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 从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嘴简捷的方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和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美丽的谎言。
2、 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一部中国企业史，基本上是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基本格局，最终形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3、 民营经济，它随风而行，遇石而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
4、 “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罗兰·巴特
5、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的宣称：“凡是有超越实践并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6、 以上的例子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唯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能够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不可能同是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7、 1981年中国青年忽然得到一种新玩具——魔方。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中国经济也很像是一个魔方：出路明明是有的，但是，现实就是有点乱，让人理不出一个头绪。
8、 1982年八大王事件：电机大王 胡金林、线圈大王 郑祥青、目录大王 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 程步青、合同大王 李方平、电器大王 郑元中和旧货大王 王迈仟。他们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
9、 在1983年前后，中国出现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他们以一种十分灰色的非法的方式协助重建了中国市场流通和资源配置，他们是经济转轨期里必然出现的经济寄生物。
10、 在1983年前后，温州的家庭工业有十余万户，从业人员四十万人，常年有十万人奔波于全国各地推销产品和采购原料。而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市场偏偏都不在交通的要道和城镇中心，全数聚在交通十分不便捷的山谷或水湾乡村，前往交易的耗时费力都很大。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这些地方，左的思想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此论可谓点中要害，由此可佐证当时温州商人的处境凶险，改革先行者的狡黠与酸楚大抵都在这里了。
11、 1984公司元年，我们都下海吧——民间词汇
12、 《经济日报》曾报道了一则这样的消息：国营的内蒙古赤峰金属材料公司从一家铝锌矿以一吨3714元的计划内价格购得500吨铝锭，然后以每吨7000元，最后仍由金属材料公司买回，调拨给国营的赤峰无线厂。铝锭原地不动，从中倒腾的倒爷们挣个盆满钵满，国营的矿厂、金属材料公司和无线电厂无一例外都成了埋单人。……据估算，双轨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每年至少在11000亿元以上，占GDP的9%。
13、 1986年，根据当时的金融政策，国内的银行不得对私人企业发放贷款，私人企业不能够从合法的正常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又不可开办民间钱庄，资金短缺成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难题。所以钱庄全部都转入的了地下的非法状态，但它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却始终得不到上级银行的承认。民间力量的崛起，使得原有的体制越来越无法适应，然而政策上的改变却迟迟不至，于是，对现行法律的违背与穿越变成了改革者不得不为之的冒险行为。
14、 传奇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发表《变化了的世界经济》，他预言：经济内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给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增加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他指出，第一，科技和资本正在加速取代体力劳动者。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一个主要优势——劳动力丰富和价格便宜将会逐步丧失。第二，工业生产从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转向一开始就是知识密集型的，譬如在半导体芯片和药品制造中。劳动力的成本分别只占到12%和少于10%，大三，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正在取代以物质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这就要求一国的国民普遍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德鲁克的这些论断在1986年的中国几乎还没有人听到，或者说，即便在耳边大声朗诵也不会引起任何关注。中国的企业距这位管理学大师的话还很远很远。
15、 吴仁宝外出考察一圈之后却拒绝把村田分给个人，他说，按华西村的情况在怎么分田调动积极性也没有办法致富，他决定马上创办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反思。
16、 抱怨和牢骚到处都是，一些顺口溜在民间广为流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老大（工人）靠边站，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很显然，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所有的价值观都亟待重建。
17、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去死，要么免费。
18、 黑龙江的一次清欠“三角债”行动曾经被当做典型广为宣传：宁安县百货公司拖欠牡丹江市糖酒公司货款近200万元，而后者有拖欠宁安县糖厂货款140万元。经过两地政府和银行协商，先由工商银行牡丹江支行贷给糖酒公司140万元支付给糖厂，然后工商银行宁安收回糖厂的40万元贷款，在贷给百货公司，用于偿还所欠糖酒公司的贷款，最后由工商银行牡丹江支行从糖酒公司收回了同额贷款。通过这种复杂的“对等清偿”总算解开了三角债，这个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债务发生在两个县市之间，而如果三角债的拖欠的半径稍微扩大一点其操作难度就会大大增大，此外，银行在其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可是一旦套进去则会产生一个新的债务关系。
19、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还存在一个现象：一些私营企业为了自我保护及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便将自己的企业挂靠在乡镇集体上，每年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其余的资产处置则一切自主。他们被称为“挂户经营企业”、“红帽子企业”或“假集体企业”。其挂靠的原因有三个：政治原因——避免受到政治歧视和间歇性的整顿打击；经济原因——可以享受集体企业的一些政策优惠，合法获得原材料；运营原因——在初期，私营企业不受消费者和经济交往单位的信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部分企业的存在给统计和调查部门造成了困惑，以致人们无法精确计算出私营企业的真实状况。
20、 1991年前后，全球乃至中国的新技术产业都处在一个突变的前夜。同年七月，安德鲁S·瑞普波特和S·哈利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不生产计算机的计算机公司》，他们一开始就断言，“到2000年，最成功的计算机公司将不再是那些生产计算机的公司，而是那些购买计算机的公司，这些领导者将会充分利用价格低、性能高的软件来创造和提供新的应用。美国在计算机生产份额上的减少对于众多顶级的计算机公司来说是个好消息，——假如它们忘记过去，并对技术、生产和营销战略进行重新定位来迎接性的现实，美国的计算机公司的战略目标不应该是制造计算机，而应该是在计算机中创造永恒的价值。”——瑞普波特的观念影响了美国IT产业的走向，他们提出的三个新的投资点最终制造了三家最成功的美国电脑公司：软件开发——微软；系统整合——IBM;营销——戴尔。1991年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有远见者重新发现了世界。
21、 1992年春天的故事——从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期间他陆陆续续讲了不少话，后来被逐渐整理成文“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2、 “三铁”分别是指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实指国营企业的劳动用工、人事和分配制度，它们被认为是国营企业的传统优越性所在，也是内部机制僵化累赘的症结。
23、 在中国股市雏形初成的时候，丑闻就已经入一道无法摆脱的影子随身而至了。四月，深圳最早上市的“老五股”之一的原野公司爆出大股东彭建东恶意操作股价事件。1991年底，管理层发现了原野操纵股价问题，调查结论认为——原野问题的基本路线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境外，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业绩。
24、 1992年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将会迅速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动。而很多改革往往又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他们只关心发展效率与速度。……在之前人们总是认为中国最落后的是科技，要大量引进生产线和新技术，就能够很快地迎头赶上。而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观念突破和技术引进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并不能够让中国变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此提出了“制度大于技术”。
在此之后，我们将看到中国开始从观念驱动向利益驱动的时代转型，政府将表现出热烈的参与欲望和强悍的行政调控力，国营、民营和国际三大商业资本将展开更为壮和激烈的竞争、博弈和交融。
25、 在1993年，最蔚为壮观的景象是外资企业的蜂拥而入。在市场和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的梦想中国。最经典的表述来自柯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他说：“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响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变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用人口乘以某一种商品，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只是几乎所有跨国公司进入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不过，事实很快将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玫瑰色的幻觉。
26、 自1992年夏季的“深圳认购证事件”之后，管理层突然发现，股市可能是拯救国有企业的最佳手段。从此实行了一种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的上市机制，按地域分配到各个省市和部门，而这些指标又多被分配到了各地的国有企业。就这样，“上市指标”成为了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过程中，国家财政和银行先对国有企业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最后通过股票发行都一股脑的卖给了股民。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意外的解决了居民储蓄过快的“笼中虎难题”。然而事后看来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它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条件、经营条件好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上市机会;二是各地上市公司素质明显不高，很多指标被分配到的各地最大的困难企业；三是存在大量的虚假报表现象，那些拿到配额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并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仅资格审核机构不可能对自己的审批后果负责，而且在行政部门的默许下，就连负责评估的资产评估及承担股票销售的各类中介机构也会因其强大的行政性背景及行政手段，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也不负责；四是缺乏必要的监督，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例如，作假的现象除了出现在上市的审核环节之外，还毫无悬念的出延伸到配股圈钱的资格上：一家公司先是虚增出1000多万元的利润，然后按33%利率交了所得税，这样就实现了净资产率10.18%；另一家公司把自己的产品加价卖给自己，以提高收益率；还有一家公司亏损2000多万，就把一块负资产剥离给上一级集团公司托管，然后又把另一块资产注入，收益率自然上升10%。这种财务游戏日日上演，成为公开的秘密。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中国的资本市场变成了一个灰色和投机的冒险乐园，那些上市的国有企业像是捡到了一块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其机制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改变。于是“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的现象比比皆是。便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壳资源，一些有能力的资本家乘机进入，上下其手，兴风作浪，中国股市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庄家狂舞的时代。
27、 在狂飙突进的多元化浪潮席卷下，企业家们似乎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的耐心。在中国考察的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有点担忧:“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一领域，但专注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可口可乐专注于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
28、 任正非在起步之初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从一些偏远的城镇电信局突破，迅速抢去了一块大公司还没有来得及顾及的蛋糕。他游说各地电信局，又化为与电信职工集资成立合资企业。在华为的一份内部资料显示，任正非如此阐述他的策略：“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达到巩固市场，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的目的。利益关系代替买卖关系，以经营方式代替办事处直销，利用排他性，阻击竞争对手进入，以长远市场目标代替近期目标……”成立了合资公司，电信局和华为就成为了自家人，自家人采购自家人的设备俨然成为了最合理的事情——电信局的设备采购费用由国家财政出，而产生的利润则可以分一部分给内部的职工，这实在是让各地的局长都无法拒绝的好想法。《华为基本法》确定了两条十分惊世骇俗的原则，一是实行员工持股，结成公司和员工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将不断地使有责任心和才能的人进入公司的中间层；二是在技术开发的投入上偏执的持续投入，任正非坚持讲每年销售收入的10%用于科技开发，这在中国的著名企业中式一个无人可及、无人敢及的高比例。
29、 《征途》贩卖的是希望，那种对滥杀的权力欲，对金钱所带来的随心所欲的希望，它像是现实社会推崇的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情绪扩大。每个游戏者都钟情于那种放纵的快感，并对此规则确信无疑。……史玉柱的起伏经历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在万千大学生中产生了聚到共鸣，被视为创业偶像和精神领袖。而同时，它在营销手段上的恶俗和对人性贪婪面的利诱则受到重大的道德质疑。这种商业成功，充满了野性的血腥、冷酷和道德麻木，史玉柱身上折射出这个商业年代所有的矛盾。
30、 中国公司的改革如果按照主题来分的话，可以从1998年一刀切为二，此前的主题是经营机制的转变，此后则是产权的重组和清晰化，有区别的是，前者尽管成效甚微，不过政策设计却是十分清晰，而后者的改革，效果卓越但政策始终混沌不清。国进民退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20年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结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从而也深远的影响着日后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经济。
31、 作为国有企业的重大的战略调整，国进民退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各地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方法，其中最主要包括：管理层MBO；曲线MBO;员工持股；引资量化；增值量化；破产改革……在这其中并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所以以为会计师就把各地的改制创造的做法总结成了“增减手法”：曾就是增加负债，企业资产不变，使负债总额增加，原有的负债受偿比例就会减少。其具体手法有四，一是虚设，在企业改制前，或以欠交或以未交名义，虚设应缴款项，或者是虚设应付款项，增加负债；二是妄增，即企业在改制前或以少交或以未报妄增应交或未交款项，或以多报、多估破产清偿费用的手段，妄增开支；三是少提，企业预提费用中，少计银行贷款利息和复息，直接使银行营收款项被悬空逃废；四为宽评，企业改制对其负债进行评估时，即使是确定不需支付的款项也宽评或仍然保留原额。减是想办法减少资产，具体的方法也有四种，一是转移，企业在改制前就将资产或以投资、抵资、抵债的名义转移，或以分立形式将其有效资产划割到分立企业，即以所谓的剥离资产的手段来悬空逃废债务；而是隐匿，企业在改制前或在资产盘存评估过程中，或以资产自然耗损为名，或以经营亏损为名，或以低价变卖资产为名，或以隐藏实物的手段以夸大资产损失，隐匿资产；三是掏空，企业在改制前或改制过程中，或以帮扶、馈赠的名义，或以陈年老账，或本是融资偏说是投资亏损等原因，将其应收款项一笔勾销，掏空资产；四是低估，企业改制在对资产进行评估时，或以变现困难，或以不能全额催收等理由对其实物资产和应收款项有意低估其价值。没有人统计过到底有多上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在转制过程中采用这种增减手法，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谜。国有资产释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成了一条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的身产线，后来在各种财富榜上出现的富豪们相当一部分都是改革的最大获利者。因而，它被称为最后的盛宴。
32、 在中国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搜西安那些素质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上市企业在上市后不久就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壳资源——砧板上的肉。其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廉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那些企业，再者监管机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飞。再这样一个放纵的年代，金钱的诱惑以及资本的放大效应，让无数人心甘情愿的抛弃所有的准则，中国股市成为了最没有道德底线的野蛮地带……《财经》杂志以选编的方式刊发了一位监察员的部分报告，这篇题为《基金黑幕》的长篇文章对中国基金市场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大疑问。第一是稳定市场的作用未被证明，定量分析认为，基金在大盘处于下跌期中一般借高位反弹减仓，在上升期中则一直处于显著减仓过程中。因此，当发展证券投资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可能目前还不十分明确。第二个是堆倒制造假成交量，所谓对倒就是指某股票处于弱势时，出售未必有人买，做鬼的办法就是自己做托，这是庄家建仓和炒作题材时惯用的伎俩。三是利用对倒，操纵市场，基金公司利用旗下拥有多支基金的条件，常常互相倒仓，既解决了先上市基金的流动性又不影响提高净值。第四质疑基金的独立性，人们很难相信在机制上并未独立的基金与股东和发起人之间没有关系。第五是恣意玩弄净值游戏，众多股民都错误的认为股价在高位下跌且无量，就把庄家套牢了，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庄家在上升阶段反复洗盘，即经常高抛低吸，做阶段性的盈利，而且时间做够长，到了最后，他的成本已经极低。此时即使股市暴跌，他仍有一倍甚至几倍的利润……吴敬琏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了猛烈批评后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不要把中国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为为国有企业融资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所有者手中圈钱服务，从而使股市成为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33、 发生在石化领域的这场令人炫目的大变局十分生动的体现了垄断领域的两个变革逻辑——第一个是“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以市场的身份盈利”，在资源性行业内形成国企之间的内竞争格局，民营资本被完全排除在游戏之外；第二个是在垄断的前提下加快资本化运作以及与寡头式跨国资本的结合。这样的中国故事发生在所有国有资本控股的垄断行业，它将在2003年受到挑战，然而在2004年得到坚实的巩固。专制带来效率，垄断产生利益。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垄断企业的暴利现象提出了质疑。
34、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宏观调控都有相同的规律，那就是：经济过热造成资源紧缺，引发激烈的争夺，于是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和再分配。而这种调控和再分配中，国有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所获得的政策待遇等级不同。这种现象几乎每隔三五年就会发生一次，形成了30年来经济周期。2004年的宏观调控显然也没有偏离这样的政策逻辑。在30年的企业史上，2004年时继1997年之后的第二个崩溃之年。昂然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全军覆没，而那些对于宏观调控风险缺乏必要防范经验的企业付出了惨重的学费。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如此威严出乎绝大多数观察者的预料。然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采用如此强硬的直接干预手段似乎是别无选择。种种迹象表明在最初的调整中决策层采用的是较为温和的金融杠杆的方式，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此置若罔闻。地方政府处于本地区利益的考虑，抓紧时间上项目，抢进度，要赶在中央关门之前挤进门去。一方面，中央害怕地方、企业和银行联合起来骗中央，害怕物价上涨承担可能的过热的后果，另一方面，地方和民间希望搭上本轮经济增长的快车，至于投资过程中的过剩和经济下滑的威胁则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显然这样一种博弈格局下，中央不高宏观调控，则最终的呆账坏账要由中央银行来买单，中央搞调控，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几乎完全由地方和企业来承担。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博弈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一览无余，庞大的国有资本集团以及相关联的地方政府利益已经形成了一股惊人的挟持力量。中央政府终于在犹豫一段时间过后重拳出击。
35、 股权分置改革的历程颇似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物价闯关及90年代后期的企业产权变革，它往往体现了中国这场改革运动的不争论特征：每当某一重要改革被激烈争辩和强行推进的时候，往往收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舆论的紊乱，额当所有争论者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改革却会在不经意的时刻取得突破。其演进的路径往往小于人们之前的猜想。
36、 民营资本在重大行业重组的资本盛宴中，被彻底边缘化已无可挽回。一种悲观的情绪在民营资本中蔓延开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政府作为一个资本拥有者，一方面掌握着政策和游戏规则，一方面则以捍卫自己资本利益的最高价值取向。冯仑在一篇题为《跨越历史的河流》的文章中指出：“民营资本重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和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就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格局，以自身专业能力与严格的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过程中，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始终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37、 时光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而言，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昨日的叛逆，会渐渐变成今日的正统，继而又供养成明日经典。所不同的是，点燃的光芒将渐渐烧成灰烬，人们则越来越少追究光芒被点燃的起源。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道：“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在30年的门槛上重温当年出发的目的，这个国家要实现复兴，这个民族要摆脱贫困，这块土地要重回全球化的怀抱，这里的每一个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普世权利。所谓的沧海桑田，仅仅30年，就让这一代中国人都看到了。青春已经大江东去。对于这个时代，我们有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在这里深埋着很多人的过去，当我们一步步地远离它的时候，才越来越清楚的感受到它的存在。对于共同经历的这段过去的历史，我们其实所知并不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在事实和理性层面上抽丝剥茧，有些则仍在剧烈的衍变中。商业界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事实与结论之间并非唯一对应的关系，也许我们今天陈述的细节在未来的某种时刻出现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诠释，而过了许多年，再度产生有趣而陌生的新意。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时代，急速变化的世界，怅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撞和拷问，这是30年的成长底色。在这段创世纪的大历史里，我们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观光客，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诞生，那种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