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和氏璧传奇
和氏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所拥有的一块稀世美玉，它的得名，来源于一个著名的传说。《韩非子•和氏》载：“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韩非子引述（或编撰）这个故事，其本意是以玉璞喻其法家学说，以贞士卞和比之于法家前辈吴起、商鞅等，也兼以自喻，抒发其不遇明主的感慨。先秦诸子为了兜售其政治和学术观点，多爱以古论今，将神话传说历史化是其惯用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故事的真实性自然不能抱太多指望，比如故事中那个“楚厉王”就史无所考。而“和氏璧”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了天下至宝则是不争的事实。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有自己的镇国之宝。《战国策•秦三》载：“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所谓的“天下名器”都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至湮没无闻。只有和氏璧，因为背负太多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而为和氏璧传奇身世拉开序幕的，则是被史家奉为圭臬的《史记》。
一
《史记》中和氏璧的出场，为我们演出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故事，主角是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
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惠文王时（公元前298至公元前266年在位），赵国得到了和氏璧。秦昭王闻之，派人致书赵王，愿以十五座城池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犹豫未决之际，宦者令缪贤推荐了他的门人蔺相如。蔺相如向赵王保证：“王必无人，臣原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只字不提以十五座城池交换的事。蔺相如见势不妙，假称璧有瑕玼，欲指示秦王。将和氏璧拿到手后，“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质问秦王道：“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於柱矣！”秦王无奈，假惺惺地叫官员拿出地图，将欲交换的城池指示给蔺相如看。蔺相如知道城终不可得，故意说：“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也只能答应。蔺相如脱身至驿站，“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五日后，秦王见蔺相如于廷，蔺相如说：“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一番话说得义正词严，秦王君臣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最终只能“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蔺相如由此一战成名，回国后拜上大夫，后又在渑池之会上为赵王挣足了面子，加官晋爵，位在赵国名将廉颇之上。他虚怀若谷，顾全大局，使廉颇从不服气到“负荆请罪”，留下了一段“将相和”的佳话，此是后话。
司马迁用他的如椽巨笔为我们留下了“完璧归赵”的成语，更勾起了后人索隐勾沉的兴趣，和氏璧又是如何从楚国流入赵国的呢？为我们补齐这段脉络的是明朝的冯梦龙，他在《东周列国志》中写道：
却说张仪自离鬼谷归魏，家贫求事魏惠王不得，后见魏兵屡败，乃挈其妻去魏游楚，楚相国昭阳留之为门下客。昭阳将兵伐魏，大败魏师，取襄陵等七城，楚威王嘉其功，以“和氏之璧”赐之。……一日，昭阳出游于赤山，四方宾客从行者百人，那赤山下有深潭，相传姜太公曾钓于此，潭边建有高楼，众人在楼上饮酒作乐，已及半酣，宾客慕“和璧”之美，请于昭阳，求借观之。昭阳命守藏竖于车箱中取出宝椟至前，亲自启钥，解开三重锦袱，玉光烁烁，照人颜面，宾客次第传观，无不极口称赞。正赏玩间，左右言：“潭中有大鱼跃起。”昭阳起身凭栏而观，众宾客一齐出看，那大鱼又跃起来，足有丈余，群鱼从之跳跃，俄焉云兴东北，大雨将至。昭阳吩咐：“收拾转程。”守藏竖欲收“和璧”置椟，已不知传递谁手，竟不见了。乱了一回，昭阳回府，教门下客捱查盗璧之人，门下客曰：“张仪赤贫，素无行，要盗璧除非此人。”昭阳亦心疑之，使人执张仪笞掠之，要他招承，张仪实不曾盗，如何肯服，笞至数百，遍体俱伤，奄奄一息，昭阳见张仪垂死，只得释放，旁有可怜张仪的，扶仪归家。其妻见张仪困顿模样，垂泪而言曰：“子今日受辱，皆由读书游说所致，若安居务农，宁有此祸耶？”仪张口向妻使视之，问曰：“吾舌尚在乎。”妻笑曰：“尚在。”仪曰：“舌在，便是本钱，不愁终困也。”（第九十回）
却说赵惠文王宠用一个内侍，姓缪名贤，官拜宦者令，颇干预政事。忽一日，有外客以白璧来求售，缪贤爱其玉色光润无瑕，以五百金得之，以示玉工。玉工大惊曰：“此真和氏之璧也。楚相昭阳因宴会偶失此璧，疑张仪偷盗，捶之几死，张仪以此入秦，后昭阳悬千金之赏，购求此璧，盗者不敢出献，竟不可得。今日无意中落于君手，此乃无价之宝，须什袭珍藏，不可轻示于人也。”……早有人报知赵王，言：“缪中侍得和氏璧。”赵王问缪贤取之，贤爱璧不即献，赵王怒，因出猎之便，突入贤家，搜其室，得宝椟，收之以去。缪贤恐赵王治罪诛之，欲出走，其舍人蔺相如牵衣问曰：“君今何往？”贤曰：“吾将奔燕。”相如曰：“君何以受知于燕王，而轻身往投也？”缪贤曰：“吾昔年尝从大王与燕王相会于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愿与君结交。”以此相知，故欲往。”相如谏曰：“君误矣。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得宠于赵王，故燕王欲与君结交，非厚君也，因君以厚于赵王也；今得罪于王，亡命走燕，燕畏赵王之讨，必将束缚君以媚于赵王，君其危矣！”缪贤曰：“然则如何？”相如曰：“君无他大罪，惟不早献璧耳。若肉袒负斧锧，叩首请罪，王必赦君。”缪贤从其计，赵王果赦贤不诛。贤重相如之智，以为上客。（第九十六回）
你看，从楚王赠璧昭阳，到赵王得璧缪贤，最后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开头衍接在了一起，《史记》中缪贤只说：“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冯梦龙则直接将这“罪”指为私藏和氏璧不交，将和氏璧的流传脉络补得天衣无缝。然而，冯梦龙此说必竟是小说家言，有没有史实依据呢？细读史料，不难看出此说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冯梦龙主要的依据应该是《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等相关记载。
《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在这段记述中，冯梦龙将“楚相”明确为昭阳，将“璧”明确为“和氏璧”。
又《战国策•卷九》载：“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陈轸为齐王使，见昭阳，再拜贺战胜，起而问：‘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陈轸曰：‘异贵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陈轸曰：‘令尹贵矣！王非置两令尹也，臣窃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齐，齐畏公甚，公以是为名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昭阳以为然，解军而去。”这大概就是冯文以楚相为昭阳及楚王赏昭阳的依据。冯梦龙通过这些“关键词搜索”，展开合理想象，把一段故事说得风生水起，因此经常被引用，流传甚广。张仪在故事中因和氏璧而得罪去国，最终以“连横”之术助秦灭六国，也算顺带为自己报了私仇。这样的编排很符合和氏璧之后屡屡扮演的“倾城倾国”角色基调，确实独具匠心。
最终和氏璧还是落入秦国的手中，这是可以确定的，证据是秦朝丞相李斯的《谏逐客书》。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韩国水工郑国入秦实施所谓的“疲秦”战略，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此渠后历十年始成，史称郑国渠），这个“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的阴谋败露后，秦宗室大臣认为各诸侯国人入秦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应一并驱逐。原为楚国人的李斯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谏逐客书》，其中就提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这里所谓的“随、和之宝”就是指“随侯珠”和“和氏璧”。
但奇怪的是，此后和氏璧就在史籍记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唐朝张守节著《史记正义》时，才以另外一种身份浮出了水面。《史记正义》写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史记》旧注三大家之一。张守节在《秦始皇本纪》“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句后，写了一段长长的注语：
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韦曜《吴书》云：“玺方四寸，上句交五龙，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书》云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按：二文不同）《汉书•元后传》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玺，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吴志》云：“孙坚入洛，扫除汉陵庙，军於甄官井得玺，后归魏。”晋怀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尘平阳，玺入前赵刘聪。至东晋成帝咸和四年，石勒灭前赵，得玺。穆帝永和八年，石勒为慕容俊灭，濮阳太守戴施入邺，得玺，使何融送晋。传宋，宋传南齐，南齐传梁。梁传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广陵，北齐将辛术定广陵，得玺，送北齐。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齐，玺入周。周传隋，隋传唐也。
这段注语在梳理了唐之前传国玺流传情况的同时，首次提到了传国玺是由和氏璧制作而成的，使和氏璧的流传脉络又得以连贯和延续。根据注语，此说源于崔浩所述。崔浩字伯渊，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魏书·崔浩列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国决策，崔浩多所参与，他多谋善断，屡建功勋，深为北魏皇室倚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一次宴会上拉着崔浩的手以示北凉使节说：“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合符契，初无失矣。”（同上）太延五年（439年），崔浩奉旨以司徒监秘书事，负责国史修撰，“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同上）传国玺来源出于这样一位文武通才、德高望重之人口中，当不会没有依据。
关于和氏璧制成传国玺传闻还有一份比较重要资料记载，见于唐末杜光庭的《录异记》，其文曰：
岁星之精，附于荆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天下，琢为受命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尊之，为传国玺。
杜光庭为唐末五代时著名的道教学者，唐僖宗时被召入宫廷，为内供奉。公元881年随僖宗入蜀，后留蜀不返。王建建立前蜀，他官至户部侍郎，后隐居青城山。虽然《录异记》所记多为“怪力乱神”的奇闻志怪，但由于杜光庭曾陪伴皇帝逃难蜀中，本人又是十分有影响力的蓍名人物，从见到传国玺的可能性分析，其“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描述也当有一定的可信度。
和几乎所有的历史问题一样，关于传国玺材质也有不同的版本。“和氏璧说”外的另一主要的说法是“蓝田玉说”，此说最早也来源于唐人的史注。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所生的儿子李贤死后谥章怀太子，他为太子时曾组织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史称“章怀注”，其《徐璆传》中注称：“卫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是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号曰‘传国玺’。”之后也是一段传国玺的流传说明。
蓝田就在秦都城咸阳附近，历来以盛产美玉闻名。而卞和是楚国人，他得玉的“楚山”显然不可能是蓝田。卫宏是东汉初著名的学者，《诗经》之“毛诗序”的作者，来头也不小，而且时间比崔浩还早了四百年。蓝田说看来也是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后汉书》的三十卷“志”是西晋司马彪所补，南朝梁刘昭作注的。其《舆服志》注也有一段关于传国玺的介绍，“……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出。坚使人浚得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围四寸，上有纽文盘五龙，瑨七寸管，龙上一角缺。……《晋阳秋》曰：‘冉闵大将军蒋干以传国玺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献之，百僚皆贺。玺光照洞彻，上蟠螭文隐起，书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秦旧玺也。’徐广曰：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也就是说，何止材质，连玺文都是众说纷纭。千百年来，许多文人史家热衷于对传国玺的考辨，在唐宋以降的各种史注及野史笔记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传国玺考》、《秦玺始末》之类的著述。这种考辨对于学术交流，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固然是大有禆益，但若拘泥于定要辨出个结果取得定论则难免有缘木求鱼之嫌了。我们之所以略加以引述，是因为后文中述及的史料记载经常也会牵涉到此类问题，略加以了解还是有必要的。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作了许多创始性的规定，比如说“皇帝”的称号，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等等，都为后世所沿用。既然“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那么，以“玺”为皇帝专用印的称呼，并且规定必须用玉制作自然也是秦始皇的创举了。联想他“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初衷，用于制作传国玺的玉自然应该珍贵无比，闻名天下的和氏璧自然是制作传国玺的最佳选择了。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我们的故事就可以接着往下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