决策的外部环境变化太快，间隔一小段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人们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结果有人很快得到了新信息，决策的“约束条件”增加，他们就根据新“约束条件”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获得新信息，仍然根据原来的约束条件决策并采取行动，于是二者就会出现反差很大的举动(行为)。
快速变化的信息在时间维度上流动的速度不同，使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许多偶然性。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很难把握信息传播的时间维度，因而无法用约束条件的变化解释历史过程参加者的行为，于是就把一些不易解释的行为归咎于“非理性”。当然，在历史急剧转折关头，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群体”短时期内作出“非理性”选择也是可能的，因为突发事件往往直接影响人的情绪，而情绪就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并且还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当许多人被某种共同的情绪所感染时，群体行为就会大大偏离于“理性选择”。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许多狂热举动，就与当时特定的情绪感染有关。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毕竟很少。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过多地求助于“非理性”。
四、“历史合力论”和政治决策的影响晚年的恩格斯认识到过去对历史过程的表述(历史必然论)过于绝对化，于是提出了一种“历史合力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人都参加了历史的创造，历史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过程，是许多作用力合成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颇具说服力的。它不仅能够解释普通百姓的决策何以很难影响历史，而且还可以解释政治人物的决策何以都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其决策也相互冲突，于是一部分人的活动往往被另一部分人的活动所抵消(相互抵消)。
普通百姓的决策之所以很难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正是由于他的活动被相反的活动所抵消。当方向相反的力量相差很大，因而不能相互抵消时，未被抵消的力量就会持久地推动社会向着合力的方向或快或慢运行。由于历史运行的总的方向和动力是无数力量相互拖拉决定的，单个力量对其产生的作用就往往微不足道，于是在历史哲学家看来，它就具有完全的必然性。政治人物的决策和活动却有很大不同，往往并没有一个“相反”的决策和活动能够将其抵消，例如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就不能被任何相反的决策所抵消，于是这些决策和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当然，政治人物的决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仔细分析这些决策，可以发现它们也都是政治人物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探明特定的约束条件，是阐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键。不过，个人的约束条件往往与许多偶然情况有关，史实撰写者历来十分重视偶然性因素对政治人物决策的影响，在其著述中给予十分突出的位置;但是理论工作者(历史哲学家)对偶然性因素至今还缺乏系统研究(甚至还未受到重视)，在探讨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时总愿意用历史必然论予以解释，结果往往出现教条化、公式化倾向。例如，许多人在论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没有看到毛泽东个人思想的一贯脉络这一历史的“偶然因素”，只从历史宏观环境说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似乎没有毛泽东，中国也会发生这一运动一样。这一结论当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五、“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一致性在对历史的看法上，经济学家与史实撰写者大体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历史由人的“选择”所决定;而社会学家却往往与历史哲学家的意见一致，他们都是“历史必然论”者。著名学者杜森贝里(j.duesenberry)曾经用一句巧妙的警句指明了选择论和必然论的关系，他说，“全部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如何进行选择;而全部社会学研究的是，人为什么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但是“选择论”和“必然论”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对立。就每个个人来说，他在重大关头“如何选择”无疑对其命运有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命运。把这一原理扩展到社会历史，也可以认为历史是由人们的“选择”决定的。但是选择都受制于客观环境条件。如果客观环境条件所决定的“选项”简单、明确，某一选项在使人们获得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上具有显著突出的优势，事前和事后都感到这一选择是唯一可行的，这一选择就具有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历史选择论”和“历史必然论”就趋于统一。
在“历史选择论”看来，近代初期千千万万的西欧人致力于发展商品市场，必须由他们面临的特定环境条件予以解释，而在环境条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自然地理条件。根据诺思的研究，西欧小范围内环境差异大导致基本产品差异大，各地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降水丰富而且均匀，河流密布，一年四季都适合通航，水路运费低廉，不同地区有差异的产品能够实现交换。产品交换的盈利吸引人们致力于发展商品市场。对于西欧人来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人们选择发展商品市场具有必然性。从“历史选择论”的观点看来，千千万万中国农民“选择”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气候条件使得粮食作物可以依靠天然降水，所以单家独户完全可以生产和生活，于是很早就形成了小农结构。
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维持小农经济，也可以用特定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予以解释。中国环境差异小，在文明本部从东到西约1500公里范围内，气候条件相同导致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但南北方向没有通航河流，只能通过陆路运送产品。
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致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产品根本无法承受，所以交换无利可图。在古代中国的客观环境条件下，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要，所以社会就一直维持小农经济状态。中国历史上不乏个人特点相差很大的帝王，不管他们作出了怎样的决策(选择)，能够给具体的历史事件带来多么重大影响，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却几千年不变。说到底，小农结构完全取决于千千万万普通农民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而与政治家的“个人选择”没有任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