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鄙夷权贵的陈寅恪
鲁先圣
文革期间，有一件事情曾经轰动一时。那时候，康生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是人人都希望攀上的当红权贵，但是，他到广州要拜访陈寅恪，却被拒绝了。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助手说，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其实，陈寅恪并没有病到不能会客的程度，他是不愿意见这个人罢了。学校很为难，那个时代，有谁敢于对康生说一个不字？但是，无论学校领导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解放以后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钉子?他忍气吞声，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一拖再拖。
这件事传出之后，无数的学者为他捏一把汗，但是最终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康生再厉害，他是知道陈寅恪的分量和影响的，虽然自讨了苦吃，他也只好咽下这口窝囊气了。
陈寅恪拒绝康生的拜见，并不是一味地拒绝中共的高层人士，他看一个人，看重的是学识和人品。
陈寅恪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陈寅恪夫人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息，她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儒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所以，他们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中共的高级官员中，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他是为数不多的让陈寅恪“肃然起敬”的人。次为杜国庠，他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得到的是“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不同的一个为为“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
陈寅恪也讨厌周扬，但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就勉强答应见周扬，但“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可是不论如何，总是见了，回到招待所后，周扬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虽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有些学人是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的。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69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馪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陈寅恪“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陈寅恪敢于鄙夷权贵，对于学术同道和普通百姓却是另一种态度了。他与校长(陈序经)、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都常常交往。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