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七十六节 只上到小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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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呼之不归，始终没能踏上回乡的路。倒是同一屋檐下长大，以后结成秦晋之好的父亲赖永等和母亲王注治两人感情甚笃，除了务农，两人一辈子创造的奇迹便是生育了8个儿女，品种齐全，龙凤各半。
赖昌星生于大跃进的年代，她在家中排行老七，前面4个姐姐2个哥哥，当然以后他后面又尾随跟上来一个小弟。赖昌星生下来那阵子正赶上全国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可赖家就是砸锅卖铁怕也无法赶上这份热闹的光景。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家里惟一一口大铁锅，既要烧人吃的饭，又要煮猪进的食。为了养家糊口，父母起早贪黑，日夜操劳，30多岁的母亲过早地驼了背，而父亲的额头也已布满或深或浅的皱纹。
父母持家勤勉，为人好善，在村里村外的口碑极佳。尤其是父亲赖永等，禀性厚道、本分，却又不失正直、公道，敢说敢干，许多村民家中的大小事全找他参谋、帮着拿主意。
1954年赖永等顺理成章地被举荐为烧厝村的村长，一年之后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刨土挖坑，种下一排排挺拔的绿化树和顽强的防风林，为的是抵御台风的肆意为虐。并组织大伙在村庄的山坡上，甚至农家的庭院里种下一棵又一棵龙眼树，使贫瘠的烧厝村彻底改变了模样。尤其是60年代初期，赖永等身先士卒，带动村里多名共产党，战天斗地，开山造林；主动登门拜访，关心村民疾苦，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使全村人民顺利地渡过3年自然灾害的险情和难关。当时人民日报记者专门报道过赖永等的先进事迹。赖永等在烧厝村有相当高的威信。1988年9月，赖永等病故时，晋江青阳镇政府特地为他举行了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应该说，是父辈不懈的努力，才使得原本单传的赖家变得人丁兴旺，势大力强。尤其父亲担任村支书的重要职务，而奠定了赖氏家族在烧厝村不可低估的社会地位。
赖昌星6岁开始下地拾粪，7岁开始上山砍柴，还要放羊放牛。可一年到头吃稀的，穿薄的，苦不堪言。因为家里贫困，直到10岁那年他才背着哥哥用过的一个破书包开始上学。每天他得先将牛牵到学校的后山坡，牛在山坡上吃草，他就赶到学校上课，下课后再到山坡上把牛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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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半农半读也只勉强维持了3年。还是因为家境贫困，只上到小学3年级的赖昌星只好辍学。牵牛赶羊的活儿他早已厌烦，当然由小弟“接班”了。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赖昌星的心思根本不在“当家”上。家，缺衣少食，一贫如洗，“当”得还有什么劲。再说，父母和姐姐哥哥近10个劳动力挣工分，足以对付家里那十几亩的农田，根本不需要他在田地间光着脊梁穿件牛头短裤跟着瞎忙乎。
13岁的赖昌星向父亲正式摊牌，说他不想务农，他想在本村做些小买卖。那毕竟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导向的年代，所谓“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人们自然羞于谈钱，耻于谈钱。况且父亲是村支书，属于那种宁可勒紧裤腰带，也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模范共产党员。
父亲自然接受不了儿子的突发奇想。儿子说起做买卖眉飞色舞，父亲却谈钱色变。可赖昌星一意孤行，他背起大箩筐，挨家挨户收购龙眼、柑橘、石榴等水果，然后挑到镇上去卖。有时也去批发一些冰棒，到田头、校门或民工聚集地沿途吆喝，招揽生意。
第七十七节 从小商贩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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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没读多少书，但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做起小生意倒也显得聪明灵巧。这应该说是他有别于其他孩子的独特天赋。这种乍看起来想必偶然的现象其实预示着未来某种发展的必然结果。他13岁就有做“小商贩”的勃勃雄心，30岁想当“大商人”，40岁想成为“大富豪”的凌云壮志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区别只在于，他以前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出卖劳力往腰包里积攒小钱，以后完全靠一种“买空卖空、走私偷税”的投机手段发财致富，完全着迷于一场游戏一场梦的金钱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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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赖昌星能吃苦。1976年，附近南安县的驻军部队招收民工，说是要搭营房、垒猪圈、挖水井。18岁的赖昌星知道这一消息后毅然撂下生意担子，随同大哥赖水强一起外出打工。这也算是他第一次跳出“农门”，这一跳不仅暂时摆脱了家乡那片荒芜与破败，而且注定他从此以后力争要实现角色的彻底转换。
驻军部队的工期完成后，大哥背起行李返回老家继续修地球，挣工分。赖昌星却不想回去，他已经没法继续遵循父辈沿袭下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期间，他到农机厂当过锻工，摆过地摊，卖过挂历、阳伞、尼龙布等杂货。后来他又在晋江石狮开起一家鱼丸店，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不亦苦乎。表面看上去他似乎已经摆脱贫困的山沟，完成“农民哥”角色的转换，可实际上还是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没有固定职业，只能是散兵游勇，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以维持基本的温饱。
80年代初期，海峡两岸的渔民开始了民间交往，探讨两地市场的供求关系。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走私风潮顺势掀起，那时候每天停泊或者游弋在台湾海峡的港台走私母船及大陆接货小船有几十艘甚至上百艘，而私货的交易点一般都在晋江和金门的海面上。晋江沿海地区的很多群众，有的离开工厂，有的扔下锄头，有的抛弃渔网，有的甚至告别学堂，倾全力驾舟开船，参与海上“水货”（走私货物）的贩运。
赖昌星当然不会是个纯粹的“搬运工”，凭他商品经济的观念和活洛的头脑，要当个组织者和策划师，寻找最合理、有效的商品交换方式和等量标准。他能在一天之内调集几公斤的白银、黄金，然后让人到海上去与那些台湾佬兑换私货，泊回成船的双狮日历表、电子计算器、电动剃须刀、双卡收录机、彩色电视机等一些国内相当紧俏的商品，再从石狮这个走私货物的集散地不断地向外批发。与此同时，大把的现钞不断地涌进他原本显得干瘪的腰包，有时候他成天猫在家里，嘴刁红双喜牌香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数着那半天也数不完的钱，感觉好极了。
赖昌星抓住了这种在他看来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施展浑身解数，发挥潜在本能，誓与这种机遇相拥相伴，直到“奇迹”的出现。
那时候，远从北京，近至厦门，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人都奔涌石狮，托关系找门路购买进口日历手表、收录机等走私货。来者都是客，他热情有加，有时碰到有身份、有来头，或者说话投缘的，他一高兴难免价格从优，有时还会笼络人心地搞些买二送一的经营之道。以他的仗义豪爽，结交了不少天南地北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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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靠走私赚取了一笔“灰色收入”，有人说他发的是不义之财。他很生气，跟人叫板。他可从来不认为自己赚的这些钱来路不正。那时候没有人认为买走私货是违法的，相反那是一种时尚，一种有能耐的表现。
第七十八节 先盖“赖氏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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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后，南方沿海地区兴起一种叫做“来料加工”的新型贸易，商品经济的又一个大潮汛奔腾而来。小小晋江，雨后春笋般地丛生出几百家上千家乡镇企业。赖昌星不失时机，也办起了一家来料加工厂，招聘50多名工人，加工生产纺织机台和汽车配件。完全遵纪守法、循规蹈矩，严格按照画好的格子走路那不可能，活人哪能被尿憋．死？同样，商人哪有不“打擦边球”的呢？但他也不至于玩得太离谱、太过分。据说那年晋江县人民政府还将他的企业说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挂在墙上的奖状虽撑了脸皮，却不能撑肚皮，更不能撑大腰包。作为典型的晋江人，赖昌星身上似乎永远躁动着不安的活力。谁叫他正赶上这个开放的时代，又置身如此热闹的石狮，怎能不睁大眼睛，瞄准新的发财机会。
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看来只能靠一些投机手段了。有一种说法是，在中国大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快的手段莫过于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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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人合伙，很快又在石狮创办了一家蝶恋服装厂。他发现市场的热点正聚集在制衣业上，因为中国人对那种单调、缺乏色彩和款式的服装早已烦透了，对新潮服装的追求出奇地强烈。而石狮几乎已成为领导大陆服装新潮流的发祥地，号称“小香港”。全国各地做服装生意的，没有不到石狮批货的。
以服装加工业为幌子，干一些倒卖来料加工进口布料的勾当，这种被海关行话称之为“飞料”的走私现象当时在晋江颇为盛行。
赖昌星同样诡计多端。布料进口时以多报少，服装成品出口时则以少报多，两头赚，少报的布料或整匹或制成服装，直接拿到市场卖掉。至于对付海关的核销更是一招比一招精彩、叫绝。以次充好，以劣报优，虚虚实实，有时干脆整箱的稻草夹杂碎石甚至垃圾，以此蒙混过关代替出口的返销成品。还有，自己在《来料加工手册》上加盖伪造的“海关验讫章”，然后易地过关核销。混淆黑白，坑蒙拐骗，大捞特捞，财源滚滚。
穷则思变。像许多过惯了苦日子，突然一夜之间成为农民暴发户一样，他们喜欢将富有写在所谓的购房置屋上，用引人注目的豪宅显示自己不凡的经济实力。赖昌星也不例外，他发家后最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地建宅。以前袋子里没钱，能吃饱穿暖已要“阿弥陀佛”了，现在不同了，他特邀一位据说非常灵验的风水先生帮忙参谋，最后在石狮近郊选中一块紧挨湖泊的宽大地皮。不到半年，一栋外观派头、气慨不凡的“赖氏别墅”终于拔地而起，据说耗资300多万元，那可是80年代的人民币呀。其装修的豪华，家具的新颖，且进口高档电器设备的一应俱全，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他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花园别墅，这在若干年以前是不能奢望，不敢想象的事，现在竟轻而易举地成为了现实。
坐落于石狮近郊湖畔的那栋赖昌星私家豪华别墅，是他富贵的一种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赖昌星80年代最初“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界碑。
1986年夏天，赖昌星第一次踏出国门，到香港逛了个把月。他的大姐赖莲治70年代中期随夫君定期香港，赖昌星这回是以探大姐的名义申请赴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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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愧为一颗璀灿耀眼的东方之珠，其商业网络发达，金融市场广阔，市场经济显得成熟与活跃，似乎永远涌动着奔腾不息的发展商机，遍地都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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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水暖批发
第七十九节 向境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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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期间，赖昌星列席参加了香港晋江同乡会组织的活动，他眼界大开，深受刺激。本是同根生，相差何其远。人家一个个港商，西装革履，操一口地道的粤语，派头十足。而他呢？却是个大陆仔，虽说不至于囊中羞涩，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农民企业家。再说，共产党正扩大改革开放，有关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频频出台。倘若能戴上一项“港商”的桂冠，别说身价立马看涨，仅凭这一个“港澳同胞”的身份，无论是回大陆注册公司，投资办厂，还是与人做生意，也优越和方便得多。
赖昌星的豪言壮语是，不想当老板、赚大钱的晋江男人算不得好猛男。可不是，晋江人有着极强的经商发财意识，晋江人最爱唱的闽南语歌曲永远都是《爱拼才会赢》，在这首被称之为“闽南之歌”的旋律中，主题就是一个“拼”字，晋江人敢冲敢闯，不怕失败不怕亏本，敢拼敢赢的精神底蕴通过这首歌淋漓尽致的发泄了出来。
一个新的设想，新的计划，新的发展谋略在赖昌星的脑子里酝酿着。他要想办法去香港，取得香港身份，向境外发展。可有些事想起来容易操作起来难，公安部每年下达给各地区出国定居的指标非常有限，晋江又是个典型的侨乡，申请赴港定居的民众大有人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赖昌星根本不具备办理单程赴港手续的条件。按规定申请赴港定居必须是夫妻关系或者父子、母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只能申请探亲。
赖昌星怎能善罢甘休，他削尖脑袋四处寻找关系，想通过其他途径跨出国门，走向香港这个被号称亚洲最大的自由贸易之港。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总算逮住了机会。因为北京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权力人物是赖昌星的心腹朋友，通过他的指点迷津且鼎力相助，1991年2月，赖昌星将自己的户口从福建晋江迁移到陕西某县城。与沿海开放城市相比，作为内陆地区的陕西某县相对闭塞，与境外沾亲带故的关系屈指可数，出国指标用都用不完。赖昌星选择从那里申请出境，走的是条偏道、捷径，加上有权威人物“督办”，再撒些钞票“润滑”一下，很快陕西方面为他办妥单程赴港定居的所有手续。
两个月后，也就是1991年4月，赖昌星从陕西某县转迁至香港定居。赖昌星一步跳过去，转眼间成为一个地道的香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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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当然不会只满足于此。况且，内地不断扩大开放，发展机遇很多，谙熟生意之道的他怎能不跃跃欲试，成就一番事业呢？那时候社会上正流行顺口溜：“十万元不算富，百万元刚起步，几百万元过得去，千万元户才算富。”他觉得自己正处于“刚起步”与“过得去”的夹生地带，他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捷足先登。他要迎头赶上，拼打、捞钱，尽快跻身“富豪”、“大亨”之列。
1991年6月，赖昌星与人合伙在香港注册成立一家“香港美好企业有限公司”，据说注册资金是1000万港元，赖昌星出大头，另外两个股东分别是朱某人（即后来成为远华集团副总）和晋江一施商人（此人据说是归国侨属，在晋江时便与赖关系密切，比赖早几年到香港，人称“山哥”，带有黑社会小头神秘色彩）。
而有知情者说，施某根本不是什么股东，他是受雇的，挂名当公司的总经理，每月工资一万多元。因为赖昌星初来乍到，对香港商界一无所知，生意上的很多事要施某具体操作，出了事也得由施某出面摆平。
第八十节 登陆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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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公司”经营的主要业务是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开放，同时兼营船务、股票证券、金融外汇等其他业务。公司的经营触角极为广泛，只要来钱，什么单子都接，什么业务都做，几乎是个“大杂烩”。成绩倒也可喜可贺，仅进出口贸易一项，1992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就多达四五千万元港币。这里头玩了一些“猫腻”，但玩得相对谨慎，想探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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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长，因为“合”字毕竟难写。一年后，由于各种原因，赖、朱、施3人之间发生磨擦、争吵，最后彻底闹翻，分道扬镳。
赖昌星当初注册这家“美好公司”，是以妻子曾美好的名字命名的。美好，美好，顾名思义，当然是要公司有美好的发展，美好的前程。这下倒好，合作不愉快，只能宣布散伙，这事也就变得既不美又不好。“美好公司”命运不济，中途夭折，“美好”一词多少也就跟着沾些晦气，并非吉星高照。
赖昌星的妻子为此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她已不再叫曾美好，而改名叫曾明娜。
1993年6月，赖昌星在香港重新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名为“远华国际有限公司”。因为有了前车可鉴，这回他不再与人合作，“远华”纯属赖自己的独立公司。
1994年年初，赖昌星以港商的身份杀个回马枪，成立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据说上百万美元。
赖昌星连同“远华”一起正式登陆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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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国外有位叫保罗的经济学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市场起飞，那些恰好在起飞点上进入市场的人，将收到超过一般数学期望值的投资报酬率。换句话说，他们将大捞一笔。”
赖昌星当然不知道保罗为何许人也，更领会不了如此深奥的理论学说。
他只知道，自己被贫穷嘲弄过，财富欲望极强，精力又旺盛，他没有耐心靠辛苦赚钱，他只知道，如果靠勤劳的劳动，合法的经营，诚实的赚钱，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拥有万贯家财。他只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还在大陆，在闽南的这一方土地。厦门被辟为经济特区，成为市场经济起飞的桥头堡，他又怎能不抓住天时地利，干出一番惊天动的伟业。
彩旗飘扬，花篮簇拥，宾客如流……远华电子公司开业庆典的场面异常热闹、火爆。赖昌星为自己和远华的初次“亮相”费尽心机，不惜血本。他在厦门最高档次的悦华酒店设宴100桌，将省、市有关领导及海关、公安、税务、工商、银行、商检等部门的实权人物全都呼拉拉地召集过来，觥筹交错，人声鼎沸……
据当时有幸参加盛宴的一位海关职能部门的科长回忆说，他这半辈子参加了不少庆典活动，大同小异没留下多少印象，倒是对远华那天的排场记忆犹新。那场面确实红火、气派豪华。餐桌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一应俱全。他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喝“人头马”洋酒，第一次沾橡皮蚌、三文鱼、龙虾、鲍鱼、鱼翅等所谓的生猛海鲜。或许因为胃肠经受不住这些高蛋白海产品的轮番轰炸，加上过量洋酒兴风作浪，所以那天晚上回家后他倾肠兜肚吐得半死。
各界头头脑脑，各路“英雄豪杰”云集五星级大酒店，1000多人参加的特别庆典活动，除了赞歌颂词，除了酒足饭饱，散会时每人还分发一袋贵重礼品，如此豪举在当时的厦门也算是凤毛麟角。“远华”攻关一炮打响，赖昌星第一次公开亮相，那副财大气粗的阔绰派头给厦门各界要员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