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文学史概述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先秦诗骚，两汉大赋，六朝骈文，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的先人以他们富有智性的文学才华，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
一、先秦秦汉文学
（一）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上溯至远古时期的文学，包括原始社会（从远古到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时代）和封建社会确立的战国时代。由于春秋以前书写文学留存不多，现存先秦文学作品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以前，书写文学尚处于萌芽状态，从后人的记载看，主要是远古先民口头相传的原始诗歌、神话传说，以及文字出现后的殷商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易经》中的卦爻辞等。
从文体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可分为两大类型，即韵文文学的《诗经》、楚辞，散文体制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三百零五篇作品（另有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不算在内），所以也被称为《诗三百》。《诗经》按乐曲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类。《诗经》在艺术上采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即铺陈直叙，比就是打比方，兴则是感物起兴。《诗经》的精华是《国风》和《小雅》中的民间诗。其中既有苦难的农奴之歌；也有或哀伤或慷慨的战争徭役诗。既有男女相思相恋的婚恋情诗；也有被弃女子无尽感伤的弃妇诗，。这些诗是老百姓的口头歌唱，内容紧扣民众生活，基调健康，风格淳朴。《诗经》的写实主义传统和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对后世中国诗歌创作和理论构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楚辞”本义是楚人或楚地的歌辞，后来特指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的篇制宏伟繁复，句式参差多变，一般以六言、七言为主。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他一生尽心国事，却遭谗被疏，流放边荒，最终蒙冤自沉汨罗江。忠怀见屈的无尽幽怨，理想失落的无奈感伤，坎坷不平的生命遭际，凝成了屈原笔下壮丽多姿的楚辞诗章，具有诗人自传的性质《离骚》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诗，具有幻想性的浪漫主义色彩。楚辞出现以前，中国诗歌还基本上属于群众性的创作，屈原出现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伟大诗人的名字。继屈原之后，楚辞的作者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两大源头。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商代已有了专司记事的史官，先秦时期的史家记事之文已有发展，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先秦历史散文中，《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春秋》开创了历史散文编年纪事的叙事模式，二者奠定了我国历史散文记言、记事的体例。《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赡的编年体史书，《国语》开创了国别体的叙事体例。二书标志着历史散文的成熟。《战国策》虽分国记事，然却以记战国游士策谋为中心，《晏子春秋》以人系事，二书的出现，为纪传体历史散文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先秦诸子散文，也表现出渐次演进的过程。春秋时期的《论语》、《墨子》，均为语录体，语约义丰。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不仅文词繁复，而且说理畅达，已表现出专题论说文倾向。战国末期的《荀子》、《韩非子》，说理透辟，论证严密，已是成熟的论说文了。
（二）秦汉文学
秦因暴政，至二世而亡，且秦始皇焚书坑儒，士阶层文化创造精神遭受摧残，故秦代文学几乎一片空白。值得一提的是李斯的《谏逐客书》，笔力恣肆，富于文采，但该文作于秦
统一前，属于战国后期作品。
汉代疆域统一，国力强大，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汉代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尊重儒学，优礼文人，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汉代文学因此而获得了蓬勃发展。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当为这一文体之滥觞，其后在发展中，汲取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文学表达形式和铺张扬厉的文风，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从而形成一种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韵散兼行的新型文学体制。
汉初赋作，多是祖述楚辞体制的骚体赋，汉武帝时期，枚乘《七发》的出现，标志着含有诗、骚、散文等的综合性文学体制——赋体文学的定型和成熟，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等则代表了赋体文学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扬雄，所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因事而作，颇富讽谏意义。东汉班固是赋体文学由全盛走向没落的最后一个代表性的作家，所作《两都赋》运用征实与夸张相结合的笔法，叙写长安、洛阳的城市布局和风貌，甚富创新意义。汉末抒情小赋日渐兴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
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历史散文。“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作者司马迁融情入史，将自己的身世感受不平之痛，借笔下的人物一倾怀抱，开启了传纪文学的新纪元。东汉班固的《汉书》记录西汉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后来的“正史”都是断代史，其体例大都以《汉书》为基准。《史记》、《汉书》可说是汉代历史散文的两部巅峰之作。
汉代论说体散文承先秦诸子散文余绪，形式上并无大的突破。西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和晁错的《论贵粟疏》，是汉代论说体散文中的两篇力作。
先秦诗歌多四言，到了汉代，兴起于民间的五言诗逐渐受到了文人阶层的关注。除文人五言诗外，汉代还有很多无名氏的五言诗，其中《古诗十九首》，或写游子仕途失意的苦闷与悲哀，或写离人相思之苦，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汉代诗歌中卓有成就的还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两汉乐府诗。乐府是自秦朝就已设立的国家音乐机关。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扩大乐府规模，乐府除制作雅乐外，兼采各方乐歌。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乐府诗达138首，今存者不过四十首。宋人郭茂倩总集汉至唐乐府诗而成《乐府诗集》。《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为乐府诗杰作。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度动荡的时代，这对两汉以来已然稳固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突出特点是，文学已逐渐摆脱了“经学”的依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所以有人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文学自觉时代。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一是文人诗歌创作获得长足发展，二是辞赋创作骈文化和小说创作的虚构性倾向，三是文学理论和批评渐趋繁荣。
文人诗歌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大宗，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安、正始时期。文学史上的建安（汉献帝年号）文学指的是包括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一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主要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瑒）以及女诗人蔡琰。这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飞扬的政治激情与衰蔽乱离的政治时局，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动荡社会对儒家理想秩序的冲击，这一切形成这一代作家渗润于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感受，这就是后人所称说的“建安风骨”。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文学史上多以“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文学。这一时期正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为排除异己的血腥屠杀，形成恐怖的政治气氛，带来这一时期明哲保身、逃避政治、归隐园林的玄学思潮，文学风尚也由建安风骨的慷慨悲歌，一变而为“竹林七贤”（嵇康、阮籍、王戎、阮咸、山涛、刘伶、向秀）高蹈世外的隐者追求。嵇康、阮籍是“七贤”中成就最高的作家。第二个阶段是西晋、东晋时期。西晋武帝太康前后，文坛呈现繁荣局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然他们的作品形式华美，诗风柔靡。惟左思之作，多抒寒士阶层的磊落不平之气，颇能接续“建安风骨”，所以钟嵘《诗品》誉之为“左思风力”。东晋时期，“理过乎辞”的玄言诗渐成主流。晋宋易代之际的伟大作家陶渊明，其诗平淡自然，意境高妙，开创了“田园诗”这一崭新的诗歌园地，对后此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是南朝宋齐梁陈时期。南朝刘宋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以山水自然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丰富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内容，加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从此在文坛上渐行消匿。鲍照的七言歌行体，为七言体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语四声，沈约又将四声知识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强调诗歌创作的声律和对偶。因这种诗歌已不同于传统五言古体诗，故被称为“新体诗”，又因其形成于永明年间，故又被称为“永明体”。“永明体”诗人中，沈约、谢朓成就最高。南朝梁陈时期，浮艳轻靡的宫体诗充斥诗坛，一直延续到初唐。
与南朝政权对峙的北朝，文化上却甚为荒凉。梁朝末年庾信北渡，其诗劲健浑灏，对唐代诗歌发展具有开启作用。
除文人诗歌外，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也有新的发展。由于南北文化风尚、地域风俗的不同，民歌的题材、风格迥然不同。南朝乐府清新婉媚，多写男女情思，代表性的作品如《西洲曲》、《子夜歌》等；北朝乐府刚劲苍凉，多是马上征战之曲，代表性的作品有《敕勒歌》、《木兰诗》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创作的特点是盛行骈文，尤其是齐梁时期，无论是抒情写景之作，还是书启铭诔一类的应用文字，几都用骈体。骈文的流行，也带来辞赋创作的骈文化，这种骈文化的辞赋后人称为俳赋。代表作品有江淹《恨赋》、《别赋》，庾信《哀江南赋》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叙事性的小说创作也获得了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多是“粗陈梗概”，志怪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干宝《搜神记》，志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刘义庆《世说新语》。
文学的繁荣也带来文学批评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多部杰出的文学理论著作，如（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钟嵘《诗
品》等，还有（梁）萧统（昭明太子）《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划时代的著作，为建立完备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隋唐五代文学
隋代存国三十余年，隋炀帝穷奢极侈，于文化建设了无兴趣，隋代文学虽也不乏少数优秀篇章，但总体成就不高。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初唐百余年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思想兼容并蓄。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大唐盛世风采已成记忆。一方面是盛世风尚所造就的文人的昂扬激情，另一方面是衰世变乱所形成的文人的颓废心态。大繁荣与大动荡局面的生活的感受，是前代文人所未曾有过的，唐代文学也因此获得了全面的繁荣和发展。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它被王国维称为“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史》）。唐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初唐约一百年，是唐诗繁荣到来的准备阶段。高宗时“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崛起，他们将诗歌从宫廷台阁移到市井社会，边关塞漠，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将北朝文学的刚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柔之风相融合，荡涤了六朝以来弥漫诗坛的靡靡之音。其后沈佺期、宋之问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摆脱永明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出一种既有固定程式又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与沈、宋同时的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提倡“风雅兴寄”，为唐诗的进一步发展确立了方向。正是基于上述诸家的不懈努力，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这一时期的
诗坛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形成了后世学界所极度艳羡的“盛唐诗风”。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无疑是盛唐“众星”中最为璀璨的双子星座。李白之诗以雄肆奔放的气势、奇特瑰丽的想象、飘逸不群的风格、清新自然的语言，抒写其济世拯物、忧怀民艰的理想抱负，以及傲视权贵、高蹈世外的胸襟品格，集中表现了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这在其《将进酒》、《行路难》等诗作中有突出表现。杜甫之诗号称“诗史”，其“三吏”、“三别”之作，是“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现实的真切纪录。忧国忧民的沉痛情感，乱世漂泊的生命感叹，圆熟生新的语言锤炼，形成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李、杜之诗，代表的不仅是盛唐也是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其流风余韵，泽被后世，影响深远。在盛唐诗坛上，还有两个著名的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他们的诗歌以清丽淡雅的笔墨，发掘山水田园中的诗情画意，情景交融，诗画相生，与六朝山水诗的模山范水迥然不同。一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他们的诗描写苍茫辽阔的边关景色，抒发立功疆关、报效祖国的高怀壮志，洋溢着激昂慷慨的盛世豪情。
“安史之乱”后的五十年，史称中唐，是继盛唐之后诗歌的又一繁荣时期。不仅诗人诗作数量超过前期，而且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不亚盛唐。自大历至贞元中，“大历十才子”腾跃诗坛。另外还有元结、顾况等人的乐府古体。贞元后期至长庆年间，元稹、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其中，白居易成就最高，《卖炭翁》、《杜陵叟》所写的弱势群体的生存艰难，《琵琶行》中琵琶女的悲切感慨，《长恨歌》帝妃之恋的历史感伤，情蕴纸背，历来脍炙人口。不同于元白之作的浅易适俗，韩愈、孟郊等人则力求古奥奇崛，形成险怪诗派。此外，李贺的奇诡绮艳，刘禹锡的沉着俊朗，柳宗元的峻洁清新，均各具风格，别开生面。
唐王朝灭亡之前的八十年，衰颓的国势为这一时期的诗歌蒙上一层浓重的感伤情绪。李商隐的诗感怀时事，思绪绵密，境界朦胧；杜牧的咏史诗作，借史写实，寄寓幽深，情境凄迷。李商隐和杜牧并称“小李杜”，二人以其夭矫之才，创造了唐诗的最后辉煌。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继杜甫、白居易的写实精神，然忧愤之感远胜谏诤之情，已无复盛、中唐诗人的胸襟胆识了。
唐代散文在初盛唐时期，骈文统治文坛，虽遭到陈子昂等人的反对，却未能转变局面。
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人以复兴儒学相号召，力倡古文，发起并领导了一场革新文体的古文运动。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柳宗元的“辅时及物”说，强调文章创作的社会干预意识和批判精神，丰富了古文创作的内容，而“陈言务去”、“气盛言宜”、“文从字顺”等主张，又从形式层面为古文创作确立了规范。韩文以雄横奇崛见长，其论说之作，析理严密，笔势横放；记人之文，仿史迁之笔而犀利透辟。柳文以精深峻洁见胜，其寓言之作，文字简洁传神，富蕴哲理；传纪之文，或叙或议，或骈或散，均缘情而发，跌宕有致。山水游记是柳文之精品，写景状物，绘声绘色，形成柳氏山水游记“凄神寒骨”的独特品格。
诗文之外，小说在唐代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人传奇小说“作意好奇”，即有意识地虚构奇幻故事，这与前之志怪、志人之作不同。虽不乏幻设之语，然大都是秉笔纪实，这标志着小说文体的成熟。唐人传奇小说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其中以爱情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品如陈玄佑《离魂记》、沈既济《任氏传》、白行简《李娃传》、元稹《莺莺传》、蒋防《霍小玉传》等，此外，梦幻题材作品如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沈既济《枕中记》，历史题材作品如陈鸿《长恨歌传》等，也是颇受时人推赏的名篇。
隋唐之际，西域及外国音乐大量传入中土，与中原音乐相结合形成“燕乐”。适应这种新的音乐体制，一种新的音乐文学——词——诞生了。词在唐五代被称为“曲”、“曲子”、“曲子词”，称谓本身便表明其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初盛唐时期，词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晚唐时期，清新活泼的民间词开始引起文人的关注，文人词作日渐繁多。如张志和、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等均有词行世。尤其是温庭筠的闺思宫怨词，风格上香软秾丽，确立了“词为艳科”的文体樊篱和婉约为宗的词体风范。五代时期，词体创作形成西蜀和南唐两个中心。西蜀词家多沿袭温庭筠香软词风，后蜀赵崇祚编有《花间集》，收作者18人，词500首。后人遂将这些西蜀词家统称为“花间词派”，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韦庄。南唐词人主要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南唐词较之花间多了一份雅致之气，然在内容上也多是春愁秋怨，难脱花间窠臼。只有后主李煜，其国亡后所作之词，于今昔对比、伤春悲秋感慨中寄寓亡国之恨，故国之思，扩大了词的题材，洗脱了花间词的脂粉之气，为五代词向宋词的发展转型奠定了基础。
四、宋辽金元文学
自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到1368年朱元璋灭元建明，这四百余年间的中国文学，在继承前代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又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家创作心态的时代调适。如果说唐前文人的文学创作多出于自娱，宋后文人则不只是自娱，还须娱人。二是处于文学结构圈边缘地带的俗文学日渐活跃。自娱之作以雅为高，娱人之作重在适俗，故传统诗文为中心的雅文学结构圈已开始松动，一直处于文学结构圈边缘地带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日益繁兴。三是民族情绪的主题指向。宋辽金对峙，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地区宋政权的强力威胁，元蒙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中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因民族矛盾的激化而带有浓厚的民族情绪，南宋文人抗金复国的呼号，元代作家不满异族统治的愤懑，在这一时期文学中有鲜明的表现。
（一）宋代文学
宋代作家以其深厚的修养和矫拔的才力，在前代作家业绩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拓展，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话本小说、宋杂剧的出现为后世章回小说和杂剧传奇戏曲的成熟繁荣奠定了基础。诗歌至唐虽已达顶峰，但是宋人另辟诗道“蹊径”，恰如南宋诗歌理论家严羽《沧浪诗话》所指出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唐人诗歌重情致，宋人诗歌重理性；唐人诗歌多想象，宋人诗歌多议论；唐人诗歌注重意象，宋人诗歌强调才学。
宋初诗坛，作家多尊唐音，如效仿白居易的“白体”，追摹贾岛、姚合的“晚唐体”，模仿李商隐的“西昆体”等，成就不高。北宋中期，欧阳修以其横放才华和人格魅力成为文坛盟主，发起了一场旨在涤荡浮靡文风重构文学风尚的诗文革新运动。梅尧臣、苏舜卿、王安石、苏轼等一大批极富才华与学养的诗人崛起诗坛。他们的诗作虽在风格上各有所尚，然好议论、擅典故、逞才学则是其共同特点。其中以苏轼成就最高，他的诗题材广阔，几乎无所
不包，各体兼备。北宋后期，活跃于诗坛的主要是苏轼门人及与苏门关系密切的诗人，其中以黄庭坚成就最高。黄庭坚的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而追步其风范者甚众，如陈师道、韩驹等，因黄氏为江西人，后人遂将他们统称为江西诗派。南宋初期，主要是江西诗派诗人主持诗坛。南宋中期，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被后人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陆游成就最高，他一生作诗9300余首，批判南宋小朝廷的妥协投降政策，抒写抗金复国的民族情怀，是其诗作的主旋律，风格豪健俊朗。代表作如《关山月》、《书愤》等。杨万里的诗，师法自然，幽默活泼，人称“诚斋体”。范成大的诗，寄情田园，温润精工。南宋后期，中兴之梦的破灭，偏安承平的现实，使爱国题材诗作渐趋消歇，代之而起的是逃避现实、怡情山水的江湖诗派和“永嘉四灵”诗人。只是在宋代亡国之际，文天祥、汪元量等爱国诗人的出现，为宋代诗歌画上了一个刚劲的句号。
词至宋代走向鼎盛，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宋初词坛沿袭晚唐五代花间词风，所作仍是樽前月下，伤春怀旧，代表作家如晏殊、张先等，但也有例外，如范仲淹之词，其名作《渔家傲》写边关荒凉与戍卒之叹，开豪放词风之先河。宋初词坛于词体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柳永。其所作或描都市风光（《望海潮》），或叹羁旅行役（《雨霖铃》、《八声甘州》），或写市井青楼（《定风波》），拓展了词体的题材空间。更重要的是所作多为慢词，一改词坛小令一统天下的创作格局，且用铺叙白描之法，写景抒情，不避俗语。这种富蕴平民色彩的词作，很快赢获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北宋中期，欧阳修的词作，虽仍不过写伤春怀人，然清新亮丽，尽洗五代脂粉绮罗之气。苏轼之词，题材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还以词寄托了自己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或暗寓怀才不遇的伤感，发抒自己出世之思和红尘之恋，也有抒写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等，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域。苏轼于词之贡献不仅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域，还在于突破了词必香软的樊篱，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王士禛《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创立了与传统婉约词风迥不相侔的豪放词派。北宋后期，词坛上活跃的重要词人有秦观、晏几道、贺铸、周邦彦等。秦观之作凄婉哀怨，晏几道之作语淡情深，贺铸之作秾丽精致，周邦彦之作融合诸家之长，以格律谨严而著称。
南宋初期，李清照、张元干、朱敦儒等南渡词家，以凄厉之词笔，抒写国破家亡的生命沉痛。其中，女词人李清照以其女性敏感细腻的心理感受着时代风雨，使得她的词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前期的词多写对爱情尤其是离别相思之情的感受。南渡后，一变往昔词作的闺门闲愁而为家国沦亡之痛，《永遇乐》“落日熔金”、《声声慢》等，将乡关之思，身世之苦，丧失亲人的悲哀和理想破灭的失望等等溶注笔端，感人心魄。南宋中期，以辛弃疾为代表，陈亮、刘过等人为羽翼的辛派词人，踵武苏轼，在天崩地坼的时代巨变影响下，紧密结合关系民族命运的斗争现实，发为英雄豪杰的慷慨悲歌，使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在两宋词家中，辛弃疾作词最多，存世词作六百多首。他的词不受音律限制，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与苏轼接近，世称“苏辛”。然与苏词不同，辛词追求生前身后的殊勋盛名，表现为悲壮慷慨，多入世之情；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则“以文为词”，词作笔法有别。南宋后期，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上承周邦彦词绪余风，审音度律；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人绍接辛派词风，刚劲凌厉。然所作已乏新鲜活力，宋词随着南宋小朝廷的覆灭而走向衰歇。
宋代散文较之唐代更为繁荣，其成就也在唐文之上，后人所谓“唐宋八大家”之说，宋代占有其中之六。宋初散文沿袭晚唐五代浮艳文风，成就不高。北宋中期以欧阳修为首的文人集团掀起诗文革新运动，既推崇唐代韩、柳言之有物朴素流畅的古文，但也反对道统文学观过于重道而轻文的偏激主张。欧阳修等人创作的大量优秀散文，为其时乃至后世文坛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欧阳修等还识拔的一批文坛新人，诸如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皆为一时俊彦。作为文坛盟主，欧阳修是宋代散文的奠基人，其史论文，结构紧密，转折自然，得《史记》神髓；叙记之文，有的侧重于记事和议论，有的重于抒情和写怀，《醉翁亭记》即是融写景与抒情于一体的杰作。王安石之文，立论警绝，逻辑严密，《答司马谏议书》言辞犀利，文势充沛，充分体现了这位执着改革的政治家傲岸倔强的个性和睿智深邃的眼光。苏轼之文，代表了宋文的最高成就。他的散文，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其叙事记人之文，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澜，发人深思。写景抒情之文，则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前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境界若画。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北宋后期以迄宋亡，散文创作虽不乏佳制，然总体成就不高。
话本小说是在宋元时期城市中“说话”伎艺日渐兴盛的背景下产生的。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后世统称之为“话本”。当时的“说话”伎艺略分四家：小说、讲史、说经（包括说参请）、合声（生）。其中小说、讲史两家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最好，对后世影响最大。代表性的作品有《三国志平话》、《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
宋代大都市的瓦肆、勾栏中，还有专供演出戏曲的剧场，当时称为“杂剧”。宋杂剧“大抵全用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吴自牧《梦粱录·妓乐》），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戏曲艺术了。宋杂剧的民间流播，为后来元代杂剧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辽金文学
辽、金文坛甚为寂寞。辽代能文之士多是皇室后妃，其中以辽道宗及其皇后萧观音较有成就。金代作家中，以元好问成就最高，其作于金元易代之际的诗词，苍凉激愤，雄爽峻拔，颇有老杜之风。此外，金代的说唱文学对南方文坛以及后来的元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铺演唐人元稹《莺莺传》传奇故事，改崔、张爱情悲剧为私奔结合的喜剧，突出歌颂了真纯爱情，批判了陈腐婚姻观念，为元人王实甫《西厢记》的成功创作奠定了基础。南方的宋杂剧流传到金朝，称为院本。院本的主流也是滑稽小戏，表演体制与宋杂剧没有太大的差别。但金院本的流播，也为后来元杂剧的繁荣提供了艺术营养。
（三）元代文学
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戏曲、散曲、小说等俗文学在元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传统雅文学圈中的诗歌、散文等却甚为寥落，雅俗文学的这种调适自是元代都市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市民文化勃兴所使然。
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院本、诸宫调等说唱艺术基础上形成的比较完善的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因其主要用北方乐曲演唱，故又称为北杂剧。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走向成熟。
元代的杂剧创作和演出十分繁盛。据钟嗣成《录鬼簿》，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八十余人，杂剧458本。元杂剧的兴盛不仅表现在作家作品数量多，还表现在这些作品中不乏精品和绝唱，产生了许多大家与名作。首屈一指的当然非关汉卿莫属。他与马致远、白朴、郑德辉（一说为郑廷玉）被并称为“四大元曲家”。他的《窦娥冤》、《单刀会》、《救风尘》等剧作，直到今天仍活在戏曲舞台上。尤其是《窦娥冤》，作者通过展示一个正直善良、安分守己的青年寡妇的毁灭过程，广泛而深刻地暴露批判了元代政治的黑暗、官吏的腐败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宣泄了蓄积在被压迫被欺辱的广大群众之中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情绪。窦娥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悲剧，既是一幕元代社会的悲剧，也是一幕封建专制下人道主义的悲剧。所以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王实甫《西厢记》被认为是元杂剧的压卷之作。《王西厢》突破了《董西厢》及其他传统“西厢”故事“怜才爱色”式的才子佳人陈套，鲜明地提出一个进步的婚姻理想：“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个口号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代表了广大青年男女的愿望，表现出爱情至上的倾向，达到了此前此后的爱情剧所不可企及的思想水平。当代论者将它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德辉的《倩女离魂》并称为元曲“四大爱情剧”。
北曲杂剧在元末渐趋式微，这时一直活跃于南方民间的南曲戏文——南戏日渐兴盛起来。在传世的十多种南戏剧本中，元末明初流行的《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南戏（简称为“荆刘拜杀”）和高明的《琵琶记》最为著名，尤其是《琵琶记》，对后来的明清传奇影响极大。
散曲是金元时期流行乐曲的曲词，之所以称“散”，是相对于元杂剧整套剧曲而言的。
散曲在形式上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又叫“叶儿”是单支小曲，只用一个曲牌，且一韵到底。小令还包括“带过曲”，它是由同一宫调里习惯连唱的两支或三支曲调组成。套数又称散套、套曲，是由两支以上属于同一宫调的曲子联合而成的组曲。套数要求一韵到底，一般都有尾声。元散曲的发展以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著名作家有王和卿、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曲作风格朴实自然。其中马致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所作[天净沙]《秋思》，藉秋日意象叠加所构成的画面，抒发一种衰残、萧瑟秋日的怀乡之愁、迟暮之感，而用语浅显易懂，“纯是天籁”，周德清《中原音韵》誉之为“秋思之祖”。后期作家中著名的有睢景臣、张养浩、张可久、乔吉等，他们的散曲逐渐趋向华丽工整，与前期作家的风格颇有不同。其中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张养浩[山坡羊]是元后期散曲中的经典之作。
正统诗文在元代远逊唐宋。较有成就的作家有许衡、刘因以及被称为“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pēng）、揭傒斯等。
五、明清近代文学
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至1919年五四运动，五百余年中，随着都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社会进入了史家所说的近古时代，并开始向近代化社会转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也因社会环境土壤的变化而酝酿出许多新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的市民化和商品化倾向。都市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市民阶层勃兴，潜在的影响了这一时期作家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无论是位居馆阁还是游食民间，一旦进入创作，作家们大都将自己拟想成与普通读者（包括听众、观众）身份相同的一介平民。而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兴盛，书坊“润例”的丰厚诱惑，“卖文为生”逐渐成为许多作家下笔为文的内在动力，纯精神的文学创作开始渗透进金钱意识，这在晚清文学中有鲜明表现。二是文学结构圈的重新调整。如果说宋元时期以诗文为中心的雅文学结构圈已开始表现松动，明清近代时期，一直活跃于边缘地带的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则表现出向文学结构圈中心地带的位移，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三是张扬个性、呼唤人情的文学追求。中晚明以降，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日益受到怀疑和抨击，尤其是“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不仅遭遇到统治阶层内部有识之士的批判，也在民间激起强烈心理反弹。作为这一时期社会精神生活纪录的文学，开始转向对人性人情即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细描摹和大胆肯定，生动而鲜明地体露了其时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个性觉醒。
（一）明代文学
明代前期百余年间，元明易代的战乱之痛尚未弥合，明成祖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1399-1402年）又添新伤，尤其是前期统治者为剪除异己的血腥屠戮和对文士阶层的高压政策，导致这百余年的文坛了无生气。
诗文创作上，由元入明的“明初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因其丰厚的人生阅历，发笔为文，不乏佳制。永乐至成化年间，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流行文坛，所作几都是歌功颂德，道学气浓厚。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标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将文学创作引向复古歧途。
明代前期的戏曲创作也了无建树，文人创作近乎一片空白。从成化、弘治年间丘濬的《伍伦全备纲常记》和邵璨的《香囊记》开始，才打破了这种沉寂的局面。然丘、邵以理学名儒身份介入戏曲，宣扬陈腐封建礼教，“令人呕秽”（徐复祚《曲论》）。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施耐庵《忠义水浒传》，却为这个沉闷的文学时代增添了些许光彩。魏晋以降，三国故事流行民间，喧腾众口，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出杰出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又对该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饰润色，并将书名定为《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开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之先河。作者以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明高儒《百川书志》），所叙故事起于184年黄巾起义，终于280年晋武帝灭吴，差不多描写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而该书“七实三虚”的史料改编模式，具有高智慧比值的战争描写，以及“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表述，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自宋元之际始，宋江起义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元末明初的施耐庵，综合各类民间题材，加工整理而成一部杰出的长篇白话小说《忠义水浒传》。作品前半部分，以“官逼民反”为总纲，通过对封建社会黑暗现象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众多英雄好汉的生存困境和走向起义的社会根源。后半部分的招安平叛，虽流露出浓厚的封建“忠义”观念，但对梁山英雄悲剧结局的安排，也表现出作者对封建朝廷的浓重失望情绪。《水浒传》的出现，奠定了长篇章回体英雄传奇小说的叙事风范。
明后期自嘉靖朝始，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都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而这一时期哲学上王阳明“心学”思潮以及王学左派李贽等对人性人情的张扬，为文学的全面繁荣提供了条件。
诗文创作上，嘉靖、隆庆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揭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文学复古“旗鼓”。针对前后七子的盲目复古，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继承唐宋以来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传统，提倡唐宋古文，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唐宋派。万历年间，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提倡一种具有时代性、个人性、真实性，能够表现内在生活情感与欲望的文学，沉重打击了复古文风，史称公安派。晚明时期，灵便鲜活、真情流露的“小品文”盛行文坛，以张岱成就最高，其《西湖七月半》是为后人广为传诵的名篇。
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民间戏曲演出繁兴，形成海盐、余姚、弋阳、昆山四大声腔为
代表的南曲诸腔竞相争唱的局面。嘉靖时期，江苏昆山人魏良辅又改革昆腔，戏曲创作出现繁荣局面。不过，此后文人们创作的与宋元南戏一脉相承的长篇戏曲，学界称之为传奇，以有别于短篇的杂剧。问世于这一时期的李开先的《宝剑记》、无名氏的《鸣凤记》和梁辰鱼的《浣纱记》，标志着明代传奇的第一个高潮。从万历初到明末（1573－1644）的七十年间，传奇创作出现了全面繁荣局面，许多著名作家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如汤显祖、沈璟、周朝俊、吴炳、孟称舜等。汤显祖无疑是明代戏曲作家中的翘楚，其所作《牡丹亭》通过描写花季少女杜丽娘由生入死、死而复生的爱情追求，对封建礼教“存天理，灭人欲”的扼杀人性的普遍罪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代表了时代的历史的进步精神与呼声。细腻逼真的心理描写，纤丽缥缈的曲词表达，以及出入人间、梦幻和幽冥三种境界的奇幻色彩，更为该剧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明后期的杂剧创作也较繁荣，但大都成就不高。
明后期出现的小说创作高潮，引发了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热潮。而万历年间问世的吴承恩《西游记》和托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又开辟出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两大小说题材类型。
唐僧取经故事早在民间流传，《西游记》以“三教归心”为总纲，成功地整合了原本散乱的唐僧取经故事传说，如“心猿”孙悟空，大闹天宫写其放纵之“心”，西行之旅是“心”之磨练，而求得真经成佛则是修“心”之果。但小说并非单纯宣扬“心”学哲理，西行之路上各路妖魔的兴妖作怪，让人联想到明代社会地方上权豪势要的为非作歹；玉帝的昏庸腐朽、人间帝王的崇道灭佛，也可说是对现实中明代帝王的影射和讽刺。《西游记》出入天庭、佛
国与人间，情节奇幻，叠彩多姿，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精品杰作，而人、神、兽三位一体的人物形象塑造，也别具情趣。
与以往长篇小说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的传统不同，《金瓶梅》借一个家庭的兴衰起伏反映广阔的社会人生，开世（人）情小说之先河，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小说通过对西门庆勾结官府、淫人妻女、为霸一方等种种恶行的描写，深刻地暴露出被金钱腐蚀了的封建官僚机器已彻底腐烂，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但作品也有肆笔铺张色情描写的不足。
明代后期白话短篇小说的主要形式是拟话本。所谓拟话本，即文人模仿宋元话本体制而创作的主要供案头阅读的作品。代表作是冯梦龙改编创作的“三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和凌濛初创作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这两部拟话本小说集。
（二）清代文学
清代前期顺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三朝的近百年间，文学创作表现出繁盛局面。清初诗文中，以明朝遗民作家成就最高。明清易鼎之际清兵在江南的血腥屠杀和继其后的清廷对文人的高压政策，对这一时代的中国文人产生了悲剧性的影响，故尔这一时期的文学，几乎都深蕴着家国沦落之悲、侘傺失意之痛。如顾炎武、屈大均、魏禧等人的作品中，多具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兴亡之叹，即使是屈节降清的吴伟业、钱谦益等人，其作品中也不乏明清动荡现实的深刻反思之作。康熙时诗坛主将王士禛（后因避雍正讳而作“祯”）标举“神韵说”，创作力求“超脱”，诗文创作渐次出现脱离现实的倾向。清初词坛也甚为繁荣，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宗法苏（轼）、辛（弃疾）；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模仿姜（夔）、张（炎），成就均不甚高。惟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多直抒胸臆之作，卓有成就。
清初戏曲，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上均取得较高成就。其中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艺术上也颇多创新，代表了清代传奇的最高成就。戏曲理论上李渔所作《闲情偶寄》，其中有关戏曲创作与表演的论述，是对一直处于零散状态的中国戏曲理论的一次系统总结。
清初小说中，文言短篇小说独放异彩，出现了蒲松龄的集古代志怪、传奇之大成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该书“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赋予花妖狐魅以人性人情，令人不觉其可怖可憎，反觉其“和易可亲”。其中如《婴宁》、《连城》等，是广为传诵的名篇。
清代中期以后，承平日久的社会环境，官方对封建伦理的着意强调，以及文网森严的残酷现实，使得文人们更多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了官方意志，而不敢轻易袒露真实的心灵。故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渐趋衰落，然长篇章回小说却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文言短篇小说在清代中期以后多是模仿《聊斋志异》之作，惟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追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质朴淡雅文风，别具风范。
长篇章回小说中，《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通过各类士人面对功名富贵的态度的穷形尽相的描写，藉以考察成形于明代、沿袭于清代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如何驱使一代士人在前有功名利禄的诱饵、后有穷愁落魄的压力下，为了这毫无文化积累价值的八股制艺耗费生命的。《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语言明净、精炼，准确生动，且富于机趣，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典范之作，对后来晚清谴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成就最高的小说。这部旷世杰作以贾府的兴衰过程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爱情纠葛为中心，不仅写出了传统封建伦理信条的扼杀人性人情导致的爱情悲剧，而且通过贾府与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荣损与共，从更为深广的意义上批判了腐朽的封建制度，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红楼梦》的艺术表现也是美轮美奂，人物众多而人人有其神韵，结构布局天然浑成，语言表达具有“追魂摄魄”之魅力。
嘉庆、道光时期，小说创作逐渐衰落，所作或模仿《红楼梦》，或借小说以炫才学，惟李汝珍《镜花缘》借奇国异闻以针砭现实，颇有新意。
清代戏曲在乾隆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但此期在各地民间流行的各种地方戏却蔚然兴起，对长期主导剧坛的昆曲形成威胁，尤其是乾隆末年京剧的形成，不仅形成了“花雅之争”的繁盛局面，也为这一时期寂寥的剧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清中叶以后的诗歌领域，先是受王士禛“神韵说”影响，继之又有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袁枚“性灵说”，众“说”纷纭。具体创作或宣扬封建礼教，或以考据为诗，惟郑燮、蒋士铨、黄景仁等不为种种主张所囿，写出过一些颇具个性的优秀诗篇。
散文方面，桐城派的散文理论和创作，一直影响到清末。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主张散文创作“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提出义理、考据、辞
章三者交互为用的理论。由于他们过度强调文章的道德内涵，以宣扬程朱理学为己任，故所作散文内容上道学气浓厚，但一些叙事写景的散文，简洁雅驯，颇多佳制，如方苞《狱中杂记》、姚鼐《登泰山记》等。此外，骈文在清中叶后也走向复兴，代表作家是汪中，所作《哀盐船文》写仪征船难，凄楚动人，是骈文中的精品。
（三）近代文学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近八十年的历史学界多称之为近代。近代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1898年维新变法和1911年辛亥革命为界而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自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前的四五十年间，诗文成就较高，尤其是龚自珍、魏源等封建开明人士的诗文创作，蒿目时艰，指斥现实，揭开了近代文学的新的篇章。但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创作却比较沉闷，狭义公案、娼妓狭邪类的小说盛行一时，戏曲创作也多是吟风弄月、才子佳人，总体成就不高。
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的十余年间，是近代文学的中期，也是近代文学的繁荣时期。改良思潮的流行，域外文学作品的大量译进，尤其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倡导的“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对文学的影响极大。“三界革命”之目标，就是要借鉴西洋文学的话语规则，重新审视和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诗界革命”的结果是“新派诗”的出现，代表人物有黄遵宪、丘逢甲等，其中黄遵宪成就最高。“文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所标举的“新文体”突破桐城古文的束缚，感情充沛，议论纵横，在其时影响极大，代表性的作品如《少年中国说》等。“小说界革命”不仅带来了域外小说的大量译进，也引发了中国小说的创作高潮。其中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以抨击官场黑暗为叙事目标，被称作“清末四大谴责小说”。
这一时期的戏曲创作，陈去病、汪笑侬等发起的“戏曲改良”运动，带来了地方戏的蓬勃发展，而梁启超借鉴西洋剧作模式创作的传奇《新罗马》、《劫灰梦》等，则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戏剧创作模式的重新思考。
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夜，文坛上一方面是秉承前期文学余风，标举维新与革命；另一方面则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国民政治热情逐渐衰退，复古思潮日渐盛行。诗文领域中，章炳麟、秋瑾及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部分作家，鼓吹革命，其作品中颇有可观者。戏剧创作出现了话剧的雏形——文明戏，虽然比较粗糙，但毕竟为中国古典戏曲向现代话剧的转型搭建了桥梁。小说领域，先是立意消闲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风靡一时，以骈文笔法，写痴男怨女，少有新意；继之是揭人隐私的黑幕小说，飞短流长的小道消息满天飞，已不足称小说了。倒是也有一些宣传革命的小说，如陈天华之《狮子吼》、黄小配之《洪秀全演义》等，但多是革命理论的直接宣讲，高度的政治热情淹没了小说之为小说的文体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