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能忘却的历史，面对多灾多难的今天，让我们警醒。
拉仕泰多·布拉布殊夫
【本文由INXIAN搜集整理并重新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
题记:1927到1931年间，陕西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引发的大饥荒，灾前全省人口1300万，940万人受灾，死亡250万人，逃荒40余万人，被卖妇女竟达30多万人…这场灾难之后，陕西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量新移民从河南、山西等周边邻省迁移过来，这就是目前陕西境内河南、山西后裔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可惜的是，随着岁月的更迭，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场旱灾，这场几乎让陕西亡省亡种的悲剧，却成了连陕西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荒最后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的转捩点；我后来经历了许多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但这一直是最使我震惊的经历…”
天色大变
陕西省地处中国北部黄土高原，是中国干旱多灾的省份之一，历史上旱灾频仍。据陕西省自然灾害资料记载，自公元前780年至1947年，全省共发生旱灾316次，其中大旱103次，特大干旱42次，民间向有10年一小旱、30年一大旱之说。
1929年大旱前的50多年之间，陕西曾相继遭受两次物大干旱的袭击，即1877年（清光绪三年）和1890年（光绪二十六）两场大旱灾，其中以清光绪三年大旱危害最烈。那次旱灾吞唾了近100万人的生命。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的碑刻《荒岁歌》，对1877年那场灾难的惨景作了真实生动的记述：
“…天降甘霖雨，先年8月间，直旱得泉枯河瘦井底干。
天色大变，人心不安，处处祷雨，人人呼天。
诸物甚是贱，粮食大值钱，壮者饥饿逃外边…男女逃避城堡寨，腹中受饿不安然。
榆树皮拌蔺根面，一斤还卖数十钱。
大雁粪，难下咽，无奈只得蒙眼餐。
山白土，称神面，人民吃死有万千。
兄弟无粮难共患，夫妻无面结仇冤。
老幼相见无所谈，彼此只说饥饿言。
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便为人所餐。
别人餐还犹可，父子相餐甚不堪。
路旁没走，街头有女言，半夜三更哭连天。
大路旁，或死后，或死前，可怜身体不周全。
六亲都不念，伤生就在眼目前。
人肉竟作牛肉卖，街市现有锅煮煎。
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关。
尸未入殓人抢去，即埋五尺有人剜。
各村皆有抢汉，即有粮食也不安。
四乡争夺胜算，大街抢物人难看。
路有女流辈，洛东西南，随人奔走往外县，那时节何论女男…”
而1929年的大旱灾，其持续时间、受灾区域、被灾人口惨烈程度等，均已超过涉及光绪三年的大旱。1928年春末，旱象初起，全省几乎所有县区滴雨未降（当时陕西共有92县，无县不旱）。夏粮绝收，秋粮未能下种，连续两季颗粒无收。当时除少数殷实人家之外，绝大部分农家都很少存粮，一般都是“收一茬庄稼吃一季粮”。这样，在两季绝收的情况下，灾情于1928年秋便迅速蔓延开来。
有道是：“地无余湿，屋鲜尽藏，赤地千里，万井封锁无烟”。“殷实之家，举室啼叽，中下各户，延颈待毙。”
成千上万饥民，在田野上搜寻草根、树皮充饥。很多人四处拣集鸟粪，用水淘洗之后，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大荔、澄城韩城一带，少灾民吞食白土充饥（俗称观音土。一种质地很细的土壤粉末），食后不久即腹泻而死。耕牛骡马，宰杀无存，狗、猫，甚至老鼠，都成了灾民捕捉吞咽对象。
至1928冬，灾情愈演愈烈。大批走投无路的灾民背乡离井，出外逃荒；数十万妇女儿童，被卖出省外；各地饿毙灾民的数字，成倍加番地往上增长；吞食人肉的惨剧也相继发生！
1929年2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卫生部长薛笃弼赴陕调查灾情，陕省主席宁哲元陪同薛察看了潼关、华县、渭南、临潼、三原、富平等县。“足迹所至，十室九空，遍地哀鸿，奄奄垂毙。”他们“每至一处，饥民攀辕卧辙，哀号乞食，”形同人间地狱。
饥饿大逃亡
在那场饥荒中，陕西省出逃灾民和被卖出妇女、儿童的总数，累计达78万余人。买卖妇女儿童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合法的经营。各县县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内，街道上公开设有人市市场。被卖儿童或妇女身插草标，明码标价。
妇女价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儿童格则要更低一些。当时粮价飞涨，小麦每斗价格在5-8元之间，凤翔岐山一带已涨至每斗12元。那些被卖妇女儿童的身价，尚不及斗麦的三分之一。很多妇女为了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曾经秦腔戏文里唱到：“谁引我，紧相连，不要银子不要钱。”这种夸张的描述，竟然成了现实！
从山西、河南蜂拥而至的人贩子，成群结队地将低价收买到的大批妇女孺运出潼关，重利出售。陕西省政府曾通令各县禁贩人口、查拿人贩。但这种禁令实际只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许多人贩手持的卖身文契，就是由当地的县府官吏代书代写的：“官府为此收费一元二元不等，该人贩持此文契，视为公然。”
合阳县县长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阳渡，名为查拿人贩子，实则抽人头税。妇女每人过境需缴纳出省费10元于20元。当时关中通往潼关的大道上，饥民载途，哭声震野，许多妇女儿童，饿毙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浅沟和田野里，饿殍随处可见。
绥边县一妇女，丈夫饿死在家中，她抱着刚满3岁的儿子丢在路旁的河滩上，自己只身奔逃。“儿子哭追于后，其母回身将儿子抱起抛搠河中，大恸而去。”
礼泉县灾民王某，与妻带一子一女出逃。是夜与其他灾民共宿一破庙之中。夜半妻自卖自身，随另一灾民逃走，次日王觅妻不得，知有变，子女不见其母，大号。王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全民救灾
那几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各地为了有效的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陕西省于1926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主席是曾任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许世英。
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1929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以回杰生为代表的“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9月9日，视察团抵达百安。
陕西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教育厅长黄统、西安市长萧振瀛、赈务会常务委员杨仁天等在钟楼上接待了视察团全体人员，邓长耀、黄统备述陕西灾情奇重，希望视察团把这里的灾情电告全国，以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及西北的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第二天，视察团一行到省城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扎高。
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看见路旁饿死的人就有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的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
目睹这番惨象，回杰生决定留在西安，并约定陕西赈务会的蔡雄霆、王淡如二先生共同负责视察工作，同时组织西安各主要报刊主笔联合组成“陕西灾情通讯社”，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对全国上下了解陕西灾情的实际情况，积极支援陕西赈灾起了很大作用。这里选出其中两封电报抄录如下：
12月1日电：
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人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人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一通电文中又称：
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由于省内外众多绅士学人的呼吁和宣传，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陕西赈灾工作。至1930年1月，共收到赈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国赈灾委员会、冯玉祥将军、于右任、胡次珊、宋哲元诸先生及上海红十字会、北平世界字会等慈善团体都捐了大量的款项。此外，还收到了几乎是从全国各地零星募捐来的款项37700多元。其中，有捐几百几千的，也有捐几十的，有个捐款人署名“人民自卫团隐名氏”的捐了1元钱。虽然只有1元钱，但与捐几千、几万同样使人感动。
1929年这一年中，陕西省赈务会代表奔走于南北诸省。一方面为省赈务会募捐，一方面从汉口、上海等地购买粮食。据统计。至当年底，省赈务会从汉口购得大米7300包又57石。由上海购面粉915596袋。又从潼关购进小米2259包。长安县赈务会借给省赈务会面粉765袋。东北筹赈会、旅平陕灾救济会、华北赈灾会、西安济生会等组织捐来大米、小米等食物8000包。省赈务会还收到各方捐来的棉衣10000件、棉被220多床、棉鞋6613双、棺木2300副，及各种救灾药水如“济众水”、“保安丹”等4000多瓶。
另外，陕西省赈务会还领得赈灾公债20O万元。售出票面1921480元，中签票7500元，实得1327027元。这些钱物粮食等，对于陕西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总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还是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困难。
陕西赈务会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为了收养流失的妇女和儿童，在西安地区设立了一个妇孺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在四川会馆，第二收容所在城隍庙，第三收容所在一家平民住所，第四收容所在红十字会，第五收容所在商县会馆，第六收容所在城南兴善寺。
同时省城四周及各县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街巷及姓名．并照票据上的姓名造册，留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站在粥厂人口，验明饥民所持食粥票，并核对与本厂底册无异，一再发给上个竹签，然后排队进入厂内，男女左右分开生。老弱者在前，少壮者在后、每人一满勺，周而复始，每人只准两勺．不得吃得太饱，以免灾民饿极后饱食过度撑死无救。食粥后，仍将竹签收回。复将食粥票发给本人。
在办施粥厂、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等事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灾区的混乱局面才基本得到了控制。
灾难起因
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为什么这次灾荒如此严重而持久呢？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于右任先生1931年5月19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指出：“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党晴梵于1931年1月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这也可以说是造成这次灾害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陕西这次荒灾的爆发和迁延。它不能不引起今天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反思！
幸存者自述
以下是1991年部分幸存者的自述——
那年，我把我弟弟给卖了。我那年15岁，我弟弟5岁。
我们全家4口，一路讨饭逃到白水县。逃到那里之后也没有寻到活路，只好把弟弟卖了。卖了3斗糜子，大约100来斤。我弟弟现在姓王，叫王重德，如今也67岁了。
幸亏我们家逃出去了。我走时我们这条巷有20多户人家，回来时一户也没留下，除了逃出走的。全饿死了。
我记得当时逃出去的还有两户。一户是杨国子家。杨国子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老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饿受不住，入冬就逃出去了，家里就剩下老汉一个人。
入冬后一天早晨，老汉出了院门想去寻点吃的。人东倒西歪的，立都立不住。遭饥馑时人都那样，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老汉刚走出院门没几步，倒在地上就死了。死了就死了，没人管。那年月村子里到处都是死人，谁也顾不上管谁。
不过逃出去也没能都活下来。逃到蒲城和韩城的两个兄弟活下来了，另外6口逃出去也全饿死了。
我没名字，村里人都叫我竹能妈。过去我的工分上填的也是谭竹能妈。我娘家在代堡村。那边饥荒比这边吓人。什么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糠和树叶都吃没有了，没活路了就只好往外边逃。
我三哥和一个本家兄弟逃到黄龙县那去了，死活不知，此后再没有回来。那时候比现在。那时候村子里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出门，连黑池镇在哪里都摸不着。但一闹饥荒，人胆子就大了，哪里都敢去，只要能寻着吃的。
人就是这，人什么罪都能受，就是饿罪受不住。我还有个小妹子那时才3个月，养不活只好给了人。我是10岁多就过来当童养媳的。我姐姐也是童养媳，她比我过来提早。到这边来总算没饿死，活下来了。
我有个姑姑家在池东村。听我姑说池东那年饥荒闹得更厉害，村子一多半人家都绝户了。我姑当时有4个孩子，两个男娃两个女娃。两个男娃逃出去了，两个女娃全给了人。不是卖的，是给了别人的。那时女娃不值钱，给都没人要，还敢说卖？
说起卖婆卖女人的事，最惨的是村边的刘娃。刘娃家没有地，一分地都没有。刘娃常年在黄河难上以拉船为业。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刘娃就把他女人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娃，一块卖到对河的山西永吉县去了。
听说卖了40块现大洋。当时40块大洋能买多半担麦。可惜麦没买成，刘娃自个也没吃上。他从山西那边过来没回到村里，就在南沟被人勒死把钱掏走了。尸身是第二年雪化之后才被人发现的，村里不少人去看过，说脖子上的绳还没解开。
再就是杨玉吉家。杨玉吉4个娃，全是女娃。也是饿得没办未法啦，他就把门板和窗扇拆下来，绑了个筏子，叫他女人和4个女娃全坐在上边。黄河那年结了冰，冰很厚，胶轮大车回走都没事。杨玉吉就在冰上拖着门板，把他女人和4个娃拉到黄河对岸。他开始哄他女人，说只卖两个女娃。但过了河就把四个女娃连婆娘一块卖了。卖了多少粮食不知道。他最后没饿死，但回来后就不怎么说话了，人看上去跟痴了差不多。
那年头，卖儿卖女卖婆娘的都有，卖房子卖院子的也有，就是没有卖地的，地那时候没人要。房子院子也不值钱，一间房能卖二、三块钱，连一斗麦也买不下。卖婆娘报导有。谭天有就把婆娘卖了，这村里年岁大些的人都知道。
人贩子领人来了，天有婆娘卖了，天有婆娘抓住门框不走，哭哩叫哩。天有上去把他婆娘的手扳开，说去吧，守在家里等饿死呀！
谭金海家是把房子卖了，一院房子全卖了。一家9口，5个儿子2个女娃，举家逃到富平、洛川那边去了。后来5个儿子中活着回来一个其余几口死活就无人知晓了。
冯生家也是把院子房子全卖了，一家7口逃出去，至今再没有回来。高克勒弟兄两个，原来是做生意的，论家境出去，在村子里是偏上等人家。
克勒爹就常常给村里人吹说他的这境是：“儿子不多有两个，麦子不多够吃馍，婆娘做饭我烧火，我不能争（欠）人人争我。”临到那年也撑年也撑不住了，也把房子卖了逃出去了。
别的村也一样。我外祖父和我舅家在路井镇刘家庄。我外祖父把我外婆卖了，我舅把我舅妈卖到富平县，卖了30块银元。但我舅妈停了几个又偷跑回来了，说那边和这边差不多，饿得受不住就跑回来了。
我们三兄弟，大白天在黄河滩锄地时，遭到了7只狼的围攻。我们背靠背，抡着锄头边喊叫边乱砍，狼就是不退，整整对峙了一个上午，还将二弟的后脖颈咬了一个大口子，后来村子里其他人操着家伙赶来了，狼这才很不甘心地逃走了。
同村杨德有的母亲饿病在炕，也是大白天，狼从院墙跳进来蹿进屋子，老太太问谁呀，没人吭声。老太太扭脸一看是狼，喊都没喊出一声，脖子就给狼咬住了。
最后狼把老人的血吸干，还想把人也拖走。咬着脖子将老人从炕上拽下来，拖出屋子，一直拖到院墙跟底下，狼才跳墙跑了。
那时候没吃到，狼也多了，狼开始吃人了！当年我刚满两岁，父母在田里干活时，让我在场边玩耍。场里那么多人，一只独狼居然溜到场边，乘人不备，将我叼起来就跑。满场人挥着扁担镰刀，喊着在后边追赶了三四里路，狼才在跳过一处崖背时将我丢下。至今，我屁股上仍有当年被狼咬伤的疤痕。
同村谭闯生家养着一条狗是全村的狗王，壮得像只小牛犊似的。一天谭闯生到井台去挑水，回来发现狗不见了，院子里满地狗毛和血。原来三四只狼乘他出去进蹿进院子，硬把狗咬死后拖走了，连狗脖颈上套的铁圈也咬断了。此后，各家都给狗脖颈套上了带刺的铁圈。
还有谭昌明的妻子，晚上起夜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撒尿，被事先钻进院子的一条狼从手内将孩子叼走。全村几十个青壮年打着炎把追寻了一夜，到底也没孩子找到。
还有一对夫妻，大晌午在地里拔豌豆。开始两口子并排往前拔，一边拔一边说着活。男的手快，拔着拔着走到前边去了，妻子在后边说你拔你的我能撵上，丈夫拔了一会又叫妻子快点，没听见妻子回话。扭回头一看，只见妻子已经被一条狼扑倒在地，脖子都已经被咬断了。
村里有一个姓谭的武秀才，一身功夫，平时赤手空拳，七八个小伙子也近身不得。村里当时一般人都不敢单独外出，即使是年轻小伙子，门也是三五拱伙，提着马刀棍棒吆吆喝喝的。
武秀才自恃有功夫，没把狼放在眼里，结果还是被狼害了。那天他单人去县城办事，回来时和狼遇上了。多少只狼无人知道。那时候狼都是一群一群的，少则七、八只，多则一、二十只。最多时，有人见过七、八十只狼集成一群浩浩荡荡从村了中间通过，就像一支土匪部队似的。武秀才那天肯定是各一大群狼遇上了，到底未能逃脱，等村里人寻见他时，胸膛、肚子都已经让狼掏空了。
我那年16岁，已经不小娃了。那时候大人小娃全一样，全没有活干。地里到处红光光一片，一丝绿叶都看不见，树枝树杆全是折的，树叶树皮早捋光剥尽了哪里还有稼活干？有活干人也干不动，大人小娃全都饿软了，每天出门唯一干的活就是四处寻找吃的。我那时常到村里的龙王庙前边去，那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去那里求雨，那时已经没人求雨了。
人饿到那份上，连龙王爷、连神都不信了。除了肚子，别的什么都不顾。龙王庙前有卖馍的，也有卖包子的，卖馍的笼口盖好几层布，只留个很小的口，怕人抢。卖包子的不说是什么馅，不说是猪肉馅羊肉馅还是牛肉馅，也没有人敢问是什么馅，反正是肉包子，有肉味。
其实当时村里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人肉包子，但没有人敢说。卖的人买的人都不说。我没吃过那种包子，但见过别人吃过，还见一个人从包子内吃出片人手指甲。我记得还有人问吃包子的人是什么味，那人说跟猪肉差不多。
卖包子蒸笼底下的灶火里，填是柴炎和死人骨头！这我可记得清清楚楚，是不是人骨头，大人小孩一眼都能认出来。人骨头烧着了跟柴火不一样。滋滋响，冒着油泡，有烟还有一股说不来的气味。
那年我9岁，差一点被别人给吃了。那时候，各家各户的大人都不敢叫小娃出去。一是怕狼和狗。那几年狼特别多，大白天狼进村叨小孩的事经常发生。狗比狼还可怕，狗那时候吃死人吃得全身都脱毛，人一倒下狗就吃，见了小孩扑上去就咬脖子。再就是怕小孩出去被别人吃了。
那一年蒸的煮的吃小孩的事传得到处都是，还有亲生父母吃亲生儿女的。我就差一点给人家吃了。我记得那一家是弟兄两个，就住在龙王庙前边那条巷里。他们哄我说给我馍吃，叫我跟他们到家里去取。那时候小孩一听到有馍吃，你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叫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一进屋子他们就把门关了。还叫我坐到炕上。我刚坐到炕上他们就上来捏我的腿。幸亏我爸和我哥他们听到消息，寻着追来了，我才没被吃成。现在一想起那弟兄俩当时看我的眼神，心里还直打颤…
我们村那年总共饿毙饿死多少人，这我说不上来，没计算过。但我知道住的那条巷，36户死得只剩下14户。有逃出去的，也有饿死的。人没吃的了，可不就只剩下一个死！什么都吃光啦，只要能嚼烂能往肚里咽的东西都吃光啦！糠、玉米芯子、棉籽、刺根、柿子树叶、杏树叶子，我都吃过。
还有榆树皮！榆树皮那是好东西，比其他树皮都好吃，当然不会比正经粮食好吃。怎么个吃法？把树皮剥下来，烤干，碾成面，熬成稀糊糊吃。有时掺点别的东西，有时什么也不掺，就那样喝。我们村子四周原来榆树最多，后来就绝种了！
那时候还有杀人抢粮的。一宗是杨玉祥家。杨玉祥现在还在世，死的是他父亲。不是饿死的，是被人打死的。
那年冬天，杨玉祥他父亲从山西那边贩回二百斤糜子，刚进门，就有人把杨玉祥叫出去。等他回来，他父亲已经被人打死在炕上。用枪打的，腰上穿个洞。二百斤糜子一颗没剩，全被抢走了。谁抢没人知道。那年月土匪多，政府也顾不上查问这类事，死了就白死了。
再一宗是杨成娃家。成娃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面，就被人勒死在灶房里。听说面不多，就二三斤，成娃正打算做了吃一顿饱饭，结果就叫人给害了。
还有杨自成家。杨自成原来弟兄5个，老四和老五卖到北山头去了，剩下老大老二老三弟兄三个，另外还有他爸和他妈。自成爸那年有60多岁了，老汉不是饿死的，是被三个儿子活活勒死的。也是那年冬天的事情。
那天弟兄三个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麦子，他们偷看磨子，磨完麦子之后扫磨眼时，老汉饿急了，用手捏了点面就往嘴里头塞。三兄弟上来就把他爸勒死在磨道里。自成娘后来也没活多久。第2年的糜子收割后，自成娘一顿吃糜子面饼吃太多，活活给撑死了。
这事不用想不用回忆，民国十八年年景谁能忘得了？人忘了肚子也忘了！我们这条巷饿死的人，我给你从巷头数：先是梁开吉一家。几口？6口还是7口反正全都死了。全是饿死的，一口也没光出去。
再是梁昌一家。儿子逃荒走啦，随后老汉把女人卖啦。那时候卖女人的多哩，梁启贤也把女人卖啦。还有卖儿媳妇的，梁向引就把儿媳妇给卖了。梁芒贤的女人也给卖了。梁芒贤的女人不是他自个卖的，是叫人拐卖走的。梁家昌把女人卖后不久，老汉自已也饿死了。一家人全死绝了，后来院门也被泥死了。
还有梁碰了一家，也是饿死的。还有梁存祥。梁存祥是在黄河的冰面上摔死的。那年黄河结了冰，梁存祥和另外三个人到山西那边担粮，回来时在冰上滑了一跤，人就给摔死了。结果加那三个人，把存祥的那担粮食分开担回来，把人扔在冰上不管了。
再过来是梁更志家。梁更志一家9口，都没有活过那一年。梁更志是跳井死的，他那年有36岁，管着我们这条巷300亩地的催粮差事。他不是村长也不保长，就是按田亩划分，叫他管300亩地的粮差。每年到时候，县上催粮的人不找别人，专来找他。你想，地里啥都不长，人都饿得吃人肉哩，他到哪里去催粮呀？他是个好人，不忍心催大家，就跳井死了。那井有36丈深，人一下去就甭打算救咧。那口井还在，就在场那边不远，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报章实录
《大公报》1929.4.9.
《申报》1929.4.28.
《大公报》1929.5.5.
《大公报》1929.5.5.
《大公报》1925.5.5.
《大公报》1929.5.6.
《申报》1929.5.8.
《大公报》1929.10.10.
[特别鸣谢]：《西安档案网》、《坊上人》、《西北秦人》、《HYSTERIA(台湾，正体)》、中国气象频道《陕西旱灾惨剧》（上、下）、美国《LIFE》记者拍摄到的民国大饥荒…更多资料INXIAN正在收集整理中，和您一起还原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