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司徒美堂，美洲侨领、致公党创始人之一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1868-1955，是一个时代的传奇，是爱国侨领的典范。
2008年4月26日，致公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中国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诞辰140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座谈会上发言：司徒美堂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一生，是致力于致公党事业的一生。
192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於美国旧金山
2008年11月14日，由中国致公党中央和江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司徒美堂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在开平举行，来自海内外各界的领导嘉宾聚集一堂，共同缅怀司徒美堂伟大光辉的一生。大会期间，与会领导和嘉宾还参加了在开平城市南广场举行的司徒美堂铜像揭幕仪式，参观了司徒美堂的故居。
2008年11月14日在开平新落成的司徒美堂先生铜像。
司徒美堂之孙女司徒月桂在祖父的展览前留影。2008.11.10
王雁、王少军姐妹与司徒月桂在第七届世界薛·司徒凤伦联谊大会之际合影。2008.11.10
《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关于司徒美堂：
“一章1．他（沙飞的父亲）讲的最多的是司徒家族及家族传奇人物——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1868年出生在开平赤坎，12岁到美国谋生；曾应征入伍，作为厨师随美国军舰到南美、欧洲各国；17岁加入洪门致公堂，又自建安良堂。他以正直、勇敢、见多识广赢得华人的拥护，成为华侨中的实力派。洪门人士尊称他为“龙头”，即洪门最高领袖。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并在波士顿与美堂结拜为兄弟；美堂请中山先生在自己家住了5个月，并自愿为他当厨师及保镖。美堂追随中山，为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奔波。1911年3月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国内电告中山急需经费，美堂等美加华侨筹集15万美元汇回中国（最短时间抵押了维多利亚、多伦多、温哥华的三座大楼之款项）。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电邀美堂回国任总统府监印官，他以“洪门宗旨，功成自退”为由婉辞。沙飞是听着司徒家族、听着美堂公的故事长大的。
沙飞（司徒传）后人（左起：长孙、小女儿、二女儿、长子、小儿子）在美堂公故居留影（沙飞与美堂公源于相邻的两个村落）。2005.10
沙飞（司徒传）后人造访美堂公故居。2005。10
“一章2．司徒家族的人都知道司徒美堂的近况。淞沪抗战时，美堂组织华侨募捐救国，他一次直接汇给蔡廷锴将军的捐款就有50万美元。停火后他亲自回国，把侨胞捐款和物资带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今年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年是一名实习律师时，在纽约司徒美堂建立并主持的安良堂当法律顾问达10年之久，他们很熟。现在美国华侨有什么事，美堂都与罗斯福直接通信交涉，很多时候总统会很快亲笔答复，热情帮助解决。
“一章4．司徒慧敏在日本学美术、电影、无线电，1930年回国后，一直在上海搞电影工作。司徒美堂1932年曾来上海慰问，慧敏见到了这位虎眼剑眉、讲一口开平话的老人家。
“二章9．沙飞始终关注着大后方、关注着亲人们的行踪。
抗战初，司徒美堂被选为美国华侨抗日救亡统一组织“纽约华侨筹饷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奔走于美国、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加拿大等国，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为抗战募款。1939年4月他把捐款买了100辆救护车，编上粤侨一号、二号、三号……交给国民政府驻纽约领事馆，纽约华侨一次捐车百辆的爆炸新闻鼓舞了全美侨胞，掀起募捐运动新的高潮。抗战期间，总会为祖国抗日筹款1400万美元。
1941年冬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的司徒美堂，自美回国途经香港时，因拒绝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被日本特务软禁，美堂经香港洪门人士帮助（廖承志在外边努力），化装逃脱。他手执木杖，跛足步行300多里进入东江游击区，经韶关抵达桂林，受到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广西军事委员会主任李济深的热情接待。1942年3月9日美堂及儿子到重庆，在机场受到陈果夫、陈立夫、吴铁城等人欢迎。美堂赴渝轰动山城，中央社、《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纷纷报道。美堂到重庆当晚，就被冯玉祥接到家中，同时见到董必武。第二天一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中央饭店看望美堂，赠送《新华日报》。那天晚上，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在行政院会议室开会欢迎司徒美堂，并设宴为他接风，国府要员云集于此。蒋介石夫妇对美堂到访必迎，出则搀扶。美堂父子应邀拜会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陶行之、黄兴夫人徐宗汉等热烈欢迎，童小鹏在办事处门口拍摄合影照片。
周恩来、董必武（左2）、邓颖超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即红岩村）门口与司徒美堂（中）及儿子（左1）、黄兴夫人徐宗汉（右2）合影。童小鹏摄
司徒美堂曾在抗战初年亲笔致信罗斯福总统，要求废除长达60年之久的排华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跟中国结成盟国，中国战斗在反法西斯前线，抗击日本。1942年1月3日同盟国宣布，中国战区建立，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变。1943年春天美堂从中国返美后，就废除排华法再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信。1943年12月17日美国会终于通过取消排华法，使华侨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美堂公始终是沙飞心中的大英雄。
司徒美堂、司徒乔、司徒慧敏相聚在重庆。他们知道沙飞在前方用摄影为抗战服务，他们为沙飞骄傲。
“三章1．王达理（沙飞长子）：1949年9月初我从石家庄到北京前，妈妈跟我说，司徒美堂从美国回来了，你们跟他是一个家族的，他跟你祖父认识，你爸爸也一直非常想见他，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看看他老人家。我去北京饭店看望美堂公，他的秘书司徒丙鹤也在，我说是沙飞的儿子，并详细介绍了爸爸的情况，抗战时到华北前线搞摄影，现在身体不好住院等。美堂公请我吃了一顿饭。
“三章6．1949年9月美洲爱国侨领、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从美国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在国共两党中，他选择了共产党。晚年他居住在北京，府上经常高朋满座：章士钊、梅兰芳、蔡廷锴、何香凝等。司徒乔、司徒慧敏及方林（司徒燕）等司徒家族的晚辈常去看望他。1950年美堂对土改没收华侨地主的土地、房屋，提出不同意见，他说这些是华侨们在海外用血汗赚来的，应区别对待。1951年3月他到广东考察土改时，接待规格高，但他每天的言行都有人上报有关部门。1955年5月8日美堂在京病逝，周恩来、林伯渠等扶灵，安葬在八宝山。
2003年10月11日中国致公党、广东省政协、江门及开平市政府在开平联合举办“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35周年大会”。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个侨团200多名代表、美堂的孙子孙女及司徒氏海内外的宗亲代表参加了大会。”
在祖父司徒美堂身边的日子司徒光
祖父离开我们已经32年了，但祖父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在祖父身边度过的时光很短暂，但留下的美好记忆却永远不会磨灭。
一、儿时的记忆
我家是一个典型的华侨家庭。祖父少小离家老大回，父亲也一直在国外谋生，全家人难得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半个世纪以前，大约是在我4岁的时候，祖父从美国回到香港小住。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见到祖父。最初，我对家中的这个“陌生公公”很害怕，不敢接近他。祖父却全然不顾我的胆怯，用他那一双有力的大手把我高高地举起，仔细地端详，并用纯正的乡音说：“好小子，像我，快快长大。”祖父的举动使我有点怕，我偷偷地看看祖母和母亲，她们的眼中都饱含着激动的泪水。祖父这时已年逾花甲，几十年侨居异国，第一次见到日盼夜想的孙子，他该是多么喜欢呵!
祖父那深沉的爱像磁铁一样，一下子就牢牢地吸住了我。我们祖孙两人开始成了朋友。这段时间，祖父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把我带在身边。清晨一块去茶楼饮茶，赴宴也带我一起去。祖父喜欢把我扛在肩上，他那高大而强壮的身躯和有力的臂膀使我感到既安全又舒适。
祖父留港小住期间会见客人和参加宴请非常忙，所有这一切常常破坏我和祖父两人的世界。终于，祖父因公务缠身不能久留，很快就离去了。我多么盼望和祖父再见面啊！
1940年祖父从美国回到香港，祖父与我已足足10年没见面。我已开始懂事，个子也长高了。祖父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见到自己的亲骨肉，自然是非常高兴。他工作之余，一刻也不愿意离开我，连晚上睡觉都和我共睡一张床。这时，年逾古稀的爷爷毫无老态，精力极充沛，总是衣冠整齐，赴约守时，生活很有规律。他也要求我衣冠整齐，穿衬衫必须打领带。我自由自在惯了，实在感到约束太大，但出于对爷爷的尊敬，我样样都依着他，爷爷也就更加疼爱我。
为方便会见和宴请亲友，爷爷每次回来都住在大酒店。这次是祖母和我陪着爷爷住在胜斯酒店。爷爷总是很忙，有办不完的事。他外出时，我在酒店接待来访亲友。我多么想爷爷能单独和我在一起聊聊天，或带我出去玩玩。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却一直未能如愿。
不久，日军占领香港，祖父为逃离虎口，从酒店搬到一处秘密住所。每天祖母为爷爷探听消息和送食物。由于得到有关方面的帮助，爷爷换上粗布衣裤，打扮成普通老百姓模样，晚上乘小船离开香港，安全到达澳头，途经韶关到重庆小住后返美。
抗战胜利后，祖父回到上海。祖母、父亲、叔父和我以及表兄等都相继自香港到上海与祖父见面。我们在上海住了约半年。祖父在上海的寓所，每天人来人往事情很多，当时，我还是个十六七岁的青年。万花筒一样的大上海，使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社会的各个侧面。我第一次认识到在这世事纷纭的社会中，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是多么的不易。由此更增加了我对祖父的敬佩之情。
抗战期间，祖父作为美洲侨领组织华侨募捐美元，寄回祖国支援抗战，而这笔巨款大部分落入私人腰包。对此，祖父既气愤又自责有负广大侨胞父老的重托。吸取过去的教训，祖父这次归来，一切都格外当心，不轻易表态。祖父看到胜利后祖国大地内战四起，上海一片虚假繁荣，美国货充斥市场，内心无比悲痛。在这种情况下，祖父忿忿离去，重返美国。
这次追随祖父的上海之行有一件事我至今未忘。一天在祖父寓所，一位陌生人急匆匆地突然登门拜访，自称是某洪门人士介绍来的。他说急需借一笔款周转。祖父说家里没有那么多现款。客人指着老人家手上那只从不离手的大钻戒说，借它用一用就够了，改天送还。祖父毫不犹豫地从手指上取下钻戒，交给了客人。当时，我看得目瞪口呆。祖父曾过手数以万计的美元公款，而自己从来没有钱。这只钻戒要算祖父唯一的财产了，竟这样若无其事地就送给他人了。以后祖父也从没有谈及此事。从前我也曾听人们说过祖父豪爽仗义，这次使我有了切身的感受。
二、最后的五年
1949年9月，祖父自美来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一直住在京华直至终老。我于1950年离港来京探望祖父。本意来京小住后即返港。但却在这既古老又年青的北京城里落叶生根，一住就近40载，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了。回想起与祖父共同度过的5个春秋，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幸福、充满家庭天伦之乐的最美好的时光。对我来说，在祖父身边的每一分钟都值得回忆，值得怀念。
祖父生命中最后的6个年头，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欣慰的6年。他在八十有三的高龄毅然离开了生活过69个年头的美国。他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更熟悉那里热情奔放、勇敢智慧的人民。然而，祖父始终认为，那里无论多么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园。他随时准备着，一旦祖国需要立即归来，和苦难深重的人民在一起建设自己百孔干疮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下，他返回祖国；投身到火热的斗争行列。他目睹解放大军自北向南的节节胜利，目睹祖国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欣欣向荣。在家庭生活方面，亲人们相继归来，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亲朋好友或其子孙纷纷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或是参加工作，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或是入学求知，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儿孙辈投身革命熔炉，勤奋刻苦，不断进步，祖父对此感到极大的安慰。
北池子83号
建国后，祖父从北京饭店迁居北池子83号，这是一座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它东靠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王府井大街，西邻北京著名的游览区：故宫、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一进大门口是车库和传达室。通过一条夹道，进入正宅，首先看见的是一排七间南房，供警卫人员、司机、服务人员所用。东、西厢房各三间，西厢为长子、长孙所住，东厢供亲友居住。北房是正房，中间是客厅，后面是饭厅、卫生间、厨房等。客厅的左侧有套设备良好的独立单元，为祖父和张氏祖母自用。客厅右侧还有一个相同的独立单元，供秘书全家居住。
南、北房之间，有一个大小适中的院子。北房中门的东、西两侧各种一棵常青柏树。东、西厢房前各有一棵京白梨树，每到秋季，果实累累，是请客尝鲜的佳品。这种梨个儿不大，质细、味香甜，是北京的一种特产。
祖父的生活极有规律，这可能是长寿的秘诀。每天早晨7点起床，8点吃早点咖啡面包。12点午饭，饭后午睡。下午4点喝咖啡，7点准时开晚饭。厨房严格遵守到时开饭这一家规，无论谁未归来都不等。祖父最不喜欢吃饭时等人。祖父平时从不饮酒，每餐一小碗米饭，一般总是四菜一汤，吃菜很随便，但总要有好汤，真正广东风味的汤，一般煮些鸡鸭肉类的浓汤，有时还加些中药材。祖父晚上睡觉前还必须喝杯咖啡和吃点面包。
祖父虽然已是八旬老人，除了行动不方便之外，几乎看不到他有什么老态。除了参加政务活动和到外地度假休养之外，祖父每天端坐在客厅里，或是看书、读报，或是与来访的宾朋谈论时事新闻、共叙家常、追忆往事。
1950年以后，我全家和亲友们都相继从海外或香港来到北京工作、学习。每逢星期六大家都回到北池子83号相聚，畅谈一周来各自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晚饭后，祖父常常带领我们去政协俱乐部，他老人家会会老朋友，喝杯咖啡，我们年青人则跳舞。有时，我们就在家里举行舞会，热闹非常。祖父看到我们这群活泼、热情的青年就会非常欢喜，除了关照厨房加菜之外，还要请大家喝咖啡、吃点心。逢年过节和假日家中经常是两桌人吃饭。年长者一桌，我们青年人一桌。因为我是长孙，有时要我去陪祖父和客人，我会感到很拘束，不自在。我们那班青年则“幸灾乐祸”，乐得少一个人，他们多吃一点。
祖父极好客，没有什么等级观念，人越多，他越高兴。无论是归国观光的华侨，还是从广东来京办事的同乡，都要到北池子83号来看望祖父。归国华侨去看望祖父，总带些咖啡和雪茄烟。这些物品到祖父逝世时还受用不完。
平时祖父常与秘书的子女为伴。当时秘书的孩子都很小。三公子司徒遂年，刚会走路不久，祖父经常和他戏耍。
祖父对青年人特别亲切，诲人不倦。记得祖父常对归侨学生讲述他们的父兄在海外的艰苦创业，勉励他们上进，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祖父是个“唯新派”，对新事物事事都关心，样样都有兴趣。我们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祖父常询问我们作了哪些自我批评，总是鼓励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祖父不断地告诫我们不能搞特殊化，生活上要刻苦。
当时，我正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革大学制三个月，凡愿意参加革命工作，不分年龄，不分学历，都可入该校学习。结业后，学校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革大校址在西苑，东邻北京大学，西邻颐和园。那时，北京的交通还不太方便，因此好像离北京城很远，颇有在延安的宝塔山下之感。星期六从学校回家度周末，星期日晚或星期一大清早就回学校。生活是火热的，既紧张又充满朝气。当时，大家都很要求进步，颇有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献青春、洒热血的雄心。这时，祖父的最大快慰是看到自己的晚辈各个充满青春活力，虚心好学，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铭哥
祖父下榻北京饭店时，与罗振铭相识。我们全家和常来我家的青年人都称呼他铭哥。这时铭哥20岁刚出头，眉清目秀，身材修长，机警聪明，真是人见人爱。祖父很喜欢这个年轻人，铭哥也很敬佩祖父，这一老一少十分投缘。祖父向组织要求把铭哥留在自己身边，此后，铭哥就成了祖父的贴身服务员，直到祖父去世。
祖父从北京饭店迁往北池子83号寓所时，祖父身边只有夫人张洁凤、秘书司徒丙鹤和一些工作人员。祖父的元配夫人方春女和子孙都在香港。祖父和铭哥朝夕相伴，相处极为融洽。铭哥天资聪颖，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开平话。对于一个生长在京华的青年，这是极不易的。他们总是用广东话议大事、谈家常、说往事。久而久之，他们之间建立了极诚挚而深厚的感情。后来，铭哥的妻子和爱子也时常从天津到北京北池子83号来小住。祖父晚年腿脚不灵活，行走困难，然而在春秋两季，他总喜欢驱车去看看天安门和沿途的建筑和风光。几乎每次都是铭哥和我陪同前往。铭哥非常体贴祖父，总要和我一起搀扶祖父上下车。每逢祖父去外地避暑度假，铭哥也总是同往。
铭哥为人厚道，心地善良，与我们一家的感情很深。祖父去世后，铭哥还时常来我家看望，我们得到铭哥的不少关心和照顾。这种友谊就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也从未间断，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这里，我们对铭哥致以衷心的感谢。
蔡廷锴将军
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是威震东洋的抗日将领。祖父对这位爱国将军深为敬佩。30年代蔡将军赴美宣传抗日时，曾受到祖父的赞助和保护。在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大业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祖父赴重庆，途经桂林曾去看望蔡将军。当时条件很艰苦，蔡将军曾用自己种植的南瓜招待祖父，蔡将军这种在战时的克勤克俭精神颇受祖父的赞赏。关于这次吃南瓜“洗尘宴”，祖父曾对我多次讲述，每次都是喜形于色。
在北京，蔡廷锴将军时常来北池子83号探访祖父。这时蔡将军年已花甲，但依然保持着武将的风度，说话斩钉截铁，双目炯炯有神，灵活而机警。蔡将军每次来我家都要到处巡视检查，看室温是否合适，通风好不好，空气是否新鲜。每次来我家对祖父都问寒问暖，体贴入微。蔡将军让我们照顾好祖父，他时常提出各种要求，有时甚至是过分的吹毛求疵。然而，我们都非常敬重他，为祖父有这样的忘年挚友而感到高兴。
祖母方春女归来
1955年3月8日，祖母突然决定自香港来京探望祖父。我的祖母和千千万万侨乡妇女的命运一样，一生都是在思念和等待中度过的。祖父14岁去美国，43岁回广东开平县赤坎牛路里村与她结婚。祖母当年20岁。按照侨乡的风俗，祖母留在老家服侍公婆。
祖母是一位难得的善良而温顺的妇女，她习惯于忍受，没有任何对家庭幸福的奢望。多年来，祖母一直住在香港。1955年初，祖母一直心绪不宁，总想来北京看望祖父，并有预感，祖父将不久于人世，如果此时不来，恐今生今世将难以见面。
祖母到京后，祖父异常．欢喜，老夫老妻朝夕相伴，很是亲切，叙谈家乡的人和事，互问寒暖，相敬如宾。在这样温馨而宁静的气氛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两个月，祖父就与世长辞了。祖母为有这段团聚，而感到非常满足和幸福。
颐和圆祝寿
1955年，中侨委主持为祖父祝寿。说是90大寿，实际上祖父的虚岁也只有88岁。祝寿地点设在北京颐和园中的介寿堂。祖父提前就住在园中休养。据说，祖父是在介寿堂祝寿的第三人。
四月的颐和园风和日暖，鸟语花香，清彻的昆明湖水微起涟漪、碧波荡漾。园中景色宜人，宛如仙境。介寿堂是排云殿下的一个独立宅院，曲径通幽，人们既使沿院墙绕行也极难发现树木掩映中的宅门。祝寿这天，宅门大开，热闹非常。各级领导、侨务界人士、归侨和亲朋好友到介寿堂参加庆典。祖父得此殊荣，能在慈禧太后祝寿的地方过生日，甚为欢喜，精神极好，从一清早就端坐堂前。客人川流不息，鱼贯而入向寿星公拜寿。祖父从1954年蓄须。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真像老寿星。画家蒋养辉特为祖父90大寿作一幅油画像，悬挂堂中。祖父设宴招待宾朋，菜肴极为丰盛，直到晚上，人们才尽兴而归。
最后的日子
祖父从介寿堂休养做寿回家之后，精神一直很好，当时，周总理正在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听说有歹徒企图谋害周总理，祖父极为不安。祖父每天都热切地注意着总理的行踪，焦虑总理的安全。祖父自1941年在重庆与总理见面之后，对总理非常敬佩，并且一直保持着联系。
春末夏初，北京的傍晚温暖而迷人，花红柳绿，空气清新，祖父住房的廊檐下摆满时令盆花。5月5日晚饭后，祖父和往常一样，照例坐在老地方，谈天说地兴致很高。喝过咖啡之后，又坐了一会儿，才回卧室躺下看《参考消息》，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到次日凌晨，祖父突然昏迷不醒，从此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我的两位祖母、秘书、铭哥等人，都守在祖父身边。大夫、护士带着氧气、医疗器械和药物，赶到我家进行紧张的抢救。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地前来探望，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抢救无效，祖父患脑溢血于1955年5月8日与世长辞。他走得很从容，毫无痛苦的表情，和睡着了一样，依然是那样慈祥。
祖父临终时，我的两位祖母、我和女友(现在的老伴)、秘书、铭哥都侍立在侧。次日，我的父母才从东北赶回北京奔丧。葬礼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周总理主祭，廖承志致悼词，仪式极为隆重。灵柩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穴位是天字第3号。每年清明，侨委、侨联、致公党都去扫墓。我的叔叔司徒立在世时曾先后两次专程自港来京扫墓。我们在京的儿孙则时常在祖父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寄哀思。
司徒美堂“与时俱进”的爱国言行琐记司徒丙鹤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的一生，是“与时俱进”，忠诚爱国的一生。
“他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廖承志）在风雨如磐，祖国危难时刻，美老几十年如一日，艰难曲折，奋勇向前，千锤百练，什么原因能做到这点？正是他服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教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循此以进，义无反顾，团结侨胞，争取胜利。
司徒美堂从五邑一个贫农孤儿，成为美洲致公堂和安良堂众望所归的社会领袖；从旧民主的辛亥革命到积极支持抗日和解放战争；从旅居六十九年的美国毅然回国参加开国大典，成为清醒的社会主义者。生活充满“传奇色彩”，事实上是“与时俱进”的历史必由之路！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坚强伟大！在世界风云激荡中被压迫的中华儿女起而奋战，一定会育孕出这样的时代先锋。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在平（北平）津（天津）解放，淮海会战尾声的关键时刻，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为远处海外的华侨两位老侨领写电报，请他们回祖国参加政协会议。原文如下：
致陈嘉庚信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覆。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致司徒美堂信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十月廿三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成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便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覆。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电文态度严肃，文词恳切，虚怀若谷，笔力千钧，据悉，当时由毛主席亲笔函邀参加政协的除陈、司徒外，尚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其重要之政治意义，可以概见。这也是对爱国华侨人士“与时俱进”的极高政治评价，载入史册，此后，“保护华侨权利和利益”的宪法条文，则立为国策，至今未变。
司徒美堂奉到毛主席电邀，兴奋得彻夜未眠，当即摒挡堂务，排除多种阻力，在纽约华人衣联会会长唐明照伉丽的安全护送下，经三藩市飞返香港，偕秘书司徒丙鹤秘密乘海轮偷渡台湾海峡，安抵北平，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首长的热烈欢迎。九月十七那次隆重“瀛台夜宴”，还被安排与毛主席同坐首席，享受殊荣。政协会议，司徒美堂、陈嘉庚还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十月一日同登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三十万军民参加开国大典。
左起：司徒丙鹤、司徒美堂、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司徒美堂的复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二月的“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和关心侨务工作”。他指出：“在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贡献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开展民间外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
讲话高瞻远瞩，概括当前世界形势。阐明侨务工作的前进方向，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指导意义。现在江门五邑“华博”汇报展览开幕，进一步夯实江门市华博建设的学术基础。加强三大侨乡之间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推动广东侨乡历史文化的研究，真是使侨界兴奋拥护的大喜事。我年届九十，从事侨务工作半个世纪，对此大喜事谨致衷心祝贺。热望江门五邑“侨博”理论研究工作走在全国侨乡之前，今后有更不平凡的收获，给“大有作为”树立榜样。
司徒美堂奉邀回国出席人民政协，初时并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长住北京当官的打算，所以会议一完，就对我说：“阿鹤，我们准备回美国香港去吧。”这和另一侨领陈嘉庚要返回侨居地新加坡有同样的想法。后被毛主席、周总理劝止，留在国内奋斗。我奉陪美老住在北京紫禁城下北池子四合院六年，除了开会、旅行，倾听他畅谈生平历史时间很多。真是无所不谈，无奇不有，海阔天空，叹为观止。我们每天喝三回咖啡，早餐、下午茶，晚睡前。他关心祖国，放眼世界，每天也必谈《参考消息》，议论一番。我过着学习近代史现代史的生活，兴趣越来越浓，获益良多。
美老感叹，洪门人士以“忠诚爱国”为第一信条，言之甚易，行之维艰。我虽未上过战场，却过着不少的真刀真枪的生活。
司徒美老讲述故事，有声有色，他记忆力极强，陈年旧事，人物、地点、时间，都能清楚无误地叙述：
“为维护侨胞的权益，我们建立互助互济的致公堂，安良堂，常常遭受清朝驻美钦差官的搜捕，押送回国杀头，我还长期受到保皇党康有为之流的恐吓和出卖，遭受美国移民官陷害，挑起“堂斗”，遭受蒋介石派出特务的黑名单，暗害和侵吞侨汇损失；在香港沦陷之时，被日寇逮捕，迫当维持会长，到了重庆又被特务封锁，禁阅进步爱国的‘新华日报’，阻止访问延安；在南京上海拒当伪国大代表为群小恐吓；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吵架，痛斥美国助蒋打内战；我准备回国参加人民政协时，则受到四大豪门孔祥熙的讹诈，散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恐吓；坐轮经台湾北上开新政协遭到蒋舰的堵截。总之，时时处处都有反动黑手威胁着我，我要爱国，他不让我爱国，要我卖国……。”
香港沦陷，美老陷日寇之手，美洲有些反动报刊造遥“司徒美堂向日本投降，当了汉奸。”致公堂元老阮本万，力斥邪说：“司徒美堂为人不死则逃，决无降理。”不久逃走抵走渝的美老闻讯大笑一声：“知我者，阮本万老弟也。”真是生死见真情，生死见大义。
司徒美堂出身贫寒，受人欺侮，坚持自卫，少年在新会城当学徒，学习功夫，孔武有力，一棍在手，十人莫近。在美洲任致公堂总监督数十年，排难解纷，疾恶如仇，仗义执言，性烈如火，处事公平，具有社会威信。但对良师益友，倾心求教，闻善言则拜，甘为前驱。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召开人民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时，美老尚在香港为特务跟踪，不得自由行动。一经香港地下党派人接触征询意见，当即公开招待记者，发表国是主张，秘密上书毛主席，竭诚拥护五一口号，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他指出：“国民党存则中国亡，共产党在，则中国兴。”态度明朗坚决，在“民主个人主义者”猖獗，有人狂呼“走第三条道路”的香港广州政治迷雾中，这是当头一棒，极获毛主席称赞，立即复书邀请返国（电文见前）。一九四七年在南京上海，美老拒当伪国大代表，蒋介石派杜月笙恐吓：“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美老挥杖拍案而起，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声裂金石，多年后，仍然可闻其声，可称政坛绝唱。
司徒美堂来自群众底层之中，充当社会领袖多年，深知大众伟力，必须广交五湖四海朋友，团结大多数，所以他的良师益友遍布天下。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安良堂法律顾问十多年，和美老有深厚友谊，凡有利于华侨的事，都肯予以协助，废除排华法律，是其中一例。孙中山改组美洲致公堂，指示美老成立安良堂，对辛亥革命产生巨大作用，他长期追随孙中山，但反对在致公堂集会读总理遗嘱，明白无误地排斥“个人迷信”。蒋介石也不敢得罪，与司徒美堂重庆会面，蒋送他出第三道门，还任美老当什么“参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彭德怀、陈毅，美老则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亲自把华侨捐款送给抗日马占山和蔡廷锴，保护蔡廷锴游历美国。
历年来，一些到美加避难的爱国进步人士，如陈其瑗、陶行知、陆璀、王莹、司徒慧敏、司徒乔、杨虎城、冀贡泉、林棠、冯玉祥夫妇等，美老都热情照料，在多方面予以赞助。他关心国际局势，从各方来人了解祖国和世界的情况，办了许多报刊和华文学校，宣传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教育新华人英杰。
二战期间，美老以华侨顾问身份，曾参加联合国的筹备工作，与中共代表董必武共事，获得教益，启发甚多。二战胜利，美老盱衡世局，想得更深，对华侨“就地生根”，“四海为家”的思想问题和实践问题，有所领悟，故力主爱国主义应与国际主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华侨应参加当地主流社会，融入共同发展洪流，以促进中华文化更大的弘扬，爱国主义更具有广泛基础。只是美老已入暮年，无法返回美洲再作努力，多所发挥，但当前华人社会，正朝此方向发展，是可告慰美老生平志愿。
辛亥革命耆宿、致公堂元老司徒美堂先生，一九五五年五月因病去世，北京人民为之举行公祭，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一生热爱祖国，坚持真理，追求进步，团结侨胞，向往光明，是爱国的旗帜，华侨的楷模，其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形象的体现。广大华人华侨继承和弘扬美堂老人的优良传统，团结互助，和衷共济，中华民族一定能在廿一世纪重振雄风，再创辉煌，全面建立小康社会，为世界和平发展多作贡献！
二00五年十一月廿五于江门旅途
（司徒丙鹤，1916—2010，开平赤坎镇雁湖里人，朝鲜归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派到司徒美堂身边的秘书。著名记者和作家，先后任职于香港《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华商报》、《文汇报》，广州《前锋日报》、《新商晚报》，北京国家侨委，中国侨联，全国政协华侨组、内务部，山东劳动大学。中国新闻社离休干部。编著文集有：《祖国与华侨》、《束风楼杂记》、《京华感旧录》(五卷)、《从牛棚到干校》、《美加纪行》、《北京政坛见闻录》、《爱国主义与现代化》、《特写通讯选集》等。）
文革“红八月”——滴血的记忆：一言夺命，女童丧母章立凡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122126780.html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竑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知名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至，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恶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