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周礼·春官》中的“赋比兴”
“六诗”之称最早见于《周礼》。《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而“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的“赋比兴”，从文本分析，是和“风雅颂”相并列的一种“诗”，也就是说是一种诗歌的题材。
二、《毛诗·大序》后的“赋比兴”
《毛诗·大序》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我们似乎不能从此看出诗歌体裁的意思，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从此之后，历朝历代关于“赋比兴”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言之，有以下三种解释的视角：政治视角、情感视角、技巧视角。现在我们从汉至清这一历史时期关于“赋比兴”的论述，加以梳理。
1.政治角度
第一种角度试图从儒家的政治观点出发，将“赋比兴”看成是表达政治观点、态度的一种方式。
郑玄在注释《周礼》之六诗时说：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这里郑玄将“赋比兴”和政治、教化、美刺结合起来，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
唐代孔颖达发展了郑玄的见解，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赋”云“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比”者,比托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惧,故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兴”者,兴起志意赞扬之辞,故云“见今之美以喻劝之”。在郑玄的基础上，孔颖达进一步的将“赋比兴”和政治结合起来，把诗歌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凡言赋者，直陈君之善恶，更假外物为喻，故云铺陈者也。”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五：“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者，《楚辞·悲回风》王(逸)注云：‘赋，铺也。’铺陈今之政教，对风说圣贤治道之遗化，为陈古事也。《释名·释典艺》云：‘敷布其义，谓之赋。’(成伯玛)《毛诗指说》云：‘赋者敷也，指事而陈布之也。’义并略同。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者，《鬼谷子·反应篇》云：‘比者，比其辞也。’陶弘景注云：‘比谓比类也。’《释名·释典艺》云：‘事类相似谓之比。’《毛诗指说》云：‘物类相从，善恶殊态，以恶类恶，谓之为比。墙有茨，比方是子者也。’云‘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者，《毛诗指说》云：‘以美喻比，谓之为兴，叹咏尽韵，善之深也。听关雎声和，知后妃能谐和众妾，在河洲之阔远，喻门壶之幽深；鸳鸯于飞，陈万化所得，此之类也。”’
2.情感角度
还有一种角度，试图从诗歌创作者的主观情感与客观物体的相互关系角度，来阐释“赋比兴”的本质含义，主要观点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诠赋》一篇中之处：“赋者，铺也，体物写志也”另外在《比兴》一篇中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南北朝钟嵘《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唐皎然《诗议》：“赋者，布也。匠事布文，以写情也。”“比者，全取外象以兴之，西北有浮云之类是也。”“兴者，立象于前，后以人事谕之，《关雎》之类是也。”
唐王昌龄《诗格》云：“赋者，错杂万物，谓之赋也。”“比者，直比其身，如‘关关雎鸠’之类是也。”“兴者，指物及比其身说之为兴，盖托谕谓之兴也”。
宋二程(程颢、程颐)：“《诗》有六义：⋯⋯日赋者，谓铺陈其事也；日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类是也；日兴者，因物而兴起，‘关关雎鸠’、‘瞻彼淇奥’之类是也。”
宋李仲蒙：“学诗者必分其义。如赋、比、兴，古今论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说最善。其言日：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宋范处义《诗令补传》：“铺陈其事者，赋也；取物为况者，比也；因感而兴者，兴也。”
宋黄彻：“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
明郝敬：“托物为比，陈辞为赋，感动为兴，三义合而诗成。”
3.技巧角度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宋带朱熹从创作技巧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从新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又说：“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
又说：“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说其事如何；兴，则引物以发其意，而终说破其事也。”
三、二十世纪对“赋比兴”本意的探寻
1.诗歌体裁
章炳麟第一个出来肯定古老的六诗分类。他认为这六个范畴的原始意义是六种诗体：赋即后来的文体赋之起源，比为辩，一种篇幅较长的诗体，兴为廞，与诔、赞相近。
朱自清也赞成六诗皆体，但进一步提出六诗皆歌：赋为合唱，比为变旧调唱新辞，兴为合乐开始的新歌。
郭绍虞则推测：赋、比、兴皆是不入乐的民歌。
2.祭祀礼仪
白川静运用语源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方法，推断兴原本是一种祭祀礼仪，涉及灌酒、舞蹈、咏诵祷词等仪式，目的在于召唤地灵及其他神灵。
周策纵在全面探讨巫术与音乐、舞蹈和诗歌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六诗皆源于巫术活动。
3.教学科目
陈世骧相信六诗应是大师的教义，可理解为六种诗歌表演的形式。
章必功提出六诗是周代诗歌教学的纲领，声义并重，大师通过风和赋教国子歌唱和朗诵诗篇之法，通过比和兴教国子切类指事、引伸发挥诗义之法，通过雅和颂教国子在各种政治和祭祀场合用诗之法。
王昆吾也认为六诗是西周乐教的六个项目：风和赋是言语传诗的方式，分别指方音诵和雅言诵；比和兴是歌唱传诗的方式，分别指赓歌和和歌；雅和颂是加入器乐因素来传诗的方式，分别指乐歌和舞歌。
四、二十世纪对“赋比兴”方法的阐述
1.诗歌创作前的谋篇立意技巧
徐复观将比和兴作了一个深刻的比较：“比是由感情反省中浮出的理智所安排的，使主题与客观事物发生关连的自然结果”；兴则相反，未经过任何安排经营，而是作者胸中所蕴蓄的感情，偶然由于某种事物的触发而浮现，故兴和主题的关系，是「先后相生」的，“先有了内蕴的感情，然后才能为外物所触发；先有了外物的触发，然后才能引出内蕴的感情。”
叶嘉莹的看法与徐相近，她指出比和兴的区别在于：首先，兴的作用大多是物的触引在先，而心的情意之感发在后；而比的作用，则大多是已有心的情意在先，而借比为物来表达则在后；其次，兴的感发大多由于感性的直觉触引，不必有理性的思索安排，而比的感发则大多含有理性的思索安排。
2.诗歌创作中的结构布局技巧
鲁迅说：“《诗》则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风雅颂以性质言⋯⋯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
钱基博说：“《诗》凡三百五篇，其体为风、雅、颂，其辞有赋、比、兴。赋者，直陈其事者也。比者，以物取譬者也。兴者，感物抒兴者也。”
蒋伯潜、蒋祖怡说：“赋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为比，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
刘若愚将赋、比、兴释为三种表达模式---- 赋是叙述的、描写的模式，比是比较的、类似的模式，兴是联想的模式。
顾明东（Ming DongGu）质疑戴的方法和结论，并提出另一观点：“比是一种静态的、单一的隐喻，而兴则是一种动态的、整体的、完整化的隐喻；赋-比-兴三位一体，构成诗歌创作的完整理论，分别代表在将诗歌深化过程中三个相互交织重迭的阶段。”
傅庚生释比为联想，诗人借之以构造浅切明白的隐喻，兴为分想（独立想象），诗人借之以构造意味深长的意象。
3.诗歌创作后的阅读诠释技巧
施炳华在细致分析《毛诗》中所有标兴的诗篇的基础上，推论毛公标兴的目的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揭示诗中所隐藏的政治伦理意思，并不是为了标举作诗方法。
王念恩将赋、比、兴理解为不同的读诗方式：赋是文字阅读，比和兴是比喻寄托式的阅读。
苏源熙认为赋、比、兴是《诗经》注疏家们的诠释工具，故运用赋、比、兴对诗篇进行解读，总是引向对正统观念的确认。
周刚将赋、比、兴称为三种赋诗言志的方法。
鲁洪生则进一步将这一定义扩充至言语引诗和著述引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