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5) 在吴德峰同志身边工作
—— 回忆吴德峰和戚元德同志
肖佛先
1933年春夏，吴老从中央苏区来到湘赣苏区。同年深秋，戚元德大姐也被调到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任秘书长（她原来在中央军委毛主席、周总理身边任机要科长）。从吴老在湘赣苏区任保卫局局长认识他们起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曾经过许许多多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无限感慨，并引起我深切的思念。因年代已久，许多事情已记不起来了，现在只能将所记得的，可能有些并不十分准确的情况，简单地记下来，以示对两位老人的纪念！
在湘赣苏区保卫局时期的一些情况
1933年前，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搞得非常混乱。真反革命和假反革命混在一起，是非不辨，不仅在一般干部中，在某些领导人中间也是如此。早晨的革命者，下午就可能成为反革命，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当时各级保卫局的干部，也有不少被关杀的，吴老前任的几位局长如谭牛山等就都被搞掉了，我们永新县的保卫局长李鳌也被关押。省里有一些领导也被关押流放了。当时肃反的突出问题是抓反革命“AB团”。一时间草木皆兵。县区乡村都在查“AB团”，弄得人心惶惶，对所抓的人不执行政策，不实事求是，而是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使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灌大便等残酷手段对犯人进行审讯逼供。当时是刘士杰等人在那里称王称霸，每天都有人被砍掉脑袋。吴老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3年春夏之间由任弼时同志提名任命湘赣苏区保卫局局长的。
吴老到任后，首先抓机关的整顿工作，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凭他的工作经验，通过召开调查会、座谈会，并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了解，对原有干部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挑选，留下了一批得力的人员，我原在永新县保卫局工作，吴老要人，县里把我推荐来，当时我只有十四岁，吴老为了考验我，故意说我是小“AB团”，把我捆在他的桌子腿上，观察我的态度表现，当时年纪虽小但脾气很倔强，不怕威吓利诱任怎么问，我都说“不是AB团，就不是AB团”还敢和吴老顶嘴。最后吴老笑了，说：“这小子嘴还真厉害，天不怕，地不怕，是个硬骨头，就留在我身边当勤务员吧！”就这样我调到了省保卫局工作。在保卫局内设立审讯、侦察、机要、总务和保卫大队几个部门，很快就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工作。吴老向全体干部讲解了革命道理，叙述了中央的肃反政策路线，提出了审查犯人的方式方法，指出了逼、供、信的危害性。教育大家在审讯犯人时不能再踏“一问、二打、三招供、四定案、五察觉的覆辙，必须以事实为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制止和纠正了乱捕、乱杀的严重错误。还向保卫队长和政委讲了应该如何管理犯人的问题，告诉他们犯人不管是什么问题，不能不给饭吃，不能靠打解决问题，打是打不出名堂来的，打伤了我们又没有医药治疗，对原关押的犯人凡没有确凿证据的，都给予教育释放，对作战失误的犯人也给予从轻处理，如当时有一个叫赖传夫的连级干部，因作战指挥失误，在战场上要军法处置，杀掉他，特派员把他送到保卫局关押，经过调查，吴老认为他没有反革命的问题，在当时极左的情况下，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便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做马夫，带着长征，解放后该人当上了广东省军区的副司令员。涉及到复杂的案子，真伪难分，情况一时难以查明，特别是与苏区外面有牵连的人，则继续关押，并不急于处决。当时吃盐很困难，到白区贩盐很贵，便利用这些犯人为部队熬硝盐，在苏区组织犯人劳动生产真是吴老的创举啊！对重犯、要犯，特别是涉及高级干部的处理都要经过省委讨论并及时向中央肃反委员会请示报告，在那时为了反对乱捕、乱杀一些革命同志，吴老和陈洪时、刘士杰等人有时吵得拍桌子甚至骂娘，记得有一次他把钢笔都拍断了，刘士杰他们不仅不肯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经常借故攻击吴老是右倾。
长征开始，上级命令重犯、要犯一律处决。张启龙同志因在战斗中放走了俘虏的敌团长，作为通敌首犯也在被杀之中。吴老调查了解情况后，则千方百计，将他保了下来，并让他随同保卫局的队伍一同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保卫局对他不仅没有捆绑关押，吴老还配马匹和勤务员照顾他，还积极为他解脱，并建议任弼时同志安排他工作。吴老保护过的还有袁德生同志（被陈洪时、刘士杰等人打成“AB团”分子的原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长征出发前，袁德生同志也被列在处决名单之中，吴老为了救他，曾设计让保卫局的人，将其蒙面，以图带走，不巧途中被刘士杰碰上认出（袁德生的个子瘦高）杀掉，吴老后来每每谈起都很感惋惜。
过去在县保卫队时，没有文化和政治学习，我们从未开过学习讨论会，也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俄国十月革命一无所知，根本不懂革命道理，吴老他们来后，先组织大家学习，油印文件开，讨论会，出墙报，贴马克思列宁像，使机关部队和干部战士懂得革命道理，启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为后来长征行军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长征路上的艰苦斗争
1934年6月国民党对苏区第五次围剿时，我们撤出了江西省永新县，我们保卫局带着关押的犯人一起上了山，长征行进中，坏蛋刘士杰则一反常态，要求带领人去征集粮草，途中转移方向（朝敌人方向走），散布消极情绪，企图瓦解部队的战斗力，当同行人指出问题时，他做贼心虚表现恐惧，半路上带着枪支去叛变投敌，被他的警卫员赵志高发现把他送交就近的部队审理后处决了。
8月初，我们离开黄岗开始长征，因当时走的仓促，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准备的很不够，8月12日到湖南的桂东桂阳地区，才成立军政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任弼时，军团长是肖克，政委是王震，保卫局长是吴德峰。8月盛夏，气温很高，战士们背着武器、干粮、大发报机和笨重的炊事用具，还带着沉重石板印刷机，最麻烦的是带着犯人，严重地影响了行军速度。环境逐渐恶化，防暑治伤治病等一切药品都没有充分准备，战士们中暑，害疟疾，拉痢疾，发高烧的很多，好在大家都是贫苦出身，不怕艰苦。许多疾病都是突发的，在危急抢救的情况下，吴老不仅是局长，还是“郎中”（吴老的祖父是精通医术的中医，家中开中药铺，因此吴老懂得一些医术）。能买到西药时，就竭尽全力购买一些，打土豪时也尽力找一些，再就是利用土方结合草药进行治疗。如感冒受寒，煮姜水喝，中暑则刮痧，拉痢疾煮马齿苋水喝等等。
长征开始后，戚大姐调保卫局机关任支部书记，负责协助吴老做政治思想工作。吴老他们凭着自己的革命觉悟，依靠党的力量，在严重困难的时候，积极向大家做政治思想工作，帮助战士分析中国的前途，使大家看到中国革命的曙光。
在我们离开江西过了几道封锁线以后，到了湖南桂东桂阳地区，在一次夜行军中，我和吴老一起从一座高山上摔到了山谷中，吴老摔坏了几根肋骨，我砸伤了脚后跟和跌坏了腰椎骨，吴老伤后缺乏营养，身体很快就虚弱和消瘦下来了，但他仍坚持工作。此时则更加重了戚大姐的负担，为了使保卫局这支队伍不垮、不散，坚持到胜利，他们花费了不少心血和精力。
1934年10月24日，我们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地区与贺龙领导的二军团会师，两个军团合起来，战斗力增强了，年底前连续占领了湖南的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同时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吴老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戚大姐仍是我们机关的党支部书记。
红二军团(会合后红三军团改编为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合后，在桑植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参加了发动群众斗争地主、筹粮、筹款和招兵等，宣传革命道理，并发动群众向国民党进行斗争，当时以桑植为根据地向外扩展地盘，我军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之间的广阔地区。
当时部队主动向敌人展开军事行动，战斗不断，使病员大量增加，重伤员要运往后方治疗，后方医护人员短缺，行政管理方面压力也很大，物质条件特别困难，政治思想工作急需加强的时候，戚大姐被调到后方医院任宣传科长，实际上她不仅做政治宣传工作，而是承担着医疗以外的所有重担，如伤员坐担架，沿途吃、住和护送等等都由她负责解决。当时所处环境是新开辟的地区，动员群众抬担架很困难，一时照顾不利，有的伤员还要发脾气骂人，她都得亲自去做工作。
我记得当时上级为了加强后方医院的领导，派了一位主力部队有名的陈忠尧团长担任后方医院院长，杨南贵同志主持治疗工作，他是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既懂点中医又会点西医的医务人员，技术虽有限，但在治疗上认真负责。药物特别缺乏，大家还是想尽办法利用草药，使许多伤病员治愈后，重返战场。戚大姐在工作中和他们配合的很好，得到了伤病员们的拥护，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戚大姐的身体却从那时候起虚弱和消瘦下来了。
当部队转向湖南战斗时，在战斗中曾生俘敌师长张振汉，不久又抓到了两个“洋人”都交保卫局处理。吴老认真执行我党政策，不但没杀他们，还派吴志坚和贺传志等同志照顾他们，特别是对张振汉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他为我军提供情况，有时还和张振汉坐下来谈古论今，宣传我们的政治观点，使他由害怕不服气到相信和佩服，后来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对几个俘虏来的敌人电台的技术人员，同样用政策感召他们，使他们消除了恐惧，在破译敌军电码和建立我军电台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洋人”也曾为我们提供了地图和部分资金。有次走险途三个洋人说什么也不敢走，其中有个女的很胖，还大哭大叫，实在没办法，最后吴老组织保卫局的战士将他们背抬过去，否则留在毫无人烟的地方就只有死。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人道主义。
1935年11月下旬，我军由桑植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进行第二次长征，当时遭敌人十几个师包围和堵截，我军转战于湘西黔东之间，往返迂回与敌人进行战斗。进入贵州省连克黔西大定。在此地休息了几天，全保卫局人员在这里照了一张合影。在毕节休整了二十几天，发动群众，仅二十几天时间，就有五千多人参加了红军。毕节有一位80多岁的当地名士周圃园也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和我们一同行进，解放后他还活着。
1936年2月间，敌人又以几个纵队十几个师来围堵我军，企图消灭我们，此时部队已西进乌蒙山区，这个大圈子绕了一千多里，占领了盘县，继续向西进入云南，在云南占领了几个县仍一直向西，绕过昆明以后，仍然继续向西占领了鹤庆县城，在此休息几天后，便向就近的金沙江挺进，4月27日过了金沙江，过江后就爬上迎面的一座大山去，走到半山腰时发现此山是一座常年积雪的大雪山，这里属云南省最北面的中甸县，是藏族地区。事前，我们什么都不了解，毫无思想和精神准备，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生活也不适应，吴老则再三强调让我们注意民族政策，不能胡来，否则我们不仅衣食住行无着，背后还会有人打黑枪来杀害我们，搞得不好将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走不出这个地区。保卫局侦察科派人找来了懂汉语的老百姓，向他们讲解了我党政策，解除他们的惧怕心理，并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请他们为我们当翻译，（当时管他们叫通司）沟通思想达到互相理解的目的。在这里用银元能够买到吃的东西。当时全局人员，没有一个违犯民族政策和遭黑枪暗杀的，我们顺着几座雪山向金沙江东岸北进时，战胜了严寒和缺氧、缺粮等困难，胜利的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6月中旬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
在甘孜召开欢迎庆功会，朱总司令、贺龙同志都讲了话，对部队进行了调整，补充了生活用品，三十二军军长罗秉晖同志对我们特别友好，送给许多急需的物资，如毛衣、毛袜等。
到甘孜后，成立了中央西北局，我们随同吴老离开了二方面军，到白区工作部工作，吴老任部长，当时我并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更不知道张国焘控制的这个所谓的中央西北局的性质，但在工作期间，吴老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反党行为是坚决抵制的，因此受到了张国焘的打击和排斥。如过岷山以后，张国焘就搞了一个阴谋害吴老，当时那一带土匪很多，经常骚扰我们部队，我们反击，他们就投降，我们一走，他们就哗变，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张国涛却让吴老只带几个连队指导员和原来跟他的警卫员去改编土匪队伍，组织所谓的“抗日救国军”。实际上是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戚大姐抱着初生的女儿岷生也一起同往，我们到土匪队伍不久，我们的大队已开走了，吴老发现土匪有哗变迹象，即时通知已下连队的所有政治指导员提高警惕，晚上回到土围子里来住，当天下午土匪头子派人来“宴请”吴老，吴老叫戚大姐和我们几个人守在土围子里，他带着警卫员曾光梅、颜太龙、彭海贵、彭协庆几个人前去赴鸿门宴，土匪头子几次想动手，因看吴老有所警惕，并且人员有所准备，而作罢。在摆宴同时，土匪头子还派一小股土匪骚扰土围子，也被我们顶住了，他们打了一阵枪，看见吴老他们回来了，也就撤走了。当夜土匪队伍偷偷的逃跑了，我们有几个连队指导员因未及时返回而牺牲了，张国焘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竟妄图利用这次事件说吴老丢了部队和枪支要军法处置，要枪毙吴老，被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以吴老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人杀不得而阻止。
在过草地、爬雪山过程中，吴老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斗争经验，带领全体战士闯过了一道道艰难险阻。这些地区气候反常，一会儿雨，一会儿雪，还常下冰雹，雪山上空气稀薄，喘不过气来，我们就眼见到不少人在雪上稍一停步或喝口水就倒下来，永远起不来了，吴老则让大家明白呼吸困难是自然现象，并不是病，只有坚持走出这个地区，就是胜利，他让宣传队高举着写有“不准停留，不准喝水，坚持就是胜利”的牌子，进行宣传鼓动，过腊子口时就更危险了，只有一条险路，是从半山腰在缝中间开凿出来的小路，其间架着好几个木桥，木桥上的木板都腐烂了，其中，还有多处木板已脱落，走起来颤颤悠悠，每次只能走一个人，只见桥下河水如同一条白布在晃动一样，如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吴老则一面嘱咐大家当心，一面又谈古道今的鼓励大家，凡长征经过的险要地段，吴老都特别关心同志们，不论是爬山，过草地和过腊子口，他都事先讲明应注意的事项。我们当时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样，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谅互让，同甘共苦，因此我们保卫局在长征路上所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
在长征路上，我因为年龄小，又加上摔伤了腰和脚，经常走不动掉队，特别是1935年，战斗频繁，我曾经进医院，有人曾多次提出把我留下，交老百姓就地坚壁，（实际上就是丢下我），在龙山找了一个老婆婆，在桌子上放着银元，她也表示保证我的生命安全，吴老和戚大姐说我一直在吴老身边工作，了解很多机密情况，坚决不同意留下我，一路上常把他们的马让给我骑，因此我得了一个“二局长”的绰号。吴老是较深度的近视眼，白天走路还勉强，夜间就深一脚浅一脚的经常跌跤，可他从没有埋怨过我，仍像慈父般的照顾我，要不是有这两位老人的关心，我的尸骨早扔在长征路上了。
1936年年底到了会宁，三个方面军（一、二、四）在这里会师，开完庆祝会后吴老离开西北局，直接到达保安中央所在地了，会宁是回族地区，当时我们是赶着一群羊当作途中粮食的，途中没吃完的羊都交到外交部李克农部长处了。至此，我们从1934年8月开始西征，到达保安是1936年底，用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艰苦战斗历程。
在西安做秘密工作时的简要情况
1936年11月底或12月初到达保安，我们随吴老住在李克农同志主持的外交部，当时深深感到回到家了，心里很踏实，每天只管吃饭，睡觉和玩，留声机天天放毕业歌，我们几个小鬼跟着唱，两年多的长途跋涉，精神、体力都需要恢复，特别是我这个病号，在这个安定的环境中，体力和精神都得到了休养，心情非常舒畅。
吴老和戚大姐则忙于会见他们在瑞金中央机关时的战友和熟人，就此机会，我有一次见到了贺子珍和邓颖超等几位大姐，正当我们兴高采烈之时，吴老得到了双十二西安事变情况，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了，逼他抗日，十三日吴老已意识到我们已无时间休息了。很快李克农同志找吴老一同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回来时便告诉我们很快就要去西安工作了。
当组织上决定吴老、戚大姐带着小岷生和我一同去西安做地下工作时，我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但当时保安不仅没有机场，连去延安的汽车路也没有，只有步行，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延安，到延安后才知道只有张学良的一架小专机，因机身小，只有周副主席和吴老等人乘飞机走了，留下戚大姐带着孩子和我还有周副主席的两位参谋等同志着坐大卡车去西安的。几天后赶到西安，由张学良手下的一位副官接待我们，住在六国饭店，停留几天，准备制装，然后搬进兴隆巷一个普通的居民四合院，以家庭的面貌出现，开始住机关搞秘密工作。用伪名字，伪籍贯报了户口，吴老化名吴铁铮，是河南信阳人，公开身份是《工商日报》记者，他经常便服，西装很有派头的进进出出。
1937年元旦后，邓颖超大姐也搬到我们一起住，周副主席在陈参谋保护下，经常秘密的来兴隆巷，同时还来过几位地下工作同志，我记得有梁明德和李一氓夫妇等。吴老和戚大姐与叶剑英和危拱之的关系也非常好，时叶帅正与危拱之谈恋爱正在热恋中，有次他们出游抱着岷生在树下吴老还给他们摄下了一张情趣的照片，照片背面
1938年春危拱之叶剑英怀抱岷生(吴老三女儿)在翠华山摄影。吴德峰损影
吴老非常有趣的写道：“危拱之叶剑英打热捶(谈恋爱)时抱着岷生在翠华山摄影。”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同志亲密无间的纯洁友谊、情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8年，因机关扩大，人员增加，乃搬到曹家巷，当时配有机要员、译电员，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敌方党、政、军、特包括学校，都有我们的人做秘密工作，戚大姐就被派往竟存中学任教，为适应保卫延安的需要，对军事方面的情报，我们特别注意，敌人一发报，党中央马上得知消息，为此党中央曾表扬过吴老在情报工作的功绩。当武汉失守前后，周副主席还亲自到西安看望了吴老和戚大姐，吃饭中谈了工作，并表扬了西安的工作。并嘱咐我好好地安心工作，待有适当人选，再派人来接替我。
1938年张国焘叛逃到西安，我党不少情况被张国焘出卖了，加上叶青（原名任卓宣）叛变（在上海），在西安办了《抗战与文化》专刊，搞反共宣传，随之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也逐渐猖獗，四处以摆烟摊为名实际是盯我们的梢，既此，吴老仍是千方百计地做调查研究，摸索敌特的活动规律，在时间上钻敌人的空子，仍旧经常设法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伍云甫主任商谈工作。
1939年夏，我们又迁到教场巷居住，此时形势更紧张了，由于八路军办事的一个勤务人员被敌特“突击”，供出吴铁铮是陕西省省委书记（他并不认识吴老，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过这个名字，错误地把吴老当成陕西省省委书记），国民党特务如临大敌，四处通缉要抓吴铁铮，同时周副主席在重庆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为了保存实力，让我们把工作范围收缩些，工作方法也要收敛些。并请吴老撤回延安，为了工作，吴老一直坚持工作，并讲等有适当人选接替时再走，直至1940年四月才奉命撤回延安。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工作时期的简况
由西安回到延安，吴老在农村工作委员会工作，农委是公开对外的名称，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交通局，吴老任局长，吴老到任的第二个月的月底，就接受了派送一批秘密工作干部的任务，他带着整整一卡车刚刚培养出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如发报员、译电员和机要员去西安分配工作。当时名为国共合作，实际是国民党处处设防封锁我们，派送途中通过了胡宗南的封锁和种种的障碍，才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曾三同志接待我们。待这些男女青年分赴全国各地之后，吴老和我在八路军办事处二号院住了几天后，吴老又化装成国民党党部高级官员，于七月下旬返回延安，此后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
农村工作委员会是个新建的单位，首先抓机关建设和调配干部，当时该委工作涉及国内外两部分，除利用交通员外，还设有专用电台，当时国外和苏联联系较多，所得情报也更加广泛了，1942年延安搞大生产运动，在吴老领导下，农委做得很出色，收获很大，受到中央的表扬，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到农委住地候家沟时曾握住吴老和戚元德大姐的手，祝贺他们工作取得了好成绩。任弼时同志也亲临农委祝贺生产所取得的成就。1944年吴老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5年冬，我随吴老撤出延安到张家口，从此我就离开了二位老人，留在晋察冀银行总行工作了。
吴老的高尚可贵的道德品质
吴老的一生是胸襟坦白、光明磊落的。他艰苦奋斗，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时时处处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利用职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更不以权谋私，在他任武汉市市长时，他的大儿卅生武汉大学毕业，本可以照顾爱人关系，留在内地工作，吴老却鼓励他到新疆去支援边疆工作，二儿子爱生从航空学院毕业后，吴老又动员他到基层工作，不要留在北京，女儿岷生大学毕业后，本可以留在身边，吴老则念及她的爱人是军人，当时在山西临汾，为不影响他的工作，毅然让她去山西工作去了。小女儿持生1969年也由吴老和戚大姐二位老人动员到三线参加建设去了，直到1972年二位老人双双病危住进医院，身边没有人侍候，持生不得不请假回京照顾，在此情况下，二老也未向组织提出困难要求，他们的战友、病友得知此情后，在路宾、谢鑫鹤、张亮等同志积极帮助反映下，才由组织上照顾把她调回京，她的爱人刘国良直至二位老人去世后于1979年才调回北京。
吴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分配，从不争名求利，做秘密工作时，连个职称也没有，他却心甘情愿地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身边展开工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看到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一个个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已是中央委员，中央政府部门要员，他从不攀比，而是高兴，并处处尊重和支持他们的工作。
吴老坚持党的组织原则，从不犯自由主义。做秘密工作时，经常教育我们不该知道的事，不要问，在戚大姐面前也如此。每当外勤同志回来汇报工作，也让戚大姐回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四人帮”怎样残酷迫害，他仍缄口沉默，保守党的机密。
吴老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宽厚亲切，体贴入微，在长征路上，他经常把马让给战士们骑，在西安做秘密工作时，在炎热的夏季为忙于发报的同志扇扇子，寒冬时又为他们生火取暖，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把自己生活费和孩子们的生活津贴费全部拿出来，解决部下的吃饭问题。
我从十四岁起就在吴老和戚大姐身边工作，我能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与他们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他们的高尚品德是我学习的楷模。他们为党的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将会永远载入我党的光荣史册。
(1987年5月)
肖佛先在西安左起前排：肖佛先粟岫石(肖夫人)
后排吴持生 吴逢光 尚宗旺 宋明发
肖佛先(1919-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32年5月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至1936年跟随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1936年“双十二事变”，跟随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到西安参加秘密情报内勤工作；1940年至1943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和中央社会部培训班学习，历任勤务员，中央社会部、中联部保卫干事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张家口卫戍司令部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副政委、华北军政大学青年纵队大队政治处主任。1950年转业地方，历任中国科学院秘书处、人事处、行政处副处长、处长，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科技大学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等职。1982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