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北革命元勋--吴岱峰作者：马 义
编者按:
七十年前,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意气风发地开进了凋敝的延安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开始了为期十年的面壁修炼。从此,廷河岸边的这座偏僻小城,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城。
六十年前,一支精神饱满的精干队伍,信心满怀地走出了延安城,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转战陕北的战斗生活。毛泽东率领这支小小的队伍,安详从容地行走在陕北大地,指挥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走进7辉煌的紫禁城。从此,中国开始了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时代。
在这些辉煌而巨大的胜利背后,谁能说得清,有多少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女,洒下7多少鲜血和汗水啊!吴岱峰就是这样一位杰出代表。
为了纪念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本刊隆重开辟“红色纪念”专辑,分期分批推出纪念文章,以告慰先烈,启迪后人。
吴岱峰同志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西北红军中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得力的参谋助手。在西北地区为数众多的老革命中,吴岱峰是十分难得的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人才。他文化很高,正牌中学毕业,又在各类军校中接受过严格系统的训练,性格耿介,能打一手好篮球,好唱激情豪迈的陕北民歌,颇有燕赵之士慷慨悲歌之风范。他上马击贼寇,下马办军校,既是一员能够带兵找仗的战将,又是西北红军中军事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和实际主持人。每到战事紧张之际,他便带兵出征,东征西讨;战事稍缓,又回到红军学校,培养军政干部。他坚持真理,尊重事实,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西北红军斗争历史,他受到高岗的排挤和打击,长期赋闲,得不到公正合理地使用。所幸天佑善人,他得享高寿,熙养天年,成为世纪老人,最终为后人留下一部真正是秉笔直书的回忆录:《黄土高天举红旗》,客观公正地记录了西北党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完整过程,毫无保留地将历史真相告诉了后人,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最彻底地还原了西北革命历史真相的史著,堪称研究早期西北革命史的信史、良史。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在共和国熠熠闪光的开国将星中,论资历,论军功,论辛劳,论贡献,吴岱峰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开国将领中的一员。虽然开国将帅名录中没有他的英名,但在这位革命元勋身上,同样闪耀着将星灿烂夺目的光芒!
吴岱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党的“七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组织部正部长级离要干部。
吴岱峰同志原名吴振东,字岱峰。1903年2月26日(农历正月28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现子长县)吴家寨村一个农民家庭。2005年9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吴岱峰在少年时代读书求学时,就刻苦学习,习武健身。接受进步思想后,立志匡扶社稷,救国救民。1921年到山西投考学兵团(太原讲武堂),路过汾阳时,适逢教会学校汾阳铭义中学招生,遂考入铭义中学。1924年,听说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他想去投考,因找不到介绍人而未果。是年夏从铭义中学毕业,返回家乡。后经老同盟会会员惠又光先生介绍,和同乡杨庚午一起,考入杨虎城在安边开办的军事教导队,后随部进驻关中,一年期满结业后任教导营中尉排长。
1926年12月1日,西安解围的第四天,吴岱峰在密友、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同志带领下,与曹力如、李作梁等六人脱离旧军队,到西安参加了西安军事政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任第二中队长。1927年1月,经李作梁、张汉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入西安中山学院,先后任第二大队长和第五大队长,党内担任党小组长、总支委员等职。西安军事政治队和西安中山学院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创办和掌握的军政学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骨干人才。吴岱峰在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刘含初等同志领导下,投身革命,接受了大革命的洗礼和锻炼。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这时,吴岱峰受西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国民第十军杨虎城部驻郑州办事处任副官。他在第十军地下党军委书记魏野畴同志领导下,在郑州、开封、兰封等地积极开展兵运活动。1928年春,根据魏野畴的指示,吴岱峰利用和杨虎城的师生关系,调入第十军驻安徽太和县军事训练营(军校),任第三大队长,党内担任中共地下党营总支书记,为举行皖北兵变做准备工作。1928年4月,在中共皖北特委书记、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魏野畴同志领导下,我党决定在皖北地区举行兵变和阜阳农民暴动,成立皖北红军,创建皖北豫南革命根据地。但在暴动前夕,第十军地下党代理军委书记宋建勋叛变投敌,导致兵变流产,阜阳暴动失败,魏野畴、昌绍先、杜聿德、李端甫等同志壮烈牺牲。当时,第十军代军长孙蔚如执行杨虎城的命令,将军内的共产党员全部清出,押送出境。兵变失败后,吴岱峰来到豫南地区,在驻马店、朱八店、确山等地组织农民暴动。为躲避敌人的通缉追捕,他改字为名,隐蔽身份,坚持斗争。
确山等地农民暴动失败后,吴岱峰于1929年来到河北遵化国民军第47军高桂滋部第三团,先后任文书、副官、副营长,随军在河北遵化、山东峄县和枣庄等地,继续做兵运工作。1930年冬,谢子长途经47军驻地,秘密会见了杨重远、拓克宽、吴岱峰、胡廷俊等同志,传达中共北方局的精神,指示他们“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坚持斗争,等待时机。”不久,吴岱峰随军来到山西平定县,在47军“清党”时,因有“赤化”嫌疑,被撤职并清出部队。
1931年春,中共山西省委在省委书记刘天章同志领导下,决定利用山西政局混乱的有利形势,组建工农红军,创建晋西吕梁革命根据地。为此,山西省委从国民第47军和其它地方,抽调了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作为红军游击队的骨干。这时,吴岱峰受刘天章的派遣,来到汾阳党的地下联络站,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创建工作。1931年春夏之交,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阎红彦和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晋西游击队先后在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8月,中共山西省委被破坏,省委书记刘天章同志因叛徒出卖被捕,惨遭杀害,游击队也被敌人重兵围困。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晋西游击队决定突围转移,西渡黄河,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9月2日,30名共产党员渡过黄河,转移到陕北地区。渡河时装运武器的油篓不幸翻落到水里,大家都非常焦急。吴岱峰和白锡林同志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水流湍急的黄河,把武器打捞上岸。
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在陕北特委的帮助下,转战于清涧、安定、延川、安塞、靖边等地,行程千余里,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以后又联合了杨琪等人率领的土客武装,部队发展达到300余人。
晋西游击队转战陕北,取得了很多胜利。特别是1931年10月7日,在安定县玉家湾全歼敌一个骑兵加强排,又乘胜攻打陕北重镇瓦窑堡,震动陕北,狠煞了敌人的威风,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为陕北后来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初步的群众基础。
1931年11月初,阎红彦、吴岱峰、杨重远率领晋西游击队到达南梁地区,找到刘志丹同志。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部队,担任总指挥。1932年1月,部队改编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和阎红彦同志先后担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成立后,高举革命红旗,在以桥山为中心的陕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1月以后,吴岱峰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副队长(阎红彦任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高岗任政委)。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后,任三支队参谋长(刘志丹任支队长)、陕甘游击队党委委员。再次改编后任第二大队副队长(刘志丹任大队长)。1932~7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军委书记李艮来到部队,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部队放弃“游击战”和“山地战”,改打“阵地战”和“平原战”。在李艮的错误指挥下,游击队连打三个败仗,部队从400余人锐减至七八十人。为了彻底夺取部队的领导权,李良、高岗等人又在原队委会以外,另外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这些错误做法,遭到吴岱峰等人的坚决反对。因此,他们诬陷吴岱峰有“反革命嫌疑”,八月初被撤销职务,驱逐出部队。吴岱峰准备去西安找省委申诉,离队的当天拂晓,走到刘家店子附近,在大雾中和敌骑兵团李贵卿部遭遇,被敌人认出是共产党红军。被执行枪决时,吴岱峰机智挣脱,跳下山崖逃跑了。当时,游击队正在附近的牵马塬驻地开会,还没有察觉三路敌军将要对游击队形成包围。在此紧要关头,敌人追击吴岱峰的枪声报了警。游击队在大雾掩护下,迅速突围转移,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当天中午,吴岱峰遇见了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被挽留下来,继续留在部队工作。
1932年12月,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的领导职务,谢子长、阎红彦同志被迫调离游击队。不久,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红二团,下辖四个连队,吴岱峰任红二连连长。红二团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1933年6月21日,杜衡命令红二团南下,到渭华地区去创建新苏区。途中他借机离开部队,不久被捕,叛变投敌。1933年7月29日,红二团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原来500余人的红军队伍,突围后只剩下七八十人。除红二连外,其它连队都被打散了。吴岱峰、高锦纯同志率领着红二连和刘志丹、王世泰团长等同志退入秦岭山区,坚持战斗近两个月,终因弹尽粮绝,被迫分散转移。吴岱峰历尽千辛万苦,于1933年9月28日,返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随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也陆续返回照金。
吴岱峰返回照金时,正是根据地遭到敌人大规模围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兼后方总指挥李妙斋同志壮烈牺牲之际。吴岱峰临危受命,接替李妙斋同志遗职,领导根据地军民,保卫根据地首府薛家寨。1933年10月13日,敌人趁我红军主力在外线做战之机,重兵包围了薛家寨。吴岱峰指挥部队,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仅10月15日这一天,就打退敌人80多次的轮番进攻,给予敌人重大杀伤。10月16日,由于叛徒陈克敏的出卖,阵地被敌人从侧翼突破,薛家寨终于失守。吴岱峰率领部队和习仲勋、张秀山、高锦纯等同志突围脱险。
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村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建制,成立红26军第42师红三团,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吴岱峰任军委委员兼参谋长。此时,谢子长已经回到陕北,领导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并创建了红27军。
陕北和陕甘边两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建立,使西北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34年10月,西北红军第一所正规军校——陕甘边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成立,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兼政委。吴岱峰受命参加了红校的创建工作,任学校军事部长、副校长,主持红校日常工作。红校共开办了三期,培训红军干部500余人。
1935年初,蒋介石亲自布署,调集重兵,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西北红军。1935年2月,吴岱峰接替战斗中负伤的红三团王世泰团长,任红26军红三团代理团长,率部从陕甘边进入陕北地区,参加第二次反“围剿”斗争。5月1日,红26军红三团和义勇军与红27军在陕北会师,组成了主力兵团。在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我军主动出击,转战八百里,先后攻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对红军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战斗中,吴岱峰带领的红26军红三团,与贺晋年任团长的红27军红一团,是西北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团,被刘志丹同志亲切地称为“老大帝国红三团”、“少年英雄红一团”,是刘志丹手中的两只铁拳和两张王牌,在解放六座县城的战斗中,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立下了赫赫战功。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仅存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为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提供了一块宝贵的落脚点,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和革命大本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吴岱峰同志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作为西北红军中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国民党反动派对吴岱峰既恨又怕,高价悬赏他的人头。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敌84师进行疯狂报复,派一个营到吴家寨,抄了吴岱峰的家,烧毁了窑洞。1935年7月,战事稍缓,吴岱峰又受命赴延川永坪镇,创办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后改称陕甘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校长。9月底,他回家结婚探亲时,受党组织的委托,到距吴家寨10余里的瓦窑堡城下,向国民党守军喊话。城里老百姓纷纷传说“吴老虎”(吴岱峰的绰号)带领红军主力打回来了。当时,瓦窑堡守军敌84师500团,已经被赵通儒同志领导的西北红军警卫团和瓦窑堡军民围困了三个多月,陷入粮尽援绝的境地,已如惊弓之鸟。听说“吴老虎”带领红军主力打回来了,又得到劳山战役胜利的消息,敌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遂于10月2日连夜弃城,逃往绥德,陕北军事重镇瓦窑堡获得解放。lO月中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成为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和革命大本营。
劳山战役后,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在红军中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很多领导同志被关押,红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有的同志还被错杀。吴岱峰在红校也受到了严密监视,直到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获得解放。
1935年11月,陕甘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合并,吴岱峰任红军大学步兵营营长,后改任游击营营长。
1936年2月,东征战役开始,吴岱峰任红军北路军参谋长,刘志丹任总指挥,宋任穷任政委。红二团团长路文昌同志在清涧战斗中牺牲后,吴岱峰接任团长,带领部队在安塞、延安、安定、延长一带活动,保护苏区群众生产,打击窜入苏区的股匪和国民党军队,保卫党中央。
1936年下半年,吴岱峰任军委后方办事处独立第二团团长,跟随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在陕北黄河西岸活动。双十二事变后,转移到清涧和延川一带,清剿土匪和敌特。
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吴岱峰调抗大第一期第二队学习。
抗战爆发后,吴岱峰同志随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留守陕北,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大本营的重要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8月,吴岱峰抗大毕业后,任中共陕北西分区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不久,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成立,吴岱峰任司令部教导营营长(军校),培训军政干部500余人。1938年秋,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军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1939年任陇东曲子军分区司令员,中共陇东地委常委。1940年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陇东地区一直是反摩擦斗争的前哨阵地,面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吴岱峰率领保安部队给予敌人有力的回击。在保卫边防安全的同时,他还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带领部队开荒种田,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年4月被陇东军分区推选为部队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会。
1943年1月至1946年6月,吴岱峰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副旅长,兼任三边警备区副司令员,三边地委常委,与旅长贺晋年一起,率领部队驻守蒙汉边境地区,把守着边区的西北大门。1945年4月,吴岱峰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光荣地出席党的“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吴岱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大本营,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西北战场上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6月,吴岱峰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地委常委。1946年10月,兼任联防军榆(林)、横(山)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解放榆横的战役。1947年3月,绥德警备区第4、6团改编为独立第一旅,吴岱峰任独一旅旅长、旅党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在彭德怀同志直接指挥下,独一旅配合西北野战军,在绥德、清涧、延川、米脂、佳县、榆横等地,抗击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8月初参加第一次攻打榆林战役。8月中旬在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中,吴岱峰同志率独一旅,协同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两个旅),在当川寺以北诱敌深入,把敌整36师引入当川寺以南地区我军的包围圈里。以后又和三纵一起,担任阻援任务,将敌整29军军长刘戡亲自率领的两个半旅,阻止在乌龙铺附近地区,并将其击退,从而保证了我军顺利全歼敌123旅。沙家店战役中,我军一举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敌36师师部及下辖的165旅和123旅,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使我军从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国民党开始节节败退。9月,吴岱峰率独一旅在绥德马家沟,歼灭胡宗南一个特务团的大部分。10月,率独一旅参加延清战役,协同新四旅及后援的教导旅,在永坪一线阻击敌六个半旅的援军。以后又参加了第二次攻打榆林战役等战斗。
1948年3月,吴岱峰任榆(林)、横(山)北线部队总指挥,率领部队清剿榆横地区的土匪,打击驻守在榆林的国民党军队。1949年3月,任西北军区榆林军分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榆林地委常委,率领39团和40团,对榆林国民党守军进行围困和打击。1949年6月,通过和平谈判,解放了榆林。这时,吴岱峰兼任榆林军管会副主任、主任,西北军区86师整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
1949年9月,吴岱峰任陕北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书记、陕北行署常务委员,下辖绥德、榆林、三边、黄龙四个军分区和地方武装部队,对国民党残匪和敌特进行清剿。
建国后,吴岱峰历任第19兵团党委常委,陕西省委委员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4月,任陕西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0月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7月毕业,调兰州军区,后转业地方工作。1953年5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北政法委员会委员,为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4年8月,西北检察署撤消后,吴岱峰到北京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55年至1965年在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工作,任中央检察员。他在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上,为加强党风和干部作风建设,加强党内监督和党的执政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62年兼任西北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参加编写西北红军战史工作。1965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八处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和冲击。1969年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子双岗“五七”干校,后转到河南省长葛“五七”干校。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经中央批准回京治病,1985年离职休养。
吴岱峰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全国解放以后,他热情帮助烈士遗属们安置生活,积极为烈士子女们联系安排工作,资助部分生活上遇到困难的老部下及身边工作人员。为帮助家乡人民生产建设,他个人出资从长白山地区购买了一批树籽,从天津杨柳青购买树苗,寄往子长县。还组织家乡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北京的四季青和天津杨柳青公社,学习种植和养殖技术。他对子女及亲属们要求严格,不允许利用他的名义办理私事。为教育后人,缅怀革命先烈,1979年以后,他陆续发表了回忆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曹力如、白锡林、胡廷俊等革命先烈的纪念文章,撰写和发表了回忆晋西游击队和626军红二团艰难革命历程的纪念文章。1985年离职休养后,又秉笔直书,撰写了个人回忆录《黄土高坡举红旗》。百岁高龄后,他还经常关心国家大事,参加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由衷地感到欢欣和鼓舞。他念念不忘家乡人民,时时关心着家乡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情况,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高尚革命情操。
吴岱峰在近八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坎坷和挫折。尤其是在党内同高岗的斗争,对他个人命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2年和1945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吴岱峰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西北红军1935年11月,陕甘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合并,吴岱峰任红军大学步兵营营长,后改任游击营营长。
1936年2月,东征战役开始,吴岱峰任红军北路军参谋长,刘志丹任总指挥,宋任穷任政委。红二团团长路文昌同志在清涧战斗中牺牲后,吴岱峰接任团长,带领部队在安塞、延安、安定、延长一带活动,保护苏区群众生产,打击窜入苏区的股匪和国民党军队,保卫党中央。
1936年下半年,吴岱峰任军委后方办事处独立第二团团长,跟随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在陕北黄河西岸活动。双十二事变后,转移到清涧和延川一带,清剿土匪和敌特。
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吴岱峰调抗大第一期第二队学习。
抗战爆发后,吴岱峰同志随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留守陕北,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大本营的重要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8月,吴岱峰抗大毕业后,任中共陕北西分区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不久,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成立,吴岱峰任司令部教导营营长(军校),培训军政干部500余人。1938年秋,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军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1939年任陇东曲子军分区司令员,中共陇东地委常委。1940年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陇东地区一直是反摩擦斗争的前哨阵地,面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吴岱峰率领保安部队给予敌人有力的回击。在保卫边防安全的同时,他还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带领部队开荒种田,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年4月被陇东军分区推选为部队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会。
1943年1月至1946年6月,吴岱峰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副旅长,兼任三边警备区副司令员,三边地委常委,与旅长贺晋年一起,率领部队驻守蒙汉边境地区,把守着边区的西北大门。1945年4月,吴岱峰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光荣地出席党的“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吴岱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大本营,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西北战场上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6月,吴岱峰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地委常委。1946年10月,兼任联防军榆(林)、横(山)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解放榆横的战役。1947年3月,绥德警备区第4、6团改编为独立第一旅,吴岱峰任独一旅旅长、旅党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在彭德怀同志直接指挥下,独一旅配合西北野战军,在绥德、清涧、延川、米脂、佳县、榆横等地,抗击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8月初参加第一次攻打榆林战役。8月中旬在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中,吴岱峰同志率独一旅,协同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两个旅),在当川寺以北诱敌深入,把敌整36师引入当川寺以南地区我军的包围圈里。以后又和三纵一起,担任阻援任务,将敌整29军军长刘戡亲自率领的两个半旅,阻止在乌龙铺附近地区,并将其击退,从而保证了我军顺利全歼敌123旅。沙家店战役中,我军一举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敌36师师部及下辖的165旅和123旅,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使我军从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国民党开始节节败退。9月,吴岱峰率独一旅在绥德马家沟,歼灭胡宗南一个特务团的大部分。10月,率独一旅参加延清战役,协同新四旅及后援的教导旅,在永坪一线阻击敌六个半旅的援军。以后又参加了第二次攻打榆林战役等战斗。
1948年3月,吴岱峰任榆(林)、横(山)北线部队总指挥,率领部队清剿榆横地区的土匪,打击驻守在榆林的国民党军队。1949年3月,任西北军区榆林军分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榆林地委常委,率领39团和40团,对榆林国民党守军进行围困和打击。1949年6月,通过和平谈判,解放了榆林。这时,吴岱峰兼任榆林军管会副主任、主任,西北军区86师整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
1949年9月,吴岱峰任陕北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书记、陕北行署常务委员,下辖绥德、榆林、三边、黄龙四个军分区和地方武装部队,对国民党残匪和敌特进行清剿。
建国后,吴岱峰历任第19兵团党委常委,陕西省委委员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4月,任陕西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0月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7月毕业,调兰州军区,后转业地方工作。1953年5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北政法委员会委员,为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4年8月,西北检察署撤消后,吴岱峰到北京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55年至1965年在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工作,任中央检察员。他在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上,为加强党风和干部作风建设,加强党内监督和党的执政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62年兼任西北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参加编写西北红军战史工作。1965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八处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和冲击。1969年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子双岗“五七”干校,后转到河南省长葛“五七”干校。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经中央批准回京治病,1985年离职休养。
吴岱峰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全国解放以后,他热情帮助烈士遗属们安置生活,积极为烈士子女们联系安排工作,资助部分生活上遇到困难的老部下及身边工作人员。为帮助家乡人民生产建设,他个人出资从长白山地区购买了一批树籽,从天津杨柳青购买树苗,寄往子长县。还组织家乡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北京的四季青和天津杨柳青公社,学习种植和养殖技术。他对子女及亲属们要求严格,不允许利用他的名义办理私事。为教育后人,缅怀革命先烈,1979年以后,他陆续发表了回忆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曹力如、白锡林、胡廷俊等革命先烈的纪念文章,撰写和发表了回忆晋西游击队和626军红二团艰难革命历程的纪念文章。1985年离职休养后,又秉笔直书,撰写了个人回忆录《黄土高坡举红旗》。百岁高龄后,他还经常关心国家大事,参加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由衷地感到欢欣和鼓舞。他念念不忘家乡人民,时时关心着家乡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情况,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高尚革命情操。
吴岱峰在近八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坎坷和挫折。尤其是在党内同高岗的斗争,对他个人命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2年和1945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吴岱峰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西北红军革命斗争历史,同高岗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受到高岗的排挤和打击,长期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47年11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吴岱峰因坚持实事求是,保护受委屈的属下干部,再次受到错误批斗,被临时口头宣布撤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警备区司令员职务,受到错误批斗,后旋即恢复职务。实际上,高岗对吴岱峰等同志的积怨由来已久。早在1932年临镇战斗中,吴岱峰同志任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长时,因病不能指挥战斗,由二大队政委高岗代理指挥,但高岗在战斗时临阵脱逃,造成战斗失利。当时,队委会曾做出过决定,捉住高岗后就地枪决。但后来没有执行。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高岗逐渐占据了西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1945年以前担任了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吴岱峰曾讲过:“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是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吴岱峰同志对高岗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地斗争。1945年,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吴岱峰与阎红彦、李仲英等同志未投高岗的票。会后,阎红彦曾找刘少奇和任弼时同志,反映高岗的问题,认为高岗迟早要出问题,并请中央记录在档。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历史验证了阎红彦、吴岱峰等同志的预见。
吴岱峰同志的一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处处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荣辱,体现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风亮节。
吴岱峰同志的一生,始终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锻炼和培养了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品质。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刚直不阿,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淡泊名利,顾全大局,严以律己,宽厚待人,生活俭朴,助人为乐,不居功自傲,不向党伸手。
吴岱峰同志的一生,不论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
吴岱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革命斗争历史,同高岗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受到高岗的排挤和打击,长期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47年11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吴岱峰因坚持实事求是,保护受委屈的属下干部,再次受到错误批斗,被临时口头宣布撤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警备区司令员职务,受到错误批斗,后旋即恢复职务。实际上,高岗对吴岱峰等同志的积怨由来已久。早在1932年临镇战斗中,吴岱峰同志任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长时,因病不能指挥战斗,由二大队政委高岗代理指挥,但高岗在战斗时临阵脱逃,造成战斗失利。当时,队委会曾做出过决定,捉住高岗后就地枪决。但后来没有执行。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高岗逐渐占据了西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1945年以前担任了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吴岱峰曾讲过:“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是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吴岱峰同志对高岗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地斗争。1945年,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吴岱峰与阎红彦、李仲英等同志未投高岗的票。会后,阎红彦曾找刘少奇和任弼时同志,反映高岗的问题,认为高岗迟早要出问题,并请中央记录在档。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历史验证了阎红彦、吴岱峰等同志的预见。
吴岱峰同志的一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处处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荣辱,体现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风亮节。
吴岱峰同志的一生,始终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锻炼和培养了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品质。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刚直不阿,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淡泊名利,顾全大局,严以律己,宽厚待人,生活俭朴,助人为乐,不居功自傲,不向党伸手。
吴岱峰同志的一生,不论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
吴岱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