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支部队的骨架精华，都来自于其军旗下的青年军官。粤军的青年军官群体，从1911年北伐粤军开始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是一个不断分裂与聚集的动态过程。
北伐前的粤军的中坚青年军官，大都是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青年。前期军官多出自黄埔陆小、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武昌陆中、保定军校。小部分行伍出身，文化不高的军官，便是从各个军队自办的传习所毕业。
晚清随着外国商品大量地输入华南地区，传统乡村的小农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兼之清末民初战乱不休，更是令农村经济凋敝。而农业生产工具的原始破旧，多数农具还保持着一两千年前的样子，又使劳动生产率极低。举个例子，90年代中，粤中英德地区农民收割稻谷，仍有农户用抡着稻子在禾桶里靠摔打脱粒。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乡村是无法取得经济发展的。
华南山区与丘陵地带分散耕作的特点，又让地方政府极难组织起大型的公共灌溉水利系统。清初至民国，即使是精心耕种的水田，亩产两造收7担谷便是高产。望天灌溉的旱田，一年两熟能收3-4担谷，就算不枉辛苦。所以一般山区农户仅靠种地所得已难以维持平静安详的生活。“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锓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冻馁，而荒岁必至死亡”。
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与动荡的时代，使农村青年不可能传承耕读传家的理想，种地渡日已经成为妄想，坐守家中就意味着无望无助地逐渐贫穷下去。当他们翘首山外，却发觉自己现代知识（如物理、化学、数学）基础的薄弱，无法与大城市青年进行升学及其他领域的竞争。自己除了可以出牛力卖贱命之外，实在不知道路在何方。
在这种背景下，从军谋生便对他们就极具诱惑力，官办军校不交学费还有生活补贴就成为他们角逐的热门。在那些沙场余生过来人的回忆录与口述史里，有关于此的描述屡见不鲜。民初黄埔陆小招生，五六千人投考招收一百二十余名，几是百里挑一。1918年保定军校改从中学生里招生，竟轰动一时，各地无财力升学或辍学的穷家青年纷纷投考。
这些来自农村的精英，从小就衣衫褴褛，饮食粗糙，还要承担部份繁重的农活，这种乡村生活的磨炼反而使他们体格健壮，刻苦耐劳。因此对艰苦的生活自有特殊的忍受力，并能适应军队单调紧张的生活，在战场上也能保持旺盛的体力与坚韧的意志。
这些青年早年在黄埔陆小接受初级军事教育时，在同盟会秘密散发的宣传读物中，他们了解到过去满清对汉族残暴的征服史，还有当今中国的外忧内患，民族意识的复苏常常让他们痛苦得抱头大哭。从此之后，朴素而坚决的民族主义意识便根扎在他们心中。在邓铿、赵声的感召下，这些少年纷纷加入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在其后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他们追求个人发迹的理想，逐渐转变成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的理想。1917年，这些青年精英相继集结在孙中山旗帜下，开始征战四方，接受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与责任。
在长年的军旅生涯中，相似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他们很容易因为同袍、同乡、同族、同窗、同姓等五同关系结成一个个亲疏有别的群体。这种以地域为纽带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旦借助时势风云，登上历史舞台，很容易演变成地方军政派系。
但是限于单一的军事生活与较低层次的知识结构，令他们思想比较缺乏单纯，缺乏对各种政治理论的兴趣与鉴别，对军队之外纷纷嚷嚷的政治斗争总是感到无所适从。所以他们习惯于结成团伙，彼此论忠心、讲义气，上下如父子，同袍如兄弟。在团伙中跟着某个领头人走，而这个领头人一旦在政治与军事上押注成功或看错方向，都会导致一大批人的投效或离散。
1926年，他们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投身北伐。但在其后农民运动的高潮中，他们无法接受共产党提出平分土地，平分一切财产的主张。
从政治渊源上说，他们在成长的关键阶段，便参加了辛亥革命，这是他们军人生涯的重大转折。而三民主义虽然有种种弊端，也提供了一套建国富国的思想体系，所以三民主义很自然便成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所。
在感情上，孙中山是本乡本土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亲切而又实在，如父似兄。他们在他的旗帜下战斗多年，其意义不再是过去跟着军阀乱打一场那么简单，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独立而奋斗。而共产革命来自苏俄，领袖人物马恩列都是留着大胡子的鬼佬。中国人被鬼佬欺负了上百年，而今再去拜在鬼佬的脚下，在他们简单的思维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政治信仰问题，而是民族自尊心与骨气问题。中俄初期的合作关系无非是孙中山发鸡盲，老眼昏花地冇睇清苏俄借鸡生蛋的计谋，根本不知道苏俄目的就是想颠覆国民党，企图把中国变成其傀儡。
在个人的生活上，这些青年在少年时代便告别故乡从军报国，对父母总是抱有为国尽忠而不能尽孝膝下的歉疚。在为国家争独立与富强之外，他们个人的理想就是光宗耀祖，让父母扬眉乡梓，并在生活上过好一点。而共产革命不但粉碎他们的这种理想可能，同时还要把其家中维持生计的少量田产也要剥夺，他们对共产革命的反感，便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