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高课在行动.黄河故人 西西河 黄河故人

80后90后是不大清楚的了，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特高科的女特务了

特高课这个东西，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有种说法是进了宪兵队，九死一生；进了特高课，就是十死无生了。

特高课貌似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其实并不完全神秘。有一个和它类似的机构，一套就很容易理解了，其实就是日本版的秘密警察。特高课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是广义上的特高课。这和秘密警察不完全一样，比如以下两点：

第一，特高课体系结构分散。外务省下的领事馆有特高课，法务省下的警视厅有特高课，陆军里的宪兵队有特高课。各个特高课之间协作非常好，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归属关系。

第二， 特高课的谍报职能要强于秘密警察，这一点是由日本的民族特性决定的。

日本的情报机构走出去，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有一条誓文，叫做“求知于世界，以振皇基”。这一条再加上日本人对天皇的盲目崇拜，造就了可怕的全民情报力量。特务头子川上操六曾经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家产抵押出去，借款供手下到中国来刺探情报。日本整个国民，上至外交官长途跋涉骑马横穿整个俄罗斯，中到有人去我国东北干土匪以了解风土民情，下到在沙俄远东的妓女打探军队布置情报。把情报做到细致到这个份上，也难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他们都赢了。

川上操六

比这个还变态的是，出于效忠天皇，十九世纪有不少年轻的日本陆军军官，放弃军籍，潜入中亚，到阿富汗、外高加索一带活动。他们的身份是“嘱托”，在明治天皇时代，“嘱托”的身份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用中国现在的一个词来套用一下——聘用人员。简单地说，日本陆军里的军马和军犬是有编制的，死了有相应照顾，嘱托没有，死了陆军是不管的，连犬马都不如。就这样的待遇，还有一批日本年轻军官，潜入阿富汗一带，啃大饼子，喝冰水，呼吸含氧量只有日本三分之二的氧气，好几个月不洗澡。最后一条和皈依（表面上）伊斯兰教是日本人极难克服的两个心理障碍。

细心地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军官要退出现役？是这样的。日本的情报部门要走出世界，但从未出过日本国门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做，谨小慎微的日本人为避免被别的国家抓住把柄，就尽量采用了民间的名义。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黑龙会，拜《霍元甲》、《陈真》所赐，黑龙会在中国的的知名度远大于他的母体“玄洋社”。黑龙会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的民间组织，其权势很大。比如孙中山曾经和黑龙会的头目头山满关系密切，而孙中山从头山满那里拿的钱其实是日本外务省的；军部派遣的驻俄武官必须由黑龙会选定，比如日本驻俄国武官明石大佐，他的情报对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黑龙会确实得名于我国的黑龙江，但却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是针对我国东北建立的，它的首要目标是沙俄。拿不拿的下我国东北，清政府的态度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解决掉俄国人。说句不好听的，日本根本就没把以慈禧太后为首清政府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清末到过我国青海西藏一带活动的日本间谍松田满雄，回到日本之后宣称中国“猪最勇敢，狗次之，人都是神经病”，理由是他拉屎的时候，猪敢上来在他裆下吃屎，狗在他拉完之后才会过来，中国人只敢在他擦完屁股走了之后，才来拾粪。

日俄战争之后，民间情报组织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局限性凸显出来。外务省、陆军、海军这三驾马车走上了日本的情报舞台。特高课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狭义的特高课是指归内务省管辖 ,镇压日本国内的反体制言论、 思想、 宗教、社会运动的秘密警察组织。广义的则包括归内务省管辖的特高课、 日本国内归军部管辖的宪兵队特高课、 中国沦陷区的特高课等。

特高课首先产生于日本内务省，目的是为了研究控制民众的思想，应付国内事变。内务大臣下设警保局，警保局下设保安课，其下面设设警视厅特高课及北海道、大阪府、京都府和各县警察部特高课，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其职能与德国的秘密警察类似。这也难怪，因为日本人的整个情报机构学习自德国，德国人梅克尔少校是可称得上是日本谍报界的导师级人物，日俄战争后请来了情报分析专家，又请情报德国内务部专家来帮他们整理情报系统，还请德国人教会他们电台测向技术，佐尔格就是这么被定位的。

前面说了，特高课体系的结构并不像德国的盖世太保那样严密系统。我们谈到特高课，一般认为它的最大成就是破获了红色谍王佐尔格的“拉姆扎”小组。这个小组也是整个二战期间，在日本本土活动的唯一一个外国间谍机构。

破获红色谍王的是东京警视厅特高课，有很多资料上说是宪兵队，这个不太准确。主持破案的是东京警视厅特高课，负责审讯的是东京警视厅特高课，破案的第一功臣是警视厅特高课大阪大佐，他是东条英机主管关东军宪兵队时候的亲信。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够，抓人的任务主要是由宪兵队完成的，截获无线电信号的也是宪兵队。

为了介绍清楚东京警视厅特高课这次的成就有多大，需要解释清楚一下佐尔格小组的成就，红色谍王可不是浪得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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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谍王佐尔格

佐尔格深受德国人的信任，因为他出身于富裕的德国工程师家庭，不是简单的衣食无忧那种，在德国长大，接受了从小学到博士的全部教育，一战的时候蹲过战壕。他有一半的俄国血统，父亲有些美国化，但是在当年的德国这很正常。在日本期间，他帮助德国大使馆搞到了大量的日本方面的情报，是德国驻日本大使馆能接触到最高级秘密的四个人之一，德国人认为他是德国对日本方面最能干的间谍。

佐尔格深受苏联人的信任。不仅仅因为他有一半的俄国血统，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红三代。早年恩格斯起义失败后亲自带队断后，而为恩格斯断后的几个人中间就有佐尔格的爷爷。佐尔格的爷爷之后跑路去了美国，美国内战期间在林肯手下做过军官，所以佐尔格的父亲是个有一定程度美国化的德国人。

佐尔格深受日本人信任，是因为他的温文尔雅和渊博学识让大量的日本高官所折服，他和一般日本人心目中的外国人不一样。

佐尔格也曾经深受蒋介石的信任，这个就不多谈了，蒋委员长对德国人一直非常有好感。

别尔津，派遣佐尔格的人，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负责人。唯一一个从未在KGB担任首脑却被认为是KGB领导人的人。

佐尔格的情报成果有很多：在上海期间他报告了蒋介石系统的大量情报；报告了张作霖被炸死后日军的可能动向；推断了918之后日本不会和苏联开战或者稳定消化中国东北，而是会和中国全面开战；他建议苏联在张鼓峰和诺门坎狠狠教训日本关东军，基本打消了日军北进苏联的念头；最重要的是在苏联被德国压的奄奄一息的时候，报告了日军不会北上进攻苏联而将和美国人开战的重要情报，使斯大林可以放心的从远东调兵，从而扭转了整个二战的局势。仅以最后一条情报而论，就可以称得上是谍王。没有世界大战发生的话，谍王这个称号很难有人从他的头上夺走了。

中国有句话，叫做一个好汉三个帮。佐尔格能完成这样的成就，与他拥有大量的得力助手是分不开的。发报员克劳森，德国人，他从佐尔格进入谍报界就是他的助手，直到和佐尔格一起被捕。方文是佐尔格在中国最得力的助手，后任职安全部；

尾崎秀实是佐尔格在日本最优秀的助手，他与佐尔格一同牺牲。帮助佐尔格招募这两个左膀右臂的，是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名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也就是《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作者。我想没有什么人会猜到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居然是谍报人力资源高手吧。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第一次见面，选择的地点是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个公园。

尾崎秀实，近卫文磨首相最信任的人之一。佐尔格小组重要成员，与佐尔格一同牺牲。

方文在佐尔格手下工作期间，曾经发展了他的同学张永兴。张永兴经佐尔格考察后，认为是可造之材，遂被派往苏联受训。受训归来后，张永兴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波波夫”小组，其成就之大，令东条英机坐立不安。

那么佐尔格的活动经费呢？干这活没钱可不行。他去上海，是拿着德国化工垄断企业的钱，以考察的名义去的，实际为苏军总参谋部服务；在东京，一方面作为记者和专家拿德国人的钱，一方面安排手下开办晒图社，边挣日本人的钱，边偷日本人的情报。为什么他这么牛？佐尔格是记者身份，可他是研究银行学的博士，挣钱对于他来说小菜一碟。他的情报小组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了，因为他的小组不仅不怎么花钱，还能挣钱。

他在东京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是和他与当时的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将军分不开的。当佐尔格刚刚认识奥特的时候，他还不是大使，只是个中校，还在一个靠边站的职位不死不活的工作。奥特曾经在蒋介石那里当过顾问，佐尔格利用自己也曾经在中国呆过这一点和他拉上了关系，又利用自己惊人的情报能力帮奥特中校搞到了大量日本方面的重要情报，使得奥特中校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不仅仅从靠边站混到了核心区域，还连升两级成了将军，当上了大使。这种有能力的恩人，奥特自然知道如何去对待他，虽然有流言佐尔格博士和奥特大使的夫人有些地方比较暧昧，但是奥特大使仍然把佐尔格列为自己最信任的人。佐尔格和奥特大使夫人这档子事，是佐尔格的保护色之一，因为日本人也认为一个好色的男人不会是优秀的间谍。无独有偶，日本最出色的间谍之一吉川猛夫在珍珠港那里，也是以一个好色猥琐的日本男人形象来掩护自己的间谍工作的。

那么佐尔格是如何被破获的呢？这样就涉及到反间谍工作的十六个字“大海捞针，抽丝剥茧，打草惊蛇，钓鱼执法。”

先插个片段，佐尔格的小组很能替自己的间谍机关省钱，不过最会省钱的可不是他的上级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而是对岸的国军们。不信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刘连昆还没来得及领的薪水哪里去了。

另外，在俺看来，科恩的层次还是远不如佐尔格。佐尔格所在的东京，看每个外国人都像特务，二战期间日本人的反谍能力也不是这些中东废柴们可以比的。

佐尔格被日本人盯上，是因为他频繁发报，被日本宪兵队截获。佐尔格传递情报有很多路径，比如他曾经用德国的外交邮袋带情报去香港，然后在那里传递给相关人士；也曾经安排发报员托马斯克劳森的夫人安娜克劳森携带胶卷的资料前往上海，转交相关人士。有一次竟然安排安娜克劳森带着情报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同机前往上海，路上精通多国外语和四种中国方言的土肥原贤二用俄语和安娜交谈甚欢。（安娜是苏联红色革命后逃到我国东北的白俄）当然他最经常使用的方式还是发报。

佐尔格最得力的报务员就是安娜的丈夫托马斯克劳森。他去东京后，因为派给他的报务员不好用，他还特意把克劳森要到了日本。克劳森使用一台便携式发报机发报，为了避免被日本人的测向机锁定，他常常要驱车上百公里到处找地方发报。他曾经在海边发报，被日本侧向机认为是海里的潜水艇发报。但是到了后期，克劳森心脏病愈发严重，已经难以承受这种折腾，而日本人又从德国人那里搞到了最先进的测向机，终于被破获。不过克劳森倒是因祸得福，因为他有严重的心脏病，特高课的人怕一不留神把他弄死了，就没给他用重刑，结果身体最差的他反而平安活到了二战胜利，后去东德隐居。平平安安，隐姓埋名，难道不是给间谍们最大的奖励吗？

佐尔格的小组在日本工作了八年，期间他多次申请撤离，但是莫斯科每次都不批准。因为在东京的外国人建立一个情报网那不是一般的难，直到他确认日本关东军不会北上苏联远东，他和他的小组才得以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

（把间谍用尽最后一点能量是二战期间几乎所有国家的通病，比如大家熟知的007原型之一，他的小组也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得到撤退命令，但是已经很紧张了，结果只有他自己勉强逃出生天，小组成员则全军覆没）

我们谈谈特高课是如何破获佐尔格小组的。宪兵队一共截获了佐尔格小组的电文多达几十万字，但就是破译不了。特高课知道在东京有一个间谍组织，但对这个组织一点都抓不住。他开列了一个长达几十万人的名单，然后一点一点排查。当然佐尔格小组的人基本都在其中，可是要从这几十万人里面找出来某几个人，那就是大海捞针。特高课当时有个做法，凡是到日本的外国人，都要被跟踪一段时间，写成报告，确认此人没有问题，才放弃跟踪，好在当时的日本也没多少外国人。很巧的是，佐尔格当时刚到日本时跟踪他的那个小密探平野，几年后升官了，恰好还是调查佐尔格。当年平野跟踪佐尔格跟踪得十分辛苦，以至于佐尔格都很同情他，凄风苦雨中给他几个小钱让他找地方喝杯酒暖和暖和。

大桥大佐带领他的手下过滤了几年，终于到了最后的不太长的一张名单，其中德国使馆新闻专员佐尔格博士、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东京负责人武凯里奇、首相顾问尾崎秀实赫然在列。这是一份令特高课颤抖的名单，因为这意味着首相和盟国大使都可能是苏联间谍。

以上是大海捞针部分，毫无头绪中找头绪；以下是抽丝剥茧部分，找到一点点线索就要追下去，别让线索断了，还要找到大鱼。

平野受命潜入了佐尔格的住所，但是一无所获，还被佐尔格发现了踪迹，据此佐尔格决定撤退。到这里线差一点点断了

特高课的宫下弘副警部当时在目黑警察署审讯日本共产党干部伊藤绿时,从其口中得知从美国回国的北林友是佐尔格的合作者,北林友供出了画家宫城与德。

在佐尔格决定撤退之前不久，有所发觉的特高课逮捕了画家宫城，

宫城被捕之后，以为自己败露，便企图自杀未遂，这引起了特高课的注意，随后他们搜查了宫城的家，搜出了秘密情报。同期被捕的英国记者则自杀成功。于是特高课对宫城进行了严刑拷打，得到了武凯里奇的线索。三天后，已经在嫌疑名单上的尾崎秀实被捕后招供，同天近卫首相下台，东条英机成为首相，近卫被软禁。

同一天，关东军情报部门发现有远东苏军向西方调动的迹象，德国使馆也得到了远东苏军在东线出现的情报，当然佐尔格也得到了这份情报。

当天他和武凯里奇见了面，没见到尾崎秀实。警惕性超乎常人的佐尔格当天向自己在日本的情妇石井花子进行了类似诀别似的告别，那次也的确是他和石井花子最后一次见面。

佐尔格的这个日本情妇本来是佐尔格在日本找的一个掩护，但是这个女人却死心塌地的爱上了这个年龄足够做她父亲的外国男人。佐尔格早就发觉了自己可能会暴露，就想劝石井花子离开他，找个好人家嫁了。但是石井花子态度异常坚决，除非佐尔格赶她走，否则她不走；如果佐尔格赶她走，她就去跳火山。佐尔格被捕后，特高课也没有为难她，战后她历尽千辛万苦用了四年找到了佐尔格的尸骨，倾家荡产为佐尔格买了一块墓地，并用佐尔格遗骨上的一颗金牙打造了一枚戒指，表示自己已经和佐尔格订婚。

同一天佐尔格还见了自己的报务员克劳森。同样警觉的克劳森和他谈起了自己当年是如何从德国驾驶小帆船去的苏联等等旧事，并告诉他自己已经把日本不会北上进攻苏联的情报发了出去，申请撤退的消息则因时间关系要等到第二天再发。

第二天，克劳森夫妇被捕后招供，武凯里奇被捕后招供，整个佐尔格的小组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宪兵队在武凯里奇家里搜到了胶卷，在克劳森家里搜到了收发报机。据此法务相向首相东条英机申请了逮捕佐尔格并获批准，第二天国家总检事长芦川和宪兵队到佐尔格家里逮捕了他。细心地芦川在佐尔格家里和克劳森家里发现了一本同样的被翻得很烂的书，就此佐尔格间谍案被彻底破获，已经截获的全部密码电文被逐一破解。一共39人被捕，分别属于苏联、丹麦、英国、南斯拉夫、美国等九个国家。

谍王之所以是谍王，可不仅仅在于他能搞到的情报有多么重要，还有他在被捕之后，依靠从审讯他那里得到的简单信息，仍然能玩弄那些抓住他的特务们于股掌之上，虽然他被抓住就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外界的信息再也得不到他的信息（他可以得到外界的信息）。

佐尔格做的很牛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招供了，用德语，而且基本上是实话，这一折腾就用去了好几个月。

当他从审讯他的人那里知道密码被破，他就知道在日本的所有工作已经不再成为秘密，日本人把这些事情弄清楚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几十万字的电报，也是需要大批人手消耗大量时间去破译的。

特高课和宪兵队办事的就那么些人，大批的人手被集中在佐尔格这里，别的小组就能继续发挥作用或者及时撤退。于是佐尔格非常详细的写了大量的个人方面的资料，特高警察们就一一去查实。一查居然是真的，他们就更得意于查实这样工作。这下子居然拖了他们好几个月的时间。当然佐尔格没有完全说真话，关于上海方面的材料全部是真中有假，把特高课累了个臭死。

佐尔格没有白拖延时间，这宝贵的几个月里，在上海的中西功小组发出了大量绝密情报，其中就包括进攻珍珠港的时间等重要情报。

注：1944年佐尔格在十月革命纪念日被绞刑处死，行刑前他用俄语高呼“红军万岁”，尾崎秀实与他一同被绞死，武凯里奇因受刑过重，死在监狱，宫城死于肺病，克劳森和妻子安娜出狱后前往东德生活，其余人不详。

东京警视厅特高课忙了几个月，收获颇丰，他们查实了佐尔格招供的大部分信息。消停下来之后，他们才开始琢磨，这么强大的一个国际谍报组织，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而安娜传递胶卷等情报却是去上海?佐尔格还曾经送情报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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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中国共产党这边的情报关系，与佐尔格不是一条线，当然佐尔格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佐尔格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对日本人说实话。

中西功这个日本人怎么是中国共产党这边的情报员呢？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他是在上海同文书院，一个日本特务培训机构那里学习的时候，被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王学文发展成为团员。之后因为上海的共产党机关被破坏，中西功就一直是团员，并回到了日本发展。在佐尔格重要助手尾崎秀实的引荐下，进入日本重要特务机构满铁调查科工作，后回到中国。抗战爆发后接上了关系，1938年转为中共党员，归属中共上海情报科，即大名鼎鼎的中共特科的后身。

关于日本南进而不北上这一点，毛泽东知道的并不比斯大林晚，这是因为中共这一边有中西功的存在。中西功是南满铁道重工业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权威专家。满铁不是简单的商业机构，是日本的重要特务机构，被称为“国策公社”，类似美国的兰德公司。中西功，这个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员，就在里面的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持工作，负责华中、华南的综合调查工作，为日军制定政策提供建议。除此之外，他还被借调到“中支派遣军司令部”特务处参与策划过汪精卫的叛逃工作，所以中共知道汪精卫要叛逃的信息比国民党早。

中西功为什么也能知道日本人不会北上苏联而是南下呢？太简单了，他那个位置能接触到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而且军队和物资的调动、储备情况，再没有比铁路部门更熟悉的了。

其实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也比较早的得到了情报，并不比中共这边慢很多，这还是和特高课有关。台湾的特高课负责人在1939年已经投诚到了军统麾下，其实1932年他已经投诚过一次了，但是没能继续下去，1939年才接上关系。这人是林顶立，现在一般都知道他是大企业家而已。林顶立干的是汉奸的工作，实际上恨极了汉奸。日军若南下，台湾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这些情报对于台湾特高课负责人来说并不难得到。日本投降后，林顶立担任军统台湾站第一任站长，手下台独分子人头滚滚，称得上是镇压台独的第一把鬼头刀，直杀得台独到了90年代才缓过气来。（这一段老萨提过）

和佐尔格一样，中西功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北平、山西、南京、大连都有和他一样的日本战友，上海手下他更有一个特别调查班，里面地下党若干人。

1941年中西功夏收到过一封奇怪的的电报，内容是莫名其妙的“向西去”，发报人更是莫名其妙的用了中西功自己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毫无疑问是一封报警电报，发信任一直没人知道，据中西功自己后来推测，应该是尾崎秀实或佐尔格小组某个未暴露的人或尾崎秀实等人被捕前发出电报向在上海的中西功报警，让他前往延安或者新四军那里。

中西功这条线，佐尔格小组里面只有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两人知道。尾崎秀实的招供里面提到了上海同文书院里的马列主义学习团体，当然没有提到中西功。

中西功收到“向西去”的告警电报，立刻向上级报告，辗转到了潘汉年那里。最后返回的却不是撤退的命令，而是要他东进日本进一步搞清楚日军南下的具体期限。联络员程和生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中西功却向他解释，自己的位置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这种事情，只能自己冒险去做。正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个情报可不是手到擒来的，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只有山本五十六几个人知道，计划都是手写的，想弄到这方面的东西，难比登天。就算弄外围情报，也只有参谋本部才能知道，可是他一个小小的满铁职员，想进参谋本部倒不是进不去，问题是进去了也没人把他当回事，啥也探听不到。更麻烦的是，他到了东京之后，就发现他的同志兼朋友尾崎秀实等人已经失踪了，特高课的密探们已经在他们的家里蹲坑等候。

不仅如此，在他到达东京后不久，就收到了告警信息，要他立即撤离。别说是聪明绝顶的中西功，就算是我等愚鲁之人，这时候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最后的情报来源是中西功遇到了军报的一位记者，从那里知道了日本和美国谈判的预计最后期限是11月30日，并且海军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随后中西功立刻回到上海，在满铁浩如烟海的情报中，确认了谈判的最后期限，找到了计划中南方战争师团级的部属情况。

大约在同时，南京的西里龙夫也确认了关东军南下，日本海军在11月下旬集结完毕，预期航向东南的绝密情报。（实际上联合舰队是先往北开的）

具体到偷袭珍珠港发生在12月7日这一天，是中西功推算出来的。他也只是推算出12月7日的可能性最大。他把这个绝密情报转给了联络员程和生，并且把佐尔格小组已经被破获的消息给了程和生，让他转给小组的其他人，并上报潘汉年。

作为重要的战略情报员，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共对中西功的保护不太够。

同样是战略情报员，和德国驻重庆使馆关系密切的阎宝航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蒋介石的速记员沈安娜距离周恩来也只间隔一层。

而中西功这里，距离周恩来，中间有这么多层：周恩来——华东局——潘汉年——某负责人（多次变换，不署名）——南京李德森——交通员张明达——上海程和生——中西功。层数太多啦，就是仅仅截止到潘汉年，这个层数也太多了。层数多了安全，但带来的麻烦就是太不灵活了，一旦出事无法及时准确的得到有指挥权的人的明确指示。

他们得到了上级的嘉奖，也同时得到了要求坚守阵地的命令。应该说这段时间，他们对于东京警视厅的打草惊蛇工作，应对的比较合理。一直稳稳不动。

潘汉年在上海南京一带的情报机构那是非常的强大，汪伪里面被他渗透了个到处是共谍。在76号、日本人的岩井公馆、梅机关的特务机构，潘汉年都有自己的人，军统的南京站站长基本被他策反，上海站那里高层也有地下党。不客气的说，上海南京有啥异动，潘汉年可能比汪精卫知道的都早。

仅仅是中西功所在的上海情报科，其中有”满铁上海办事处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汪伪“中联社”、“中央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特工总部顾问陈一峰，中共南京情报站站长李得森，汪精卫的随从秘书汪敬远等等若干人，他们中的多数都在这次事件中被捕。

在上海情报科被破获这件事情上，潘汉年失算了。因为他所面对的对手，是他所不熟悉的东京警视厅特高课，不仅仅是不熟悉，能力也比那些76号、日本各类驻华特务机构、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高得多。

东京警视厅特高课一次又一次打草了，只不过是错上加错而成的，并非有意而为之。

大桥决定发个密电给“满铁”上海办事处，调阅中西功的全部档案和有关材料。可是却迟迟不见上海方面的答复。很久后大桥收到“满铁”上海办事处的复电，内称：中西功君已被借调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嘱托（顾问），“满铁”无权调动其有关档案云云。

东京警视厅的松本和野村去了上海，首先找到“满铁”事务所，要他们配合行动逮捕中西功。被“满铁”事务所竟然予以拒绝。“满铁”事务所强调，中西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忠于职守的有功之臣，没有确凿的罪证，光凭一纸拘捕令，他们实难从命；又说他已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嘱托（顾问），没有总军签署命令，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找到总军特务部，再吃一个闭门羹，说这是反间谍机构上海宪兵司令部的事。

跑回到上海宪兵司令部，上海宪兵司令部把他们支到了兴亚院的特高课。

腿快断了里的松本和野村离开了上海，找到兴亚院，兴亚院说上海有我们领事馆，这事归他们管。

拖着疲惫的四条腿，这二位又一次回到了上海，前往上海领事馆，领事馆却说东京警视厅的拘捕令在他们这儿不顶事，必须有内阁的命令。

离开中国前在心里把日本驻华机构的领导们的母系亲属都问候了一遍之后，这二位回到了东京，终于请到了内阁的上方宝剑，然后发现中西功出差去了。

这么一通折腾，中西功已经有所察觉了。在察觉自己可能被发现后，中西功决意牺牲自己，保护组织，他的联络员程和生也决定这样做。后中西功在日本被判处绞刑（因日本投降而未执行），程和生在被捕后跳车自杀，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因为他们的牺牲，整个情报网虽然被破获，但是除了自杀保守秘密的程和生以外，其他人都幸免于难。

为了及时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战友以便他们撤退，中西功豪赌了一把。他把自己的情况转告给了同监房的一个朝鲜人军统特务。但是他被钓鱼了，因为这个人是个双重间谍，同时为军统和日本人服务，当然主要还是为日本人服务。根据这个朝鲜人的情报，特高课几乎把上海情报科一网打尽。

令特高课意外的是，这个情报组织的所有人都坚守阵地，无一外逃。因为中方的判断是日本特务对中西功有怀疑，但是具体干的是什么并不知道，事实上潘汉年的判断比较准确。但是中西功为了传递自己被捕的消息，却不慎被东京警视厅钓了鱼，然后这个情报网才被彻底破坏。

令特高课意外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程和生的自杀。程和生是这个情报网的管家，他一死别人那里的情报就全部支离破碎，再也无法形成有力证据，而这个情报网里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结果日本方面除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别人都没有判死刑。

东京警视厅特高课收网后开始审讯这些人，发现没一个好对付的。

汪敬远是汪精卫的秘书，中日混血儿，在日本长大，精通日语和两国的法律，口才绝佳，把审讯他的人弄得没脾气；

李德森是南京站站长，这个大汉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酷刑对他一直没什么用；

陈一峰是记者出身，口才出色，又是76号的顾问，酷刑对他也没什么用，连自己是共产党也不承认，急的特高警察们满头是汗；

西里龙夫那里，一审讯西里龙夫就给特高警察们上马列课，特高警察又不敢不记，结果他们的马列知识学习的非常之好，光笔记就记了四大厚本子。这要是到今天中国的大学，估计这帮特高警察马列课都不会挂科。

中西功则给这些特高警察们讲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上政治课。中西功知道得多，水平又高。这帮可怜的特高警察们，没听多长时间自己就对日本的战败深信不疑了，个人很同情他们。

1944年11月7日，日本法院对左尔格执行死刑。这时，中西功也被关押在巢鸭监狱，左尔格的牢房就在走廊对面更里面一点的地方。当左尔格从他的监房前走过去的时候，中西功听见左尔格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再见了，朋友。”

在中西功被捕前，他发出了大量情报，重要的有这些：

关于日攻美后第13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

关于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

关于日军接收租界后13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汪伪“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关于日本政界强烈希望在占领新加坡后即与美英谈判停战，但军阀一意孤行的内斗；

关于日本军阀中一部分冒险势力欲在开冻以前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沼泽地带进攻苏联，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实现的报告；

关于海战剧烈进行，日本国内粮食来源断绝、口粮分配锐减、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的报告；

关于第三期清乡将在澄、锡、虞修筑三百公里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以后又要将清乡扩大到浙、苏、沪占领区全部的报告；

关于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日军部署调整情况的报告；

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

关于美机轰炸日本造成的损失以及第13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

关于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的分析报告；等等。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送出了关于日军将发起中途岛战役及其兵力使用的情报。

破获中西功情报网是东京警视厅特高课的巨大成功，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事实上他们抓错人了。

佐尔格的供词里提到了王某，实际上这人不姓王，也不是一个人，这个人主要指的是方文（张放）

在介绍方文之前，先介绍一下他的一个下线——张永兴。张永兴可是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干情报工作，就让东条英机这大特务头子企图劝降他的人物。当然这时候的东条英机还只是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距离逮捕佐尔格时候的首相一职还处在一个几乎看不见更别提摸得着的距离，甚至还不如板垣征四郎这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家伙，板垣征四郎比东条英机早8个月晋升中将，到东条英机当上首相之前几乎一直压着他半头，当然上绞架也是东条英机先上。

张永兴是周总理的小学弟，毕业于南开中学，本来是一个国民党员，虔诚的基督徒，老成持重，严于律己。918事变后，他在东北组织义勇军，失败后进关向常凯申求助未果，失望透顶，有了遁世的想法，恰在这时在南京遇到了方文，仅仅三天时间，方文就把他从虔诚的基督徒改造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不久后的在北平的第二次谈话，张永兴即表示：上帝管不了人间事，人间事还需人来管，他愿意舍家为国，如果共产党需要他，他愿意加入共产党；第三次谈话，张永兴即被吸纳入佐尔格小组，成为了北平的负责人之一。张永兴这个谍报天才，就这样被共产党收入麾下，他的天才表现容后表述。

在吸纳张永兴的同时，方文还吸纳了张树棣，张树棣的哥哥就是淮海战场上起义的张克侠将军。张树棣后来和张永兴都被派往齐齐哈尔，后牺牲于约1937年。从时间上来推断，张树棣是最早被送进731的烈士之一。后来张克侠寻找弟弟五十多年，直到去世前才得到了弟弟早已牺牲的消息。如果现在去看张克侠的回忆录，还可以看到里面提到张克侠想念自己这个下落不明的弟弟。

张永兴在北平没有呆多长时间，很快就被派往苏联学习，和他通路前往的就是张树棣。方文的妻子等人走另外路线前往苏联进修，等待安排工作。后方文自己也去苏联进修，学习完毕回到中国，还未开展工作就被召回，原因是共产国际的上海机关因叛徒告密而被军统破获。等方文安全撤退到莫斯科，张永兴已经快牺牲了。

张永兴的天才之处想用几句话表述清楚是不可能的。如果简单地类比，就是某骨骼清奇的农家小子，忽然有一天在街上花十块钱买了一本武林秘籍，练了几页，转身就成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慕容复类型的武林绝顶高手；或者说某个仅仅NBA夏季训练营练过一个月的中国人，出营之后两个月就在单挑中连胜科比数阵。

挺像起点的小说吧，但是这不是小说，这是历史事实。日本人最擅长的搞情报方式，就是利用公开手段搞绝密情报，他们防范最厉害的也是这个。偏偏张永兴就是公开手段，搞到了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能泄露出来情报，岂能不让东条英机心惊肉跳？

1933年8月同张树棣一起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军区情报部学习情报工作技术。　1934年4月，学习期满的张永兴和张树棣（化名闻汉章）被派往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秘密组建地下国际军事情报站。他们从扎赉诺尔方向入境，然后乘火车潜入齐齐哈尔，以商人身份住进谷川洋行。为了尽快找到职业，闻汉章经常与商人李洪志等人喝酒、打牌，混熟后，便从李洪志手中买下一个杂货铺。张永兴又在南大街开设了一家鞋帽店，张永兴当掌柜的，闻汉章作财东，还雇用王国相和王秀亭做伙计。为了长期潜伏，他们又把家搬来齐齐哈尔，张永兴家开始住在北大街，1934年末搬到东二道街仁惠胡同1号。　这房屋房檐比较大，院墙高，院子宽敞，有架设无线电台的大仓房，院内无其他住户，街巷深来往行人少等优点，为设立秘密电台提供了诸多方便。

安顿好后，张永兴按事先约定的指令潜返苏联麻亚夫斯卡亚，领取了 一台短波无线电台。

张永兴最重要的情报是针对关东军修建的要塞方面的。关东军的那些要塞，保密程度极高：中国人不许进入要塞若干距离之内，连伪满洲国的官员都不行；修建要塞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人能活着出来，几个幸存者负责的也都是要塞的外围，修地下工事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活下来，连尸骨都不知道被埋在哪里，不光战后中国人不知道，日军自己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被抓修工事的中国人，进入作业场地，都是被蒙着眼睛才用绳子一个带着一个进去，完工后全部杀死；火车经过要塞附近，要把窗帘拉下来，车厢内的日本兵或者日本警察或监视这一点，不这样做就会被送进宪兵队，同时要塞外围会有日本兵观察，如果哪扇窗户没拉窗帘，就会通知前面车站；飞机因航线问题不得不经过要塞上空，必须低飞低速，落下窗帘，地面上一样有日军用望远镜监视。

就在这样严密的布防下，张永兴还是在仅仅两年时间内，利用公开手段，获得了大量的绝密情报。需要指出的是，他回到东北，仅仅是两年时间，这其中还包括了发展考察下线，建立情报点等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可想而知，如果他也像佐尔格那样活动八年。

张永兴小组的代号是“波波夫”，波波夫这个词，对于谍报界那是异常响亮。这倒不是因为张永兴，是因为另一个在谍报界仅仅比佐尔格地位稍低的英国间谍，他姓波波夫，是前南斯拉夫人，007的原型之一。

这个波波夫，人如其名，是很多大波波事实上的丈夫，放荡既是他的本性，也是他间谍工作的保护色。他把策反他的德国间谍给反向策反了，搞到了大量情报，还从德国日本之间的外交电报中察觉到了另一个好色的日本男人琢磨珍珠港的蛛丝马迹。

如果波波夫是放荡的话，这个日本男人就可以称之为淫荡了，有意思的是，好色也是他的保护色，他叫吉川猛夫。山本五十六从日本海军无数的情报高手里唯独挑选这个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负责这么重要的工作，可见其能力过人。吉川猛夫所使用的，也是利用公开方法收集秘密情报，比如游泳来了解珍珠港的潮汐情况，勾搭老板娘以便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观察军港。

如果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间谍不需要用好色做保护色的话，大概也就只有中国人了。中国人中生活严谨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在张永兴他们那个时代就更高了。

张永兴他们的情报手段，包括收集垃圾，派人做苦力，派人到各地旅游，开设饭馆，记录车站情况等等完全公开的手段。有意思的是，这些手段，日本人都对别人用过，但是取得的成绩都没有张永兴那么大，考虑到日本人是用这招的第一高手，同时也是防范这一招的第一高手，可以想象张永兴给东条英机带来的震惊。

张永兴小组的被破获，可以说顺藤摸瓜。张永兴小组的暴露，非常意外。是张永兴携带情报去苏联汇报期间，某个携带情报过境的情报员被捕，酷刑之下他交代了一个联络点，一路严刑逼供，最后就追踪到了张永兴这里。

当时张永兴还在苏联，如果他壮士断腕，那么他没有危险。当他越境回到齐齐哈尔，就已经发现了家里的危险，过程中两次虎口脱险。但是日本宪兵队以他家里的情报和发报机为诱饵，终于诱捕了张永兴，之后又以同样方法诱捕了他的弟弟张克兴。

张家兄弟面对严刑拷打和日本人利用亲人威逼，都没有屈服；对于东条英机安排的劝降，也没有屈服，东条开出的条件有日本国籍、满洲县级参事官等等一系列条件，没发生任何作用。

当年冬天，张永兴等八人被枪杀。第二年，齐齐哈尔的另一个情报站张树棣（闻汉章）情报站也被破获，张树棣牺牲。

五十年后，参与破获此案的日本宪兵土屋芳雄写书称张家兄弟都已叛变，这一言给张永兴的后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给中国的安全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还好当时张永兴的案卷没有给关东军毁掉，调出来的原始档案狠狠地打了土屋芳雄的脸。土屋芳雄居然死皮赖脸趴在地上给张永兴的后人下跪，张家人不愿意原谅他，但是这个死老头子就是不起来。无奈的张家人拉起了他，在别人看来也就是相当于原谅了他。

1942年6月16日，东京警视厅特高课的便衣警察野村和松本在中西功的家里以他的老同学的身份，诱捕了中西功。

讲讲领事馆的特高课，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特高课。咱们在抗日影视剧里面提到的特高课，基本上就是这种。

1931年 10月驻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 ” 内开始设立特高课 ,其多数成员是日本内务省特高课以驻华武官名义,派出收集共产国际和中国抗日活动信息的情报员，搜集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天气、地理、民俗等等大量信息，记载得一清二楚,资料翔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中国日占区，宪兵队的特高课是配合领事馆的特高课成立的。原因很简单，要实现对占领区的控制，必须有当地人参与，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汉奸参与其间。伪军的宪兵队并不给力，日本人也不完全信任他们，管用的还是日本人自己的宪兵队。但是这日军宪兵队是不可能招汉奸进去的。于是，可以方便使用汉奸的特高课就成了主力，因为人数有限，所以宪兵队也就成立了特高课配合他们行动。

因为领事馆的特高课要使用汉奸这个特点，显然非常适合中国人打入。某个这样的人后来成了北京军区的保卫部长，当时他打入的是山东这边，此人名叫郭善堂，当时化名林洪洲，解放之后改名罗国范。

林洪洲这么做，是要冒着死在自己人手里还没处伸冤的危险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他曾经被农民偷袭，险些被打死；地方锄奸部门几次计划对他下手，总算被上级压下来了；家人被人民群众歧视；他的部下因为紧急情报需要传递来不及通知相应上级，就死在自己人枪下；他也曾经被人告发，险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林洪洲被告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抽大烟，不玩女人，不赌钱，所以他不是汉奸，很可能私通八路。宪兵队把他抓去，严刑拷打说他私通八路。听到这个他就放心了，知道日本人没有证据。因为他就是八路，所以他不可能私通八路。经受了一个月的皮肉之苦，他给放出来了。

林洪洲被放出之后，日本人还是怀疑他，恰在此时一个出于义愤的农民刺杀了他。林洪洲好悬死掉，但却就此摆脱了日本人的怀疑。告发他的汉奸，被送去东北做劳工去了，没啥意外必死无疑。

原中共泰安县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根明，因为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一天突然悄悄离开根据地，来到泰安城里向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自首投降了。林洪洲为了除掉这个叛徒，暗地提醒日本人小心这是假叛变，苦肉计。八路的锄奸科在适时送上假情报，然后这个叛徒就开始吃苦头了

刘根明在日本人这里吃了苦头，后悔自己叛变投敌。想起在革命队伍里，虽然生活艰苦，但组织对自己很信任，同志们对他很亲热。如今在日本人手里，过着如此屈辱的日子，思来想去，真是后悔莫及，就向锄奸科长王芳（后来的公安部长）写了一封亲笔信。意思是误入歧途，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悔之已晚。请求组织原谅，一定将功赎罪，随时听候指示。

殊不知，刘根明一举一动，明里暗里，早在日本人监视之下。这封信，随即落入宪兵队手里。日本人念其叛变投降初时有功，没有枪毙他，而是也给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日本投降后，林洪洲归队。他因为想念母亲，没回部队而是先回了家，差点被群众抓起来杀头。他大声说：乡亲们别误会，现在我说你们也不相信，要枪毙、杀头让政府来判。送到区政府，区政府不信，但是也没杀他。电话打到山东军区敌工部，才弄清楚他的身份。

这一个是敏感地带，因为这个特高课，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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