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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末至魏初年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而文学却在这一时期随着文人自觉意识的觉醒进入了一个“自觉时代”，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建安文学。建安风骨则是指建安时期的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忧患以及慷慨悲凉的情绪，是完美的思想内容与独特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体。本文主要从其形成的社会基础——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作家主体因素——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对社会和现实的忧患、突出的个人表现，诗歌自身的发展等方面来探讨“建安风骨”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建安文学；建安风骨；成因
一
建安（196-220）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在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文学相应的变化，以三曹父子为核心，包括建安七子——王璨、刘桢、徐干、孔融、陈琳及繁钦、杨修等人，形成了一个以邺下为中心的文学集团。这一时期的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感情。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建安风骨”是概括建安文学的概念，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阮籍的咏怀诗而最早提出了“建安风骨”，钟嵘在他的《诗品》中针对东晋以来淡然寡味的玄言诗提出了“建安风力”。而“风骨”一说，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给我们作了较为全面的美学阐评：“《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原，志气之符契也，是以伥述情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如体之树骸；深于风者，述情必显；锤字坚而难移，结响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1]刘勰将“风骨”的特征简明地概括为“风清骨峻”，他认为，一部作品靠感情打动人，鲜明有力，思虑周密，这就是“风骨”，“风骨”之骨包括三个重要因素：文章意脉清楚、用词精当、语调朗畅。
“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文学的全部特征还是主要特征，对于这一点，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把“建安风骨”作为整个建安文学的时代精神、时代面貌来理解的，认为“建安风骨”包括了建安文学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有的却不同意这种理解，认为“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文学中那些端直峻爽、慷慨苍凉的作品，只是把“建安风骨”看作是建安文学的部分特征，而不是全部特征。用现代文艺学的观点来看，“风”指的是文学思想内容，“骨”指的是文学艺术风格，“风骨”指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具体而言，它不仅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用质朴自然、刚健爽朗的语言，抒发悲凉慷慨的情绪”[2]，还应该包括创新精神、时代精神，以及由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中表现出来的鲜活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及艺术风貌。而这些内涵，与建安风骨的形成是紧密相关的。
二
孙绍振在《文学创作论》中曾这样描述和概括了文学作品的成因：“文学作品=生活的特征+作家的情感特征+问题文体的形式规范。”[3]可以说，所有的文学都是这三种要素有机融合的结果。作为建安文学主要特征的建安风骨的形成，是由以下多种因素所造成的。
1、残酷的社会政治现实
东汉末年，宦官弄权，军阀混战，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刘汉政权逐步衰落，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各地拥兵自重的军阀“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表面上装出拥戴皇帝的样子，实质上达到自肥的目的。他们争权夺利，不时兵戎相见，给整个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使许多州郡处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凉境况中。这种社会政治现况为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建安文人描写社会面貌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基础。他们用手中的笔广泛而深刻地描写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并在此基础上表现出一种结束灾难、重建繁荣统一的国家的强烈愿望。“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漆器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巍然伤心肝”。在王粲的诗中，既有对自己遭乱流离人生经历的悲叹，又有对连年战乱给社会造成极大灾害的痛惜，还有对明王贤相治理天下的期待。从西京无象到旷野白骨，从当朝豺虎到贫苦百姓，从社会全景到自身遭际，从现实苦难到历史回顾，从感情抒发到理想憧憬，王粲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画面广阔，内容深刻。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悲惨景象和给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是汉末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论《七哀诗》说：“此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4]
恶劣的社会环境和乱而求治的社会政治背景逐渐增强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面对着战乱、破败、惨不忍睹的社会现实，建安文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既无明君又无贤臣，世风日下，民心日乱的哀世乱世，他们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像西汉御用文人那样去创作诸如汉赋一类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学。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建安诗人自觉意识觉醒的要求。所以在其诗作中，无论是对社会现实场景的描写还是就出征、作客、送别等的个体叙写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正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背景给建安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是形成建安文人的人生观、政治态度、处事方式乃至言辞特色的重要基础，也是形成建安风骨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激起了建安文人改写历史的强烈愿望，也培养了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建安风骨”中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以及抒发悲凉慷慨的情绪的深刻内涵，所有这些都给“建安风骨”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2、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
首先，是经学意识形态的衰微。经学作为汉代的政治基石和士人的立身之本，在东汉随政治一道走向衰微，士人的思想信念也随之出现动摇的危机，同时一直处于潜在发展阶段的道家思想趁势抬头。随着士人思想的解放和个性的逐步觉醒，文学精神于是挣脱羁绊，日益复苏了。东汉初年，随着皇权的加强，今文经学再度抬头，而经学自身的痼疾已经使它难以挽回颓局了。东汉皇权的危机，又使经学失去了坚定的政治支持。汉末一些经学家开始逐步打通古文经学的界限，今古兼修，今古文经学遂走向合流。在此基础上，儒生不再严守师法家法，自己的思想也就从经学意识形态的枷锁中得到了若干的解放，他们注经时可以融会贯通，乃至敢于“即下己意”，这种做法也是有利于诗人创作的。其次是玄学的兴盛。道家思想在汉代与儒家思想一直此消彼长的相伴而行，东汉时期，那种残酷无常、朝不保夕的生活给道家思想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社会的动荡也激起了好学深思之士对人生哲理的探讨，清谈玄学由此而逐渐兴盛。清谈，在汉末发轫于对人物的品评，进而发展为评论朝政，党禁之后又转向对乡党人物的批评。建安以后，清谈的内容一变而为老子、庄子的哲理，从《老子》、《庄子》等著作中引申演绎而成的玄学在上层社会中逐步占据了显要的地位。汉末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学术的融合之势造成的文化积淀对当时文人的创作有重要意义，使文人不再局限在经学意识形态下进行创作而可以自由地对社会现实抒发感慨，宣泄个人情感。
至建安时期，儒家思想一通天下的根基随着东汉的瓦解而发生了根本动摇，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出自由解放的趋势。正如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认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确是思想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5]。反对儒家传统，弃经术倡文学的致用精神，改变了文学的附庸地位，把文学从服务于君主、达官贵人提到了辅佐政治的高度，使文学具有了安邦立国的新价值，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成为建安文学的重要旋律。曹操的诗歌多次感慨战争创伤、同情民生疾苦，并以天下为己任；曹丕则宣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地位空前提高；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不甘以文士自居；“建安七子”的胸怀大志，能够正视现实和“拯世济物”的志愿等，都反映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给当时建安文人带来的重要影响。思想解放也使文人敢于自我松绑，冲破汉诗道德说教的藩篱，使文学不再作为“讽喻”和宣扬“名教”工具，更重视反映现实，直抒胸臆，表现个性，从而给予了文学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可以说，没有当时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就不会形成建安风骨中直抒胸臆，表现个性的丰富内涵。
3、作家的主体因素
如果说作家生活的政治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是影响其创作的重要的外在因素，那么，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个性就是影响其创作的重要内在主体因素。可以说，建安文人的主体因素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形成建安风骨的重要原因。
①、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人生观表现着个人对于人生价值的根本态度，是一个人的行动的内在根据和动因，它对一个人的品德、情操的形成带有根本性的影响。建安文人大多受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在当时社会动乱、诸侯纷争、百姓思治的时代，他们并没有意志消沉，反而更激发出了他们的豪情壮志和功名之心。孔融心系汉室，力挽狂澜于将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高呼：“幸托不屑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措。”刘桢在《遂志赋》中明确表示要以武力结束战乱，再解甲归田的人生志向。曹操在感慨战争创伤、同情民生疾苦的同时，更多的是抒发以天下为己任，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在《龟虽寿》中，曹操唱出千古传诵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在《短歌行》中，诗人抒发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求贤若渴之情，更表达了自己“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曹丕希望统一天下，平定战乱：“在昔周武，爱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陈琳希望“收年还寝房，慷慷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曹植一生也热衷于功名，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在《杂诗》六首其五其六、《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中都直接表达了对“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盛世”的渴望。
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涨，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慨多气”[6]的时代特色。正是建安文人这种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才形成了“建安风骨”中慷慨激昂的时代风格。
②、对社会现实及人生的忧患
在多灾多难的建安时期，建安文人亲经乱离，目睹哀鸿，遭受战乱之苦，因而激发起他们要求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渴望国家统一。但由于客观现实等多种因素的掣肘，他们又往往有志难遂，故而不时有功业无望、老之将至的感叹，因而他们的诗文中除了表现豪情壮志，还有对社会现实和人生苦短的忧患，其情调则以慷慨悲凉为主。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一幅幅伤心惨目的人间哀景使建安文人触目惊心。王粲在西京看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抛子弃草间”的悲惨状况，一生好战的曹操却也亲眼目睹战争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场面。孔融多次感叹：“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惨惨心悲”，全国自上而下一片混乱。可以说，建安诗人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是对天下兴亡的忧患，即中国是否统一，人民是否过上安定的生活。他们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也是与当时社会黑暗、战乱频繁密切相关的。
建安诗文中的忧生之嗟也很突出。当人们的思想从经学中逐渐解放出来后，建安文人已经察觉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但人生无常，生命苦短。事业无望，体弱多病，亲人朋友早逝，甚至气候变化、草木凋零等，都会引起他们对人生易逝的嗟叹。在建安文学集团中，只有曹操活了66岁，孔融享年56岁，其他都是多才而短命，平均寿命的上限为40岁，曹丕虽贵为帝王，也只享年40岁。人生短促，即使正常享其天年，亦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加之由战争、疾病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这些都对建安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曹操在《短歌行》中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希望人生在世，及时行乐。曹植认为：“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刘桢在大病中“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害怕自己一去不复返。陈琳在看到秋风萧瑟、佳木凋零的景象时，联想到自己功名不就的处境，便产生了“骋哉日月兮，年命将西倾”的慨叹。孔融想到要效法管仲建功立业，不由叹息“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他们慷慨不平的诗文背后激荡的正是这种对人生苦短的忧患意识。
值的注意的是，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不是非理性的盲目躁动，而是充满了积极的理性反思精神。在感受生命痛苦、人生无常的同时，他们积极主动地对生命现象，开始了思索人生价值，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和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总之，正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生苦短的忧患才形成了建安风骨“志深而笔长”和“慷慨悲凉”的独特内涵。
③、突出的个性表现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张扬的时代。正如鲁迅在《魏晋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的“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在建安时期，受社会思想变化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影响，作为官方附庸教化工具或其他意识形态负载形式的旧文学观念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言志的功能逐渐向抒情的功能转变，更重视个人情怀的真实表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无论是三曹还是七子，他们的创作可以说就是一种个性化的创作。曹操诗“古直，甚有悲凉之志”[7]；有“文士气”的曹丕“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8]；“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的曹植热衷于功名却连屡遭挫折，故诗歌多愤激之情，形成了“骨气奇高”，再加上他善于用比兴深婉委曲抒怀，导致他“词采华茂，情兼怨雅，体被文质”[9]；王璨“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10]；坚守节操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11]。在诗歌形式上，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以《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等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瑜、陈琳诸人较为铺陈；曹植、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有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
朱光潜在《诗论》中云：“大诗人先要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的诗是人格的焕发。”[12]建安诗人便是如此。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独特具魅力的标志，而呈现出来的具有强烈的建安时代色彩的个性化世界，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风清骨峻遍体光华的“建安风骨”。
4、诗歌自身的发展
在“建安风骨”的形成过程中，诗歌形式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看，其形式始终受民歌的影响，自《诗经》、《楚辞》到汉代的乐府，无不如此。在西汉时期，辞赋是文学的主流，且大赋盛于小赋，东汉灵帝以后，随着散体大赋走向衰落，内容充实、体制短小的抒情小赋得到了发展，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设立官办乐府，大量收集、改编民歌、谣谚，给文人诗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建安文学影响深远。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人钟爱乐府，他们继承了乐府诗关注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的传统，如曹操的《篙里行》与《苦寒行》、曹植的《白马篇》、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但他们又突破乐府旧体之限制，大胆以古体写时事，奠定了经由鲍照、李白到杜甫“即事名篇”直至元白新乐府的发展脉络之基础。他们在尝试各种乐府曲调、形式与句法的同时，也开拓了诗的意境，如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丰富了诗的内容，如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白马篇》等。总之，建安文人的诗歌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了从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把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高潮，也促进了“建安风骨”的形成。
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两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多是“依经立义”，以教化为中心，重在对文学与政治、伦理及现实的关系等外部规律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对文学的艺术特质及内部创作规律的研究。道家等异端思想在汉代经学思想统治较为松弛或逐渐衰微时逐渐活跃起来，一些学者受其影响提出了对文学更有价值的看法。文人作家在创作中逐渐对文学自身价值和特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开始自觉以文学创作抒情言志，这就间接对建安文人抒发政治理想、对社会和现实的忧患以及彰显个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两汉之交，社会政治和经学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危机，老庄思想乘机抬头，士人思想较为活跃，直接推动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刘向继承“诗言志”说，提出“作诗明指”，认为诗歌是为了“抒其胸而发其情”；班固指出诗歌产生于“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乐府民歌“皆感于哀乐，源事而发”。而自东汉中期开始，文人在创造中也日益重视了文学的抒情和自娱的功能。陈琳赞叹曹植文章“清辞丽句，炎绝焕炳”，应玚看重文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曹丕提出了“诗赋欲丽”和“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是对文学特质较为清醒的认识，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暂时告终，与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期的开始”，“转向侧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13]。
正是文学本身的发展和文人对文学本质的深化认识，才使建安文人在进行诗赋创作时，自由地选择诗歌形式，抒发理想，表现忧患意识，进而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
综上所述，“建安风骨”的形成主要是由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思潮、作家主体因素和诗歌自身的发展等内外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深入探讨这些成因，对于我们理解“建安风骨”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10]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20，278页.
[2][3]蔡安延.建安风骨的嬗变深化过程及意义[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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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
[6]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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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