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学近代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大学近代史的论文篇一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综述》
[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的复兴，社会史的很多内容都被史学家所重视，其中对人口及其构成的研究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状况的基础。许多重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与近代社会的人口状况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水平与人口城市化、人口的职业结构、人口的健康状况和文化素质、人口流动等方面都存在着及其重要的相互因果关系;一些社会问题如人口的贫困化问题、农民和农村社会问题、流民问题等也与整体社会的人口状况及其构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人口问题是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 近代人口;社会史;东北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范畴，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大，其中包括对人口史的研究，学术界对社会史中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尤其近二十年来，经过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笔耕不辍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已具备了一定基础性的认识，对于历史上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有一些零散的资料，但仍然缺少专题性的著作。国外作品方面，仅以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较为全面。下面仅就查到的相关的国内重要论著加以整理介绍：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以上期刊中的文章多侧重于对人口增加流动和移民问题的研究，例如“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问题。对人口流动迁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大的方面去更加深刻的研究东北史，同时也是对社会史的又一次认识。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关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还处于待深化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著作和文章多侧重于社会学角度，而社会史方向的研究较薄弱，且多注重人口的增长、流动、迁移对社会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方面。人口史学问题，作为社会历史学众多研究问题之一，以期在微观上对宏观研究进行一些细化的补充，期望在丰富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的基础上，也让人们在微观上更加深刻了解这一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M].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
[2]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7
[3]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
[4]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6]姜涛.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
关于大学近代史的论文篇二
《试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
摘要：通过研究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历程，可以使我们能更好的把握今天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 上限; 甲午战争近代化：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期分法。例如苏联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就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推到17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上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其分期方法肯定是非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否定。[1]而中国史学界习惯于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其主要理由为该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国闭关自守的历史，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1]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由原先的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与统治阶段地主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此观点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近代化和近代历史的关系。
其实，“作为近代史，其主题应当就是近代化”，[2]因为中国历史本身也属于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是近代化，那么中国近代史也应当如此。而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在政权、经济、思想、文化等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从政权方面来看，虽然英国入侵破坏了清政府的权威，但是，这种破坏毕竟是有限的，并没有动摇或改变清政府的统治地位、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后，仍然拒绝外国公使驻京，担心那样会破坏封建体制和损害天朝上国的尊严，甚至宁愿以全免关税来换取对条约的修订。英法联军为实现其目标，公然燃起了更大规模的战火，将不愿甘受操纵的咸丰皇帝赶出来北京，在武力的威慑下签订了《北京条约》。虽然实现了公使驻京的特权，但其在实质上并不能轻而易举的操纵清朝政权。
1861年“辛西政变”后慈禧太后那拉氏掌权，洋务派的中央代表奕訢所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主管外交通商及其他洋务事宜的机构，其职能为承办一切需同外国发生联系的事务，外国侵略者通过总理衙门来影响清政府，但是1883年增设海防股，管理南洋和北洋海防。[3]其又具有了一定的国防主管部门的职能，并不能说其完全受制于帝国主义。
从经济方面来看，鸦片战争后，虽然外国资本家在五个通商口岸零零星星办了一些加工工厂，东南沿海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也确有开始解体的迹象。可是，这些工厂本身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生产关系的性质、根本不能看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的标志。而且鸦片战争后重建的商业行会也影响了近代化的发展，1864年至1894年，我国10省24个城市有107个商业行会，其中新行会超过50%以上。[3]行会是封建手工业和商业的落后垄断组织，其存在即意味着战争前中国的商业并没有步入近代化的旅程。
洋务运动开始后的一系列工业建设均以军事运用、制造武器为目的，其口号为“自强”即为加强封建统治之用，后来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些民间企业如采矿、冶铁、交通运输、通讯、纺织业等，但这些军事与民用企业，所谓的官督商界 ，其用人、理财大权完全操在总办、会办、帮办、等手中，官方把持一切。[3]使得企业根本没有生命力，其性质仍然为封建性质的机构，无论从影响与作用及其发展前途来看，都不能完全称得上是近代化。从整体来看，甲午中日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依旧是一个纯粹的封建主义经济王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依旧占主导地位，真正近代化意义的经济并未产生。
从军事上看，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尚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有力的实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在大沽挑衅之战失败，后来又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桥遭到清军的沉重打击。1876年至1877年清军消灭了阿古柏，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争回了一部分原条约中失去的主权。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在前期战场失利的情况下尚能扭转战局，取得镇南关大捷并迫使法国的茹费理内阁倒台。所以在当时世界上的列强也尚不敢将其等闲视之。洋务运动兴办的北洋舰队拥有军舰22艘，在当时号称是“远东第一大舰队”，清朝尚有很强的对外防御能力。
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间的一系列运动，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却没能对清王朝伤筋动骨)，洋务运动(名头新颖却是为了巩固旧有体制)等均不能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限的分水岭。日本发动的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证明了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道路行不通。这场战争消灭了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侵占了朝鲜，割占了台湾。撕下了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腐败、愚昧、软弱的大清帝国已经赤条条地裸露于世人之前。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辉煌、自尊、独立自主的古代历史已走到了尽头。从此以后中国为了民族自主、国家独立，帝国主义为了其经济利益，两者共同作用使中国在主动与被动之间走上了近代化之路。而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历程。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实质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关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载货。(5)日本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各项机器可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日本货准在人地设栈寄存。[4]。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经济方面，中日《马关条约》后，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争先恐后到中国来开设工厂企业和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资本输出时期，其攫取了在中国设厂、开矿、修铁路为一切投资特权，获得了大规模对华投资的机会，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而在华投资设厂，使中国被动地走向了近代工业化之路。
1895年以后，外国在华投资大大增加，投资范围扩展到有关中国国计民生的工矿业、能源、铁路航运业等重要产业部门。目的在于生产就地销售的商品。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在另外产业资本总额中占70%以上的优势地位，其中对华贸易业投资也迅速增长。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外国资本商业，1892年为579家，1913年为3805家;在华贸易投资总额1914年为1.42亿美元，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的14.2%。甲午战争后，在中国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业，还出现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像英国的烟草公司、利华肥皂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资本的美孚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垄断组织掌握一些部门的进出口商品，而最大的两个垄断组织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公社。怡和洋行列1914年所辖企业有30多个，资本在4000万元以上。[3]
与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办厂以及各种商贸的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初步发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迫于赔款的压力和民间及其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的呼声，不得不下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准许内河行驶小轮船。并令各省督扶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等。
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900年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多万元。这6年兴办企业的家数，略等于甲午战争前20多年的总和，资本总额则超过了甲午战前的累计。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企业的小热潮。[3]
这些新设立的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汉口、天律等地，发展的行业，主要是缫丝、纺沙、火柴、面粉、榨油等轻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民族工矿业与轮船航运业虽严重 制于封建势力，但毕竟也有一定的发展。
由此可见，外国资本输入兴办的工厂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办工厂推动的工业化，使中国经济进入了近代化。
参考文献：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崔志海.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和线索的再思考.学术研究，1992.5.
[3]白寿彝.龚书铎.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旭麓.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