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代边塞诗的史料解读
引言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帝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和平相处，也有对立冲突，但总的来说仍是以和为主。流传下来的文献对唐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多有反映，如《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都详细记载了唐从上到下、从贵族到平民、从中原到边疆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其人其事。
诗歌在唐朝发展到顶峰，也是唐代社会状况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从史料价值角度对其解读，可以窥测出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发展状况。其中边塞诗作为唐诗的一个重要流派，反映了唐代的民族政策、朝廷征戍、边塞战争、边疆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内容，为我们研究唐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起到必要的佐证作用。
近代研究唐诗中边塞诗派的论文为数不多，且大多从文学角度进行论述。如秦绍培、刘艺《论唐代边塞诗及其繁荣原因》（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关永利《唐前边塞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等，仅有少数的论文从“文史互证”的角度进行研究，如车宝仁《唐代边塞诗所反映的民族和睦》(《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廖立《唐玄宗时西域战争性质与岑参边塞诗》（《中州学刊》，1985年第4期）等。
本文拟吸取前人研究精华且从“文史互证”角度解读唐代边塞诗的史料价值。主要涉及边塞诗反映的和亲政策、边塞战争、胡汉和睦相处以及胡汉文化融合等方面，兼论边塞诗中反映的民族关系。
一、边塞诗与唐和亲政策
中国自古就是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大国，到唐时更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帝国，民族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的曲折变化。在唐代史料中多有反映。边塞诗也从侧面折射出唐代的民族关系。
唐朝，由于统治者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唐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政策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和亲”政策，在边塞诗中也有反映。诗人陈陶有《陇西行》之四：“黠虏生擒未有涯，黑山营阵识龙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1】陈陶约生活于公元8世纪早中期，字嵩伯，自称“三教布衣”，剑浦人，科举不第，遂隐居。该诗约成于8世纪中期，据史记载，自公元709年金城公主入藏嫁吐蕃赞普弃隶蹜赞以后到公元789年，先后有17位公主嫁到边疆少数民族。【2】唐朝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和亲当数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遣使至唐求婚，被唐拒绝，出兵伐唐，大败而归。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复遣使赴长安再次请婚，太宗也意识到吐蕃是西部边疆的强大部族，不可等闲视之，遂嫁宗女文成公主。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与吐蕃结和亲之好，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并持节护送公主到吐蕃。此后，唐与吐蕃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和睦关系。所以唐室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长期和平有赖于中央政权一贯实行的开明民族政策。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十一月，吐蕃正式派大臣千余人来迎娶金城公主。时值吐蕃内外交困之际，向唐要求和亲乃是寻求庇护之力，唐中宗从长远利益考虑，答应了和亲。《新唐书·吐蕃传》也载：“帝谓昔已和亲，有成言，寻前盟可矣，不许复誓。礼其使而返，且厚赐赞普，自是岁朝贡不犯边。”【3】王昌龄的《塞下曲》就歌颂了唐与吐蕃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关系：“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器销为日月光。”初唐诗人杜审言也有诗赞颂和亲之策《送高郎中北使》：“北狄愿和亲，东京发使臣，马衔边地雪，衣染异方尘。”讲的是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六月，突厥默啜可汗派莫贺达干到长安，请求把女儿嫁给皇太子李显的儿子，武则天答应了和亲。后因中宗即位后（公元705年），默啜趁机侵唐，致使这次和亲没有实现。玄宗一朝，开贞观遗风，成“开元盛世”，也有同少数民族实行和亲之策。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契丹首领李失活脱离东突厥率众归附，玄宗依照旧例，复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为都督，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嫁李失活。《旧唐书·玄宗纪》也载：“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4】可见，边塞诗作为唐代主流诗派之一，真实的反映出唐朝的社会状况。而这些公主远嫁异地他乡，给中原带来了安宁，给边地带来了发展的和平局势。
和亲之策虽能带来短暂的安宁，但是终非长久之计。高适有诗《塞上》就反映了和亲的弊端。“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被动应战、妥协和亲政策的抨击。该诗约成于玄宗开元年间，奚、契丹常在北方边境骚扰生事，玄宗采取和亲的政策，企图结好他们，但是奚、契丹的首领仍不断起兵叛乱，战祸连年。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契丹首领可突于汗因入唐不为宰相李元纮所礼，怏怏而去。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协奚众共降突厥，燕郡公主走平卢军。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正月，“玄宗以礼部尚书信安郡王袆持节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与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使赵含章出塞捕虏，大破之，可突于走，奚众降，王以二蕃俘级告诸庙。”【5】诗中李将军即是信安郡王李炜，单于即指可突于汗。当初，下嫁燕郡公主是为了拉拢契丹共抗突厥，后因唐待使不予礼遇，反逼其叛乱。则天朝以及其后，曾先后遣固安县主、东光公主、宜芳公主嫁于奚国酋长，永乐公主、静乐公主、东华公主、燕郡公主嫁契丹首领。【6】但是由于安禄山等边将为邀边功，残杀契丹酋长几千人，激起契丹人民的不满，而营州都督又当众侮辱契丹酋长，值饥荒时不予赈济，终导致一场恶战。和亲公主被杀，和亲政策以失败告终。于是有诗人反对和亲政策，如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又如戴叔伦《塞上曲》其一：“军门频纳受降书，一剑横行万余里，汉祖谩夸娄敬策，却将公主嫁单于！”王维也有《送刘司直赴安西》言：“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都认为和亲是唐室懦弱无能的表现而强烈反对和亲。
同唐初的和亲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和亲政策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唐国家实力。初唐，尤其在贞观年间，因唐室武力雄厚力量强大，和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到了唐中晚期，已经由鼎盛转向衰败，武力势微，和亲之好也化为泡影。不论和亲结果如何，这一政策在客观上都促进了民族融合，带动少数民族共同发展。文成公主入藏时随从人员有造酒、碾、纸、墨的工匠。金城公主入藏时，带去了蚕种、五谷之类及骆驼、马匹等牲畜，还有各色绫罗二万匹等物，给古老的吐蕃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边塞诗与唐胡战事
唐朝时，除了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带来和平外，边境也常会爆发战争。这些战争在边塞诗中从正面或者侧面都有反映，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有高适和岑参等。高适（702—765）年过半百后才留意诗歌创作，诗名大振，被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赏识，担任掌书记。如前所引高适的《塞上》：“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边尘涨北溟，虏骑正南驱。”还有其《蓟门行五首》之三：“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回？”都是写于开元十八年至二十年间（公元730—732年），时值契丹与奚叛唐。这次战事在上节已有所述。又如高适《九曲词》：“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驎。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即作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因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五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取了吐蕃洪济、大漠门诸城，收复了本划给吐蕃作为金城公主“汤沐”之地的九曲，后置洮阳郡。他写这首诗以歌颂哥舒翰的军功。又如杜甫的边塞诗《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二：“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旧唐书》也载：“十二载，进封凉国公，食宝封三百户，加河南节度使，寻封西平郡王。”【7】由上诗和所征引文献可知哥舒翰取得了攻占吐蕃的重大胜利。“安史之乱”是唐室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这次战乱在边塞诗中也多有反映。高适于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作《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河华屯妖气，伊瀍有战声。愧无戡难策，多谢出师名。”贺兰大夫即贺兰进明，于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在灵武拜见肃宗，由北海守转为河南节度使，受命平“安史之乱”。《旧唐书》也载：“禄山之乱，征翰讨贼，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佐翰守潼关。”【8】可知高适与贺兰大夫有共事之机，高适鉴于贺兰大夫的英名而作此诗。唐代另一位边塞诗人岑参的诗作也有多首反映了边关战争。岑参（715—770），曾两度出塞赴西域，久佐戎幕，深入西域，对西域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诗人在天宝八载至十载（公元749—751年）为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之僚属第一次赴西域，第二次是在天宝十三载至至德元载（公元754—756年）为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翰海军使封常清之僚属再度赴西域。岑参第一次赴西域是在高仙芝幕府中先为书记后为判官，第二次是在封常清幕府中先为判官后为度支付史。”【9】他的《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如来归。”该诗成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五月，封常清自北庭出兵西征阿布思余部，顺利的平定了叛乱。六月，受降凯旋回师。《旧唐书》有后记曰：“十三载（公元754年）入朝，摄御史大夫……令常清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使。”【10】另有《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旁临月窟寒。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本诗是天宝十三(公元754年)冬天所作。据今人考证征战对象为阿布思余部，阿布思原为突厥西叶护，后与安禄山不和，恐受其迫害，劫掠库府后叛逃漠北。后于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斩于长安。其并无大的过错，被斩后部众多生忿意，常骚乱边境，封常清乃出师讨之。【11】可见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和平还是征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是否能够正确处理民族间的事务。岑参又有诗《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该诗作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岑参时任虢州长史，“安史之乱”未平，奴剌、党项、吐蕃又开始叛乱。《旧唐书》也有对此事的记载：“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杀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12】岑参的《卫节度骠马歌》一诗也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希望卫节度顺利平叛的心情：“待君东去扫胡尘，为君一日行千里。”卫节度即卫伯玉。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三月，吐蕃又趁唐调兵入关平叛，西域、河陇兵力空虚之际，大举进攻，占领了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朝廷命卫伯玉为荆南节度使，率兵平乱。该诗成于长安陷落之前。《旧唐书》中也有与此相应的记载：“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九月，吐蕃寇陷泾州，十月，寇邠州，又陷奉天县。遣中书令郭子仪西御。吐蕃以吐谷浑、党项羌之众二十余万，自龙光度而东。郭子仪退军，（帝）车驾幸陕州，京师失守。”【13】唐剑南节度使严武也有边塞诗《军城早秋》反映了当时的战况：“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吐蕃攻占长安后，一度向西南进犯，严武两次任剑南节度使，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秋天，率兵西征，大败吐蕃七万人，收复了巴蜀失地，稳定了当地的局势。被后人划归田园诗派的唐代诗人王维也有出塞经历，作诗《出塞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鞍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三月，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海战败吐蕃，王维在朝遭受排挤，以监察御史的虚名出塞宣慰。该诗即作于此时，诗中“汉家”即是唐室，“霍嫖姚”是指崔希逸。《旧唐书》记载有这次战斗的原因和经过。吐蕃攻破勃律国，上甚怒之。令散骑常侍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镇守凉州，崔希逸与吐蕃边将乞力徐约言和好，乃令部下孙诲入朝奏请免战，而吐蕃轻信崔希逸忠厚疏于防范。孙诲欲自邀其功，谎奏吐蕃没有防备，若发兵，定能取胜。上遂遣使诏令崔希逸偷袭吐蕃，大获全胜。【14】唐代又一位诗人李益也有边塞诗《度破讷沙二首》，其二为：“破讷沙头雁正飞，鷿鹈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唐代丰州以西有受降城，离城北去二百里有泉名鷿鹈泉。唐宪宗元和初，“回纥数干骑至鷿鹈泉，边军同回纥在此展开激战。”【15】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边塞诗作虽然大多没有直叙战事，但是或多或少从某一侧面反映出战斗的爆发及结果，从而为我们研究民族关系提供了较好的例证。
三、 边塞诗与胡汉关系
初唐时国力强盛，曾平息了多方的侵扰和叛乱，妥善安置了少数民族的事务，吸引了大量周边少数民族前来朝觐内附。《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觐篇》就记述了外族首领入觐的事件。“五年（公元621年）六月高昌王趜伯雅来朝；七年（公元623年）十二月西面突厥处罗可汗来朝，上大悦，接以殊礼；十年（公元626年）突厥启民可汗率其子咄言立来朝于东都；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东谢蛮王元深入朝，”【16】漠北各族请开“参可汗”道。汉与胡族上层的交往，也带动了下层民众之间经济、文化交流，这在边塞诗里也多有反映。如高适的《送浑将军出塞》：“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诗中的浑将军即浑瑊，《旧唐书》有《浑缄传》以记之。“浑瑊，皋兰人也，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高祖大俟利发浑阿贪支，贞观中为皋兰州刺史。曾祖元庆，祖大寿，父释之，皆代为皋兰都督。”【17】该诗作于天宝十一、十二年（公元752—753年）之间。当时安禄山有谋反之意，瑊跟从李光弼出师河北，定诸多都邑。诗人卢纶也有诗记述浑瑊之事，即《腊日观咸宁郡王部曲娑勒擒豹歌》：“潜影踠伏草不动，双雕盘旋群鸦鸣。阴方质子才三十，译语受词蕃语揖。舍鞍解甲疾如风，人忽虎蹲兽人立。歘然扼嗓批其颐，爪牙委地汗淋漓。即苏复恐拗仍怒，果协英谋生致之。拖自深丛目如电，万夫失容千马战。传呼拜贺声相连……愿纪雄名传百蛮。”这两首诗都反映了唐诗人对少数民族将领的赞颂。边塞诗人岑参也有数首反映胡汉将领和睦相处的诗歌，如《赵将军歌》：“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可能是指赵玼，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封常清入朝，他代理北庭节度使之职，该诗应写于岑参第二次赴西域期间。在此期间岑参又写下了《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郡王能汉语。”与《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寺卿》：“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遍能照列卿。”《旧唐书》里也有言与上诗相对：“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封常清从仙芝破小勃律……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18】上诗可能是封常清加授朝散大夫后不久而作。
唐诗中也有非边塞诗派诗人所作的诗歌来歌颂胡汉一家。如“诗圣”杜甫的《洗兵马》：“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沓。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诗中“司徒”指李光弼，原是契丹酋长。“安史之乱”爆发后，李光弼受命平叛，明察秋毫，在太原用计策以少胜多。肃宗下诏由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户部尚书等职进封魏国公，食宝封八百户。尚书指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思礼从元帅广平王收西京，既破贼，思礼领兵先入景清宫。又从郭子仪战陕城、曲沃、新店，贼军继败，收东京。思礼又于绛郡破贼六千余众，器械山积，牛马万计。迁户部尚书、霍国公，食宝封三百户。”【19】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带来的苦难，对两位平叛有功的将领自是赞赏有加。《旧唐书》里也有写杜甫所经之难，战乱致使杜甫子女饿死者数人。杜甫又有《高都护骢马行》：“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歘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借咏马来赞颂安西都护。西域流传一首《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首诗近似民歌，作者不详，但逼真的描绘了哥舒翰的飒爽英姿和赫赫军功。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人。蕃人多以部落称姓。“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后吐蕃寇边，翰拒之于苦拔海，其众三行，从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枪当其锋击之，三行皆败，无不摧靡，由是知名。”【20】
在上层友好往来之时，边疆汉族下层将领与西域人民也相处如一家，带领当地人民发展生产。岑参有《敦煌太守后庭歌》：“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种田。敦煌耆老鬓浩然，愿留太守更五年。”《旧唐书·忠义传》与之相对应，太宗时有良吏谢叔方，“历迁西、伊二州刺史，善绥边镇，胡戎爱而敬之，如事严父。”【21】元稹也有诗《西凉伎》：“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唐代陇右道有19州、60 县以及北庭、安西两都护府。其经济繁荣状况确如元稹所写。又如高适的《蓟门行》五首其一：“戍卒咽糠核，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这首诗是诗人控诉朝廷长期对奚、契丹用兵导致民不聊生而作，但从优待俘虏这一点来看，却有利于民族团结。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信安王李袆出塞击破契丹可突于部，俘获甚众。《旧唐书》记载与高适《蓟门行》相合。
民族交往不仅通过和平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暴力形式达到客观上的融合。在胡汉战争爆发后，胡族得胜往往从中原劫财掠人而去。王建有《凉州行》也言胡族：“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唐初突厥颉利可汗率兵十五万骑入雁门，围并州，深钞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数千骑转掠于原、灵间。回纥曾有留京师者，曹辈掠女子于市等，就使得汉民族的人口与文化通过另一种形式传到边疆。一个民族形成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共有文化，民族间最深层的交往就是文化交流融合，像音乐、舞蹈、饮食等文化也同诗礼一样构成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在边塞诗中也有反映。如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元稹有《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说明胡乐已深入平民家中，《唐朝文化史》也言：“唐初，国家有专设的音乐机构、所设乐部自七部增加到十部，内容更加丰富。其中一部为清商乐，系从传统音乐发展而来，一部为燕乐，即宫延俗乐。其他诸部为西凉乐、高丽乐、天竺乐、扶南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都是由域外周边民族国家中传来的新声、新乐，带有很多的‘胡’夷成分。”【22】《旧唐书》有《音乐志》云：“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23】胡乐不仅盛行于普通民众之间，在皇室及上层人士中也风靡一时。据说唐玄宗综合西域舞蹈与汉乐的精华而命名的“霓裳羽衣舞”本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深爱玄宗和贵妃喜爱。著名诗人白居易有诗《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向雪飘摇转蓬舞。”岑参也有诗《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慢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笼。回裾转裙若飞雪，左铤右铤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合……始知诸乐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聒耳。”都描写了来自西域由胡族创作的舞蹈“胡旋舞”。《旧唐书》有载：“胡旋舞”之名由来：“康国乐……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西戎之乐也。”【24】不仅中原的音乐舞蹈有胡族因素，所用乐器也有胡族创造的，且大量出现于各种宴乐场所。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又有《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又有《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旧唐书·音乐志》言：“笛，其元出于羌中。”【25】故名羌笛，羌乃我国西域羌族所居之地。在胡乐传入中原汉族的同时，汉族乐器也相应传到西域各族。琵琶，即是汉乐器之一，《旧唐书·音乐志》言：“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26】可见唐代音乐、舞蹈经过胡汉交融已杂成一家，可谓胡中有汉、汉中有胡，各族的艺术都吸取精华而发扬广大。
唐代的饮食文化也比较发达，南方食稻米，北方食小麦、粟等粮食，但全国的饮食风俗区域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交通便捷南方的稻米也可运往长安等大都市，同时胡族的饮食习俗也逐渐传入中原。当时西域盛产葡萄酒，传到中原后变得十分珍贵，深受中原文人墨客及达官贵族的喜爱。王翰有《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从侧面赞颂了葡萄酒美。“葡萄酒是西域特产，唐初平高昌时，得马乳葡萄及酒的制作方法，命人在宫宛中种植酿酒，极为名贵。”【27】相传唐太宗在宫中酿出八种颜色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在唐代诗歌中也有许多不属于边塞诗派的诗歌从侧面印证了唐胡饮食文化的交流，在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中有所反映。随西域美酒而来的，还有酒文化的传播者—胡姬，李白有多首赞胡姬的诗篇。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胡姬招素手，醉客延金樽。”《少年行二首》其一：“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对酒》：“葡萄酒，金叵罗，胡姬十五细马驮。”“胡姬”一词频繁出现于诗人笔下，足见当时长安城中胡姬数量不可低估。长安酒店中有一种用以行酒令的酒具称“酒胡子”，其雕镂形貌如胡人，碧眼虬发，上大下小，似不倒翁，因其形似胡人，故称“酒胡”。【28】唐代西域饮食传入长安的除葡萄酒外，还有一种物美价廉的平民食品—胡饼，又称胡麻饼。白居易有诗《寄胡麻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胡饼原名炉饼，原自胡人所食，后传入中国，故称“胡饼”。唐中宗李显喜欢吃胡饼，710年夏，韦皇后与安乐公主串通于饼馅中下毒，毒死中宗。《旧唐书·中宗纪》也言：“帝遇毒，崩与神龙殿，年五十五。秘不发丧，皇后亲总庶政。”【29】安史乱后，756年玄宗仓皇逃离长安，途中令人买胡饼充饥。可见胡饼已为中原的各阶层接受，不知不觉中变成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
唐贞观元年，与四夷通好。四方安定，经济实力雄厚，文化也随之繁荣发展，西域各族及周边国家都派出“遣唐使”到长安进行访问、求学等，太宗贞观一朝，在京师国学中学习唐文化就有吐蕃、高昌、高丽、新罗等国的弟子，唐在科举考试中专设“宾贡进士”,以选拔优秀的留学生，这些人及第后可以在唐入仕求官，也可以回国任职。温庭筠有《送渤海王子归国》一诗：“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渤海国即东北的靺鞨族政权。温庭筠“大中初进士，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30】因诗人久负盛名才得以结识渤海国王子。1959年冬在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发现唐代西域回纥族诗人坎曼尔的三首诗，其一为《忆学字》：“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疲倦。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这首诗大概作于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诗人和柳宗元、韩愈、白居易是同一个时代人，李白、杜甫的诗名早称誉天下。白居易的诗歌在中原和边塞地区都广为流传，唐宣宗在悼念白居易的诗中也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从侧面印证了白居易的诗在西域的流传之广。
通过对唐代边塞诗的解读，结合《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我们对唐代实行的民族和亲政策及其功用有初步的了解，在边塞诗篇中可以看到战争的痕迹、征夫的忿怨，以及为唐朝建功立业的少数民族将领的身影。在这一系列宏观场景中又夹杂着质的融合，即文化的融合。透过本文，我们可以看出唐代边塞诗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又一种渠道，形成了新的史学研究方法—“文史互证”，促进史学朝多样化、多重性领域发展。
注释
【1】本文所选唐诗都引自《全唐诗》（清·彭定求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以及唐代边塞诗人的边塞诗选注本等。
【2】龚荫：唐代和亲政策述论，《思想战线》2000年第一期第107—110页。
【3】 《新唐书》，卷196，《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83页。
【4】 《旧唐书》，卷9，《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6页。
【5】《新唐书》，卷219，《北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71页。
【6】《旧唐书》，卷199，《北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1至5356页。
【7】《旧唐书》，卷140，《哥舒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12页。
【8】《旧唐书》，卷111，《高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28页。
【9】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10】《旧唐书》，卷140，《封常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09页。
【11】廖立：《唐玄宗时西域战争性质与岑参边塞诗》，《中州学刊》，1985年第4期，第86页。
【12】《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36页。
【13】《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37页。
【14】《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32页。
【15】《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10页。
【16】《册府元龟》，卷999，《朝贡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718页。
【17】《旧唐书》，卷134，《浑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03页。
【18】《旧唐书》，卷140，《封常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08页。
【19】《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13页。
【20】《旧唐书》，卷140，《哥舒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12页。
【21】《旧唐书》，卷187，《忠义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73页。
【22】 徐连达：《唐朝文化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
【23】《旧唐书》，卷29，《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8页。
【24】《旧唐书》，卷29，《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1页。
【25】《旧唐书》，卷29，《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5页。
【26】《旧唐书》，卷29，《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6页。
【27】 徐连达：《唐朝文化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8】 徐连达：《唐朝文化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29】《旧唐书》，卷7下，《中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0页
【30】 《旧唐书》，卷190下，《温庭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79页
参考文献
【1】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2】 涂元渠选注《高适岑参诗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 （唐）高适著，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4】 李云逸注《王昌龄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